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你走近夜晚工作的科學家

生物學家Nicky Creux在夜裡研究向日葵。圖片來源：Noah Berger

Rodrigo Medellín只想打個小盹。作為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的生物學家，他連續幾夜在拉坎頓熱帶雨林里捉蝙蝠，已經精疲力竭。「所以我躺在了地上。快樂地睡著了。」他說。白天小睡後，他心神不寧地蘇醒。一種墨西哥最致命的槍頭蛇從他頭頂30厘米處滑過。「我不敢動，讓它先走。」他回憶道。

夜幕降臨，Medellín又開始捉蝙蝠。但整個晚上，「我都受幻覺的困擾，感覺有好多蛇」。儘管夜班經驗豐富，Medellín仍然迎接了「疲憊」的黎明。

實際上，對於一些科學領域而言，科學家在晚間工作不可避免，或早已對此司空見慣。如果你想研究蝙蝠行為或星雲或睡眠生理學，你可能不得不夜間工作。這樣一來，科學家在夜間也會遇上日間不會出現的問題。他們可能在黑夜中跌下鐵軌、在實驗中打瞌睡，甚至在三更半夜患上妄想症。「人類註定會被夜晚控制。」美國休斯敦大學心理學家Candice Alfano說。Alfano目前正在負責美國宇航局（NASA）的一項生物鐘紊亂研究。

但接受《科學》雜誌採訪的很多在夜間工作的研究人員均表示不會放棄工作。雖然痛苦和疲憊，但科學仍能為他們帶來寧靜和歡欣。「你既能更了解大自然，也能更了解你自己。這是我的幸福之源。」Medellín說。

夜班研究人員面臨的挑戰也發生了顯著變化。例如，生物學家要為了適應某種動物和植物顛倒自己的生物鐘。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博士後Nicky Creux主要研究向日葵，這種植物的蓓蕾通常在黎明前開放，因此她要在一星期內每天3:30起床，設置相機和解剖儀器，以便觀察向日葵生殖器官的出現和發育。

儘管Creux早上能自然醒來，但她笑道，「夜間在野外工作相當痛苦」。在最近一輪的6天工作結束後，她的精細動作技能被疲憊打敗：她不斷掉下微小花部，並將它們遺失在草叢中。她希望這樣的丟失數據不會貫穿始終。

Creux的社會生活也受到了影響，因為她在工作周里與周圍其他人生活在不同時區。「朋友們希望一起去吃晚餐，但我不能。」她說，「我必須20:00就上床睡覺。」她還發現很難停止工作，因為周圍的人都在努力幹活。Alfano表示，與醫生和卡車司機等傳統的夜班工作者不同，科學家也會與朋友和家人出席日間活動。而且，他們也能跟參差不齊的睡眠時間表「妥協」。「在某一時刻，你已經能超越睡眠—清醒機制的限制了。」她說。

除這些奇怪時間外，夜班生物學家還常常在野外工作。這些環境對人類十分危險。中國台灣科學院魚類和青蛙生物學家洪永言（音譯）需要在黑夜裡步行穿越鐵軌，有同事就曾經不慎從30米高的堤壩上摔下來。「他忽然消失了。」洪永言說。

萬幸的是，這位同事還活著，只是腳踝受傷，疼痛難忍。還有一次，洪永言不小心碰到馬蜂窩，蜂巢炸開了。「我們一路狂跑，並跳進了一條小溪，以躲避蜜蜂。」他說。

為了幫助學生克服對黑夜的恐懼，Medellín採取了「欺負」措施，例如戴著豹子面具慢慢走在後面。他引發了不少尖叫。「很多人可能將這稱為虐待。」Medellín說，但他認為，在面對蝙蝠或其他夜間動物時保持平靜自若十分重要。「如果你能接受，黑夜其實更讓人舒適。」

與生物學家不同，宇宙學家通常在相對舒適的室內工作。但久坐也有缺點：瞌睡。

南非天文台宇宙學家Brent Miszalski回憶道，當時一個管道出現爆裂，他幫著進行清理，工作了數周后，在必須要再次觀測時，他在椅子上睡著了。

困意在夜間不斷襲來有兩個原因：首先，夜班違反了身體想要睡覺的慾望；第二，白天補覺通常令人不喜。暴露在陽光下會阻止大腦產生褪黑激素和其他自然催眠葯。結果是，人們在白天的睡眠時間更短、覺更淺。Alfano將夜班感覺形容為慢性時差。

夜班工作者較差的睡眠質量也會產生連鎖反應。這能提高血壓以及改變胃飢餓素和瘦蛋白等荷爾蒙。英國斯旺西大學心理學家Philip Tucker說，結果是「人們會在夜班時吃零食取代正餐，而這些零食通常不健康」。因此，長期夜班工作的工人會出現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等。

不過，沒有研究專門分析夜班科學家是否會遭遇這些問題。而且，大部分科學家不會一口氣夜間工作數月或幾年。

確實，越來越少的夜班是目前的發展趨勢。隨著技術的發展，計算機能自動進行許多任務，許多觀測台和粒子加速器也聘用了技術人員操作複雜的設備。例如，天文學家可以向天文台申請使用天空觀測數據，然後簡單地等待結果，不需要親自去天文台日夜顛倒地工作。

不過，對很多領域而言，開夜車仍是一個傳統，甚至是一個榮譽徽章。在Miszalski工作的天文台，大部分天文學家每個月都要上一周夜班。「最糟糕的是，一周的夜班打亂了你的生物鐘，而結束後剛差不多調整好了，夜班又開始了。」Tucker說。

為了讓這些影響最小化，Miszalski選擇每幾個月連續兩周夜班。

另外，對身體的透支也會損害精神。夜班能減慢心理過程、縮短注意廣度和讓人們感到毫無目標。NASA科學家、宇航員Tracy Caldwell Dyson曾兩次入駐國際空間站，在那裡，她必須全天工作，只能睡2個小時。在高強度工作下，Dyson和其他宇航員曾進行精神敏銳度測試，結果很清晰，她說，「我們都在自我欺騙，認為不睡覺也能保持好狀態」。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天文學家Vivian U曾試著在夏威夷莫納克亞山英國紅外線望遠鏡天文台通宵寫論文。4267米的海拔加劇了夜班工作對精神的影響。一天夜裡，她忽然靈感湧現，將星系形成與蘋果落地進行了類比，第二天早上，她意識到，這是「一派胡言」。

言歸正傳，一些機構也制定非正式條款，避免科學家因為昏昏欲睡造成的問題。「我被告知不要在夜間從控制室發郵件。因為你第二天醒來後，再讀一遍，可能會發現這封郵件根本沒有意義。」荷蘭萊頓天文台天文學家Lizette Guzman-Ramirez說。

另外，還有些科學家會在夜班中「激情四射」。Guzman-Ramirez在獨自加了14小時夜班後，開始引吭高歌。「我記得唱了很多遍喜歡的流行歌曲。」她說。

如果14小時夜班聽上去很糟，那極地科學家更可憐。在極地的冬季，他們必須忍受數月沒有陽光的日子，最終晝夜顛倒。於是，極地站里出現了很多「夜貓子」。冰立方中微子觀測站物理學家Mack van Rossem表示，漫長的極夜讓他一天過了32小時，睡了10小時工作了22小時。現在太陽升起來了，他發現睡眠有了困難：一晚上最多能睡6小時。

極地科學家還要與其他冬季問題作鬥爭。很多戶外實驗需要絕對黑暗，於是站台的住戶要把窗戶全部遮蔽避免光線外露。「我們就像住在一個盒子里。實際上就好像窗戶突然消失了。」Van Rossem說。

澳大利亞戴維斯南極站醫生John Parker也表示贊同。「當無法從窗戶向外望去時，你的視角也改變了。小東西也會變得很大。」他將這稱為精神「近視」，甚至發現自己在無止境的夜裡患上了妄想症，總是想有人偷了他的東西。其他夜班工作的科學家也報告了類似問題，他們變得更敏感，對同事更尖銳。

儘管困難重重，Parker仍然對南極洲的漫長極夜十分喜愛，並將它稱為一次大冒險。夜間活動緩解了他的緊張，甚至這個16人的團隊還舉辦了一次篝火晚會，歡迎太陽升起。

很多夜班科學家也跟Parker的想法一樣：痛並快樂。很多人享受夜間的安靜、迎接美麗的日出或欣賞閃爍的極光。還有一些人電影成癮或加緊工作。在去年冬天，Parker完成了自己參加的幾個人道主義醫療救援任務的報告。

隨著年齡增長，科學家會發現上夜班的能力開始下降。但他們仍期待與喜愛的動物或自然景觀「親密接觸」。德國地球科學研究中心礦物物理學家Sergio Speziale已經在多個粒子加速器度過了許多漫漫長夜。「夜班的回憶印在了我的腦海中，它是生命中美好的體驗。」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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