互聯網早已打破了國界，誰是新時代的「世界公民」？他們又該做什麼？
所謂世界公民，就是不以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公民身份自居的人。
奈傑爾·沃伯頓（Nigel Warburton）是一位作家、哲學家和播客播主。他最近發表的一本專著是 2011 年出版的《哲學簡史》（A Little History of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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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 年，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出版了《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在這本書開頭的部分，主人公斯蒂芬·迪達勒斯（這本書既是一部自傳體小說，也是一部虛構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而言，迪達勒斯象徵著喬伊斯自己——譯者注）打開地理書的扉頁，審視著自己寫下的東西：
斯蒂芬·迪達勒斯——基礎班——克朗戈斯伍德學校——沙林斯村——基德爾縣——愛爾蘭——歐洲——世界——宇宙
毫無疑問，我們絕大部分人在孩童時代都會按照從小到大的邏輯順序在本子上寫下一串類似的地址。可是對於一個真實的地址而言，迪達勒斯寫下的最後兩個條目明顯是多餘的。恐怕只有外星人從母星向其他宇宙寄送明信片時才會加上這樣的地址。從廣義角度而言，我們都是「世界公民」。或者說，我們至少都算得上「世界居民」。
可是作為成年人，我們通常不會花太多精力去思考身邊環境之外的其他地方。最典型的就是我們的思維方式：我們的祖國在地理上定義了我們，而我們的家庭、朋友、熟人主宰了我們的對社會的思考方式。如果談及宇宙，那可能是從天文學或者宗教學的角度出發。人類是從具有社會屬性的猿猴進化而來，而這些猿猴的社交行為規模都很小。因此，我們只將重點和精力聚焦在身邊的環境中，而不會放眼全局。如果他人距離我們比較遠，或者存在感比較弱，那我們便很難去關注他們的情況。即便電視新聞稱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有成千上萬的人正在飽受飢餓之苦，我受到的觸動依舊不太深。相比之下，反而是周邊街區發生的一起暴力事件給我帶來的影響和震撼最大。
我們之所以能夠生活下去，有一個因素很重要：我們能輕鬆控制自己，從而不去想全世界範圍內各種各樣的苦難與悲涼。即便我們真的去思考這個沉重的問題，大部分人也都是平心靜氣，感覺「事不關己」。作為一個物種，這就是我們的生存方式。或許這也是為什麼一群猿猴的複數形式會是「精明機靈者」（shrewdness）這個詞。
但是如果回溯到公元前四世紀，我們會發現社會上存在一個傳統：鼓勵人們不以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公民身份自居，反而應該將自己當成世界公民。率先倡導這股思潮的便是錫諾普（Sinope，如今位於土耳其境內）的古怪哲學家第歐根尼（Diogenes）。有時候，人們也稱他為犬儒學派的第歐根尼（Diogenes the Cynic）。有些人會把錫諾普的第歐根尼和後來的同名者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 Laertius）搞混。第歐根尼·拉爾修對於犬儒學派第歐根尼的生平記載是至今為止保存最為完整的。實際上，我們所要探討的這位第歐根尼之所以出名，原因在於出身銀行家家庭的他放棄了所有世俗的財產，而是以乞討為生。他住在一個木桶里，每天會將木桶從一個地方滾到另一個地方。人們稱他是「狗」，而希臘語則用犬儒主義者（Cynic）一詞來稱呼他。他在劇院排泄，在公眾場合手淫。有的年輕人會沖他發出狗叫，投擲骨頭。為了應對這種嘲諷和戲弄，他會翹起腿沖著這些年輕人撒尿。第歐根尼絕對是一位哲學家，不過算得上一位古怪的哲學家。事實上，他也因為自己的古怪而受到後世尊敬。但是今天，我們也許應該用新的眼光看待他：他既是一個愛諷刺挖苦的喜劇演員，又是一個無家可歸的行為藝術家。
圖片來自 Wikimedia Commons
第歐根尼以充滿創造性的行為傳播自己的哲學理念，而且對這種做法充滿信心。他不僅告訴人們自己的想法，更是以實際行動做給人們看。當柏拉圖（Plato）向一群渴求知識的學生講解人是「沒有羽毛的兩腳動物」時，第歐根尼則揮舞著一隻拔了毛的雞並大聲喊道：「看啊，我給你們帶來了一個人！」柏拉圖稱第歐根尼是「瘋了之後的蘇格拉底」。第歐根尼曾經在白天的時候遊盪於雅典的集市之中，打著燈籠，宣稱自己想要尋找一位誠實的人。當然，他永遠也找無法找到這樣的人。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去他家（那個木桶）拜訪他，並問他有沒有什麼想要的東西。第歐根尼對這位當時地球上最有權勢的人說：「麻煩挪一下，你擋住我曬太陽了。」 聽聞此言之後，亞歷山大大帝並沒有生氣。他說如果自己不是亞歷山大大帝，那麼情願成為第歐根尼。第歐根尼回答說：「是的。如果我不是第歐根尼，我也想成為第歐根尼。」
第歐根尼也許是第一個犬儒主義者，但他的憤世嫉俗卻並沒有充滿殘酷無情的否定和憤怒。與現代犬儒主義者不同，第歐根尼身上有著深刻的理想主義情節。當被問及來自何處時，他回答說：「我是世界公民。」實際上，他用 kosmopolites 這個詞形容自己，而這也正是今天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一詞的來源。嚴格來說，他這樣的回答表現出了自己對於宇宙的忠誠。
不過，世界主義者一詞經常被翻譯成世界公民。對於古希臘人來說，這聽起來有些刺耳：在古希臘人心中，身份感、安全感和自尊的來源應該是對於自己城市和國家的忠誠。
但是，第歐根尼不僅僅是想要蔑視正統的主流思想，也不僅僅是想給身邊的人帶來震撼。他的宣言是內心想法的體現：把大自然（宇宙）當作人生的方向，而不是將自己局限於某個狹小的地理範圍內，受制於特定城市或者國家專制的法律。宇宙有著自己的規則。相比被本地風俗束縛，每日向社會地位高的人卑躬屈膝而言，第歐根尼選擇對全人類負責。他忠於人類的理性，因為不關心財富和權力而實現內心純潔無暇。與蘇格拉底一樣，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也是他對現狀感到不安。
如果僅僅把第歐根尼這種稀奇古怪的見解當成人類思想史上的滄海一粟，那麼可能會很有趣。畢竟，他的想法充滿了烏托邦式的幻想。可是相反，我覺得第歐根尼的觀點與生活在 21 世紀的我們有著某種特殊的關聯。
隨著時間的推移，犬儒主義發展成了斯多葛學派（Stoicism）。第歐根尼思想中的世界主義觀點也被古羅馬時期的塞內加（Seneca）、西塞羅（Cicero）和馬克·奧勒留（Marcus Aurelius）等人發揚光大。但是直到公元二世紀，希羅克洛斯（Hierocles）才提出了理解第歐根尼基本概念的最有效的方法。他用一組同心圓進行闡釋：個體自我位於正中央，由內向外依次是直系親屬、家族成員、鄰居、周圍的村鎮、自己的國家。在這些同心圓中，最外層才是整個人類種族。希羅克洛斯認為，我們要做的就是讓這些同心圓更緊密地向著圓心縮進。這樣一來，我們才能從一個近乎冷漠的個體的狀態出發，轉化成將人類視作一個整體的狀態。那時，我們每天關心的主要問題便是人類整體的生存狀態。
希羅克洛斯靶子一樣的同心圓圖案形象地向那些被世界主義所吸引的人傳達了一個問題：我們生來就被限定在希羅克洛斯同心圓的正中央位置，怎樣才能將自己視為世界公民？事實的確如此。既然將自己視作世界公民看上去如此違背天性，我們又為何願意這樣去做？
數千年來，有些宗教一直鼓勵人們以這樣的方式去思考，並稱這是神的意志。這些宗教認為，神要求我們承認世界上人們有一個共同的造物主，而不同地區的人們身體里也有著共同的人性。除了基督教之外，其他一些宗教也一再表示世間應該人人平等，我們需要像愛自己一樣博愛眾生。儘管如此，信徒將自己視作神的子民，或者至少是世界的公民。在我心中，這和我理解的世界主義有所出入。
有人覺得不應該保留獨立的國家和地區，而應該組建某種形式的世界政府，把各個國家當作聯邦下的各州。在這些人眼裡，我們應該儘快實現這一宏偉目標，從而避免戰爭災禍、環境破壞和貧窮。可是即便這樣，我也不認為我們就能成為真正的世界主義者。極少有世界主義者認為這是實現持久和平的最佳方式。要保證「統一」後的歐洲不發生內亂可謂難於上青天，而認為過渡到世界政府的過程不會引發恐怖主義和戰爭則堪稱一廂情願。再者說，即便世界政府具有現實操作可行性，很多人也不願意看到它的成立。因為一旦世界政府出現了權力腐化，帶來的影響實在是災難性的。
對於世界主義者而言，他們還有什麼希望可以堅守嗎？在我看來，世界主義者的前景一片光明。他們不應追求建立世界政府，也不應寄希望於發動基於宗教的運動。相反，世界主義者應該站在能夠改變我們觀點的哲學角度上，從一個讓我們重新思考自己在世界上位置的全新起點出發。
互聯網改變了我們與世界上其他人交流的性質和效率。這是老生常談，但卻又是真實的事實。想要了解世界上發生的世界？我不再依賴於國內新聞報道：我可以利用公民記者的推特、博客和 YouTube 視頻了解他們的故事，我還可以像觀看 BBC 一樣方便地瀏覽半島電視台或者福克斯新聞。以往，記者在遙遠的遠方發回報道的方式是被動的，只有記者能夠接觸到正在發生的故事。如今，我能夠通過博客、郵件、Facebook 和推特與各種人互動，了解新聞中人物的點點滴滴。通過 Skype，我甚至還能和新聞主人公對話。我可以自由地表達觀點，無須擔心自己的見解被媒體屏蔽或者刪減。我們能分享的不僅僅是事實和看待新聞的角度。通過貿易和服務外包等形式，我們與世界上其他人產生聯繫。這是十年前的我們是絕想不到的。我們的同事和合作夥伴也許生活在印度，但他們能享受到便利和生活在倫敦的人別無二致。
在 2001 年出版的《Republic.com》一書里，美國法學學者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就表達了自己的擔憂。他認為互聯網會使人們心中的偏見更加根深蒂固，因為我們具備了篩選可獲取信息的能力。這就好像我們找到了自己的觀點，然後搭建起了一座防火牆將全世界隔離在外面。通過防火牆，我們只允許特定立場的信息進入生活。如他在書中所言，這就形成了一個「日常的自我」（Daily Me）。種族主義者會過濾掉反種族主義的觀點，自由主義者不需要聽到保守派的意見，擁槍者則可以堅定地認為自己是唯一真理。對於一些人來說，這樣的風險是存在的。即便是通過傳統媒體，人們也無法獲取全部信息，因為所有的報道以新聞主人公的視角展開，其帶來的衝擊力和即時性是間接報道所無法比擬的。現實生活中，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而且其規模令人驚嘆。
世界上罪惡的根源便是人們無力離開「同心圓的圓心」。無法離開這個中央位置，我們也就無法想像他人的生活會和我們有什麼不同：有人在被無人機追殺，有人在被虐待拷打，有人在抗議集會上被受政府控制的暴徒襲擊。互聯網為我們提供了窗口，使我們可以窺見我們共同的人性。的確，它讓我們看到了更多超出我們願意看到東西範圍之外的事物。不過在本質上來說，互聯網給我們的只是一個與世界上其他人比以往任何時候聯繫都更加緊密的機會而已。如果能連上 Wi-Fi，我們就不能說自己對這個世界一無所知。這種緊密的聯繫是會讓觀點的兩極分化更嚴重，還是會催生一種所有人都具備的新的責任感？這有待繼續觀察。
近些年來，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的哲學家皮特·辛格（Peter Singer）和誇梅·安東尼·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針對人類之間的聯繫提出了一種不同的觀點。辛格認為，對於那些因為缺少食物、住所和醫療條件而飽受折磨或者不幸致死的人來說，不管他們身處何地，不管誰導致了他們的經歷，他們的遭遇都是可悲的。他強調稱，如果這些慘劇能被避免，那麼我們中絕大部分人是贊同和支持的。辛格並未將他的觀點納入世界主義的範疇，但他希望儘可能地在世界範圍內縮小不幸的範圍和數量。他秉持功利主義的觀點，認為應該給予那些有需求的人平等的權利和地位，而非給予任何人特權和優待。
為了使自己的觀點更具有說服力，辛格設計了一套實驗來證明我們中大多數人都和他有著相同的想法。他讓人們設想這樣一個情景：你穿著一雙昂貴的鞋子路過一個池塘，這時突然聽到了溺水小孩子的呼救聲。即便鞋子價值不菲如此，你依舊毫不猶豫地跳入水中營救落水兒童，絲毫不去想這個過程會對鞋子造成何種影響。他在 2009 年出版的《你可以拯救的那些生命》（The Life You Can Save）一書中寫道：為什麼你不願意在生活方式上做出一點犧牲，將至少 5% 的收入捐獻給慈善機構？單單這筆錢就使大量飽受可治癒疾病和營養不良折磨的兒童免受苦難，甚至可能挽回他們的生命。
世界上大約有 14 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這一數字差不多佔到了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我們將自己視為世界公民，認為自己有責任去解決世界各地存在的問題，關心處於不幸之中的其他人，那麼我們一定會按照辛格所言去行事。即便自己有所犧牲，我們也會儘力而為，幫助他人過上勉強可以說得過去的生活。其實，我們的犧牲很簡單：少一點去其他國家度假的時光，不買昂貴的筆記本電腦、名表和鑽戒。辛格進一步表示，對於一個願意為博物館捐贈上百萬美元以拯救 13 世紀杜喬名畫的富有慈善家而言，他更應該把錢花在拯救兒童這件事上。如果一個孩子即將被燒死在圖書館裡，誰還會想到要先去搶救館中的畫作呢？一副杜喬名畫的錢就能夠拯救一個足球場的兒童。
針對辛格的觀點，人們會有很多不同的回應。其中絕大部分辛格早就預想到。但是，阿皮亞卻提出了一個比較具有挑戰性的觀點。阿皮亞本人就是世界主義者（他有英國和迦納血統，但卻是美國公民），他利用強大的雄辯能力將世界主義的概念解釋成了和原本意義有變化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在他看來，所有人類都有著共同的生物學特徵，彼此之間的需求和慾望也存在相似。與此同時，他在 2006 年出版的《世界主義：陌生人世界裡的道德標準》（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一書中寫道，我們應該讚美多樣性的存在。換言之，世界主義並不意味著徹底的同質化，反而與其相差甚遠。在他的理想里，所有人應該利用我們從何而來和屬於何處這兩個問題答案帶來的歸屬感，進而平衡我們對於共同人性以及隨之而來道德義務的認識。
不管我們的同胞身處何處，我們都對他們擁有意義重大的責任。阿皮亞對這樣的觀點非常認同。他表示我們應視自己與他人緊密相連，彼此生活密不可分。即便如此，他還是認為辛格的想法太深入，走得太遠。對於阿皮亞來說，富人有責任拿出合理份額的財產以緩解世界上其他地區的貧窮情況。但這並不意味著富人需要不斷捐獻，直到自己相對較窮才能停止。阿皮亞表示，我們只對自己覺得公正的事物承擔責任，而無需對除此之外的其他事物負擔義務。因此，西方人無需效仿第歐根尼放棄一切，過上風餐露宿的生活。他說：「如果說世界上很多人都沒能承擔起自己的義務——顯然他們的確沒做到——那麼也不該要求我放棄現有生活來為他們收拾殘局。」
為了應對阿皮亞的觀點，辛格對自己池塘假想的實驗進行了一點改變。如果池塘邊包括你在內有十個成人，此時有十個兒童落水，你會怎樣做？如果只有你和其餘四個成人跳入水中，剩下五個成人只是在岸邊圍觀，你絕不會僅僅救起屬於自己份額的孩子（一個孩子），而任由其他落水兒童溺死水中。如果你真的只救了一個，沒有人會原諒你。辛格表示，我們對他人負有責任和義務。這種責任和義務的範圍遠遠大於我們應承擔的公平合理份額。
對於世界主義來說，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嗎？如果你想視自己為世界公民（我覺得你應該這樣做），是不是意味著要放棄大部分財產，放棄歌劇、美酒、足球直播和其他任何費用高昂的嗜好？即便辛格對我們所具備道德義務的觀點是正確的，他要求人們所作犧牲也會創設一種危險：整個世界主義的觀點變得毫無吸引力。即便只需要捐出年收入的百分之五，又有誰願意接受他的觀點，聽從他的指引呢？如何生活，這是一個我們需要解決的真正哲學問題，也是一個對於自我滿足和漠不關心的兩種生活狀態的嚴重挑戰。避免這個問題的方法很多，其中就包括了允許差異的存在——比如讓生活從高處死去（living high and letting die）
不過，還有一種解決方案似乎更容易被人們所接受——我們無需做當代第歐根尼，但要認識到辛格觀點（包括其結論）所具備的力量。我們至少可以貢獻出對於自己合理份額的東西，雖然這不是所有人成為世界公民的一致途徑。我們可以認識到自己捐出的合理份額其實並不夠，而大多數人在很多時候也未能履行理想中的道德義務。但是，這不應該阻止我們向著希羅克洛斯所倡導的方向前進。最外圈的同心圓（代表人類整體）離圓心越近，對人類整體而言的益處就越大。
翻譯 糖醋冰紅茶
題圖來自：Public Domain Pictures、《超體》劇照、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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