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成：我為什麼決定追隨汪精衛與日本講和？

按，文中所提《中日和約》即戰時南京國民政府與日本斡旋之主旨，所謂講和者亦在此，為著這和約，無數身陷淪陷區的仁人志士不惜犧牲個人榮辱，背負漢奸罵名，而與日本進行種種周旋，和約最初在1940年成立，但多難以真正施行，至1943年，日本自知不能再泥足於中國，遂有重光內閣進一步與汪氏簽訂《中日協定》，以英美帝國主義為兩國共同之敵人，汪氏乃向英美列國宣戰。

中日和約簽字頒布了，在我真是十分感動。回想起艷電發表的那一天，我一個人乘纜車上香港山巔，在那裡徘徊了打半天。我不是基督教徒，所以我不能祈禱，只能思索。我思索的是，和平是否合理?能否實現？我的結論是，打了敗仗只好講和，拿頂壞的來比方，八國聯軍之役訂了辛丑條約，後來還可以有一個中華民國。並且當時我就認定和的關鍵不在日本而在中國本身。日本非和不可，因而條件亦有其一定的程度，可是中國的傳統政權如何始能掙脫第三國的支配勢力，而自主議和，這個問題就十分複雜。光是中日戰爭不能推翻遠東均勢現狀，這一事實作成了日本的和平誠意，但也正是這同一事實，作成了重慶政權的拖延。這裡自然還要把中國的力量估計進去，中國在遠東的均勢現狀當中的比重，保證了她雖然戰敗而迄未亡國。如何使中國的命運與重慶政權的命運分離，使中國的力量不再成為抗戰的擔保，而成為和平的擔保？這是一個政治運動的中心課題。事情終歸是要這樣做的，我思索的結果，就決定參加。

1940年代的胡蘭成

從那時候起到現在，隨著和平運動的進行，問題是不斷的發生，但這些問題都只是我當初就思索過的問題的展開。這裡，冷靜的理智較之衝動的感情是更重要。現在中日條約是簽字頒布了，在我可以說是並非突然，因為條約的內容在進行交涉當中大體上我已經知道的，並且參加過一點意見。可是在剛剛簽字頒布的那一兩天，我是曾經感覺過悲痛的。中國因為經過這場戰爭，才訂這樣的條約，我怎能不悲痛？但也正因為經過這場戰爭，還能夠這樣訂的條約，所以是值得慶祝的。這裡我想對條約懷著各種感想的人們來一番解釋，因為這種感想我也有過的。

汪精衛先生戎裝像

一種感想是，和約雖然簽訂，但是於實際沒有影響，因為戰爭仍在進行，一切仍在軍事控制之下。其實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我的解答是這樣，代表中國的是南京國民政府，不是重慶政權。國民政府與日本政府成立和約，就是中日兩國已由戰爭復歸於和平，重慶政權便只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並且中國已經因和約之成立而收復了淪陷區。眼前日本軍隊雖然還沒有就撤退，但是從今日起，他們是客，我們是主。他們的身份不是征服者。我們的身份不是被征服者。從今日起，他們在中國境內行使權力成為有條件的，即是說他們不能無條件的行使權力，只要環境囘復正常，這種條件也就同時消失，他們即須放棄這種權力。這裡主權的觀念就已十分清楚。這就是和約的成就。

我把我的這個見解和朋友討論的時候，有人質問：你的所謂收復淪陷區只是一種觀念而已，你拿什麼來保證眼前國民政府與日本軍隊的兩種統治是在向著這樣的一個方向走，即國民政府的統治權力是在從不完整達到完整，而日本軍隊的統治權力則在從強度的控制達到退出中國？你拿什麼來保證國民政府從日本軍隊取囘的權力，不是恰恰足夠幫助征服者維持被征服地的秩序，到頭只落得做了一場傀儡？

港版《胡蘭成全集》（小北主編，槐風書社，2016年1月）

我的答覆是這樣。日本不能用軍隊來滅亡中國，一樣的不能用傀儡來滅亡中國。中國是不能滅亡的，這就是保證，保證日本不得不以對等的資格與中國議和。說到這裡，我自己也曾經從反面的疑難加以思索過。這種反面的疑難就是，假使日本拿不了了之的態度來處理中日事變，今後只是費一番工夫整理戰線，把放棄南寧作為軍事的戰線的整理，而把簽訂合約作為政治的戰線的整理。有如德法關係的現狀，德法是只有停戰協定，連和約都沒有的。就讓這種現狀繼續下去，過渡成為經常，等到日本解決了太平洋戰爭再說。如果如此，那豈不是和平運動的前途沒有一點把握？我們也承認現階段只是一個過渡，但過渡的意義在於所走向的前途，不在於過渡的本身。如果前途仍然是不分明的，那麼和平運動比較抗戰的更高意義又在那裡？因為抗戰的現狀也不過是在同樣莫名其妙的過渡當中。我對於這種疑難的解答是，日本不可能把中日事變估計得這樣輕鬆。雖說太平洋作戰是動員海軍，與駐在中國的陸軍無關，但一百數十萬日本陸軍駐在中國，就地取給，以戰養戰是不可能的。這從日本國庫的軍費支出可以知道。日本要在中國以戰養戰，只有兩條路，一條是直接對中國人民貫澈原始的搶刼，但這個階段已經成為過去，即使是在物質豐富百倍的法國淪陷區內，德國都不能依靠就地徵發來供應駐軍的費用，卻是每天要向法國政府拿錢去維持。但是現在的國民政府是比維希政府窮苦得多，所以日本又不可能向國民政府要錢來維持駐軍的費用。這些都是事實。因其如此，所以「中國事變」的現狀於日本確是一個很大的負擔，損害日本的全般的戰爭機能的。日本的南進政策自不至因此而中止，但要求中日關係儘快的復歸於政常，這在中日兩國卻的確是具有同等的誠意。中日雙方都有這樣的要求與誠意，目前的過渡一定可以向好的一方面走的。

1943年，汪記南京政府與日本所簽之中日協定

於是有人問道，你所說的一切，都是歸結於全面和平，可是究竟要怎樣才能達到全面和平呢？要怎樣才能使中國的命運與重慶政權的命運分離，使國民政府成為中國的代表者，使國民政府的前途與中國的前途結合一致呢？這些問題，我以為是一個革命的問題。就在以後的幾年之內，中國一定會起革命，這有它的已往的原因與將來的原因。已往的原因是打了敗仗，由此而引起的對於傳統的政權的責難，這種責難的對象極明白的是重慶政權，而不是改組還都以後的國民政府。恰恰相反，國民政府改組還都之舉正是這一革命的潮流在國民政府與重慶政權之間經過一個徘徊的期間之後，終將聚集於國民政府周圍，而以重慶政權為其鬥爭的對象。至於革命的將來原因，那是帝國主義戰爭。一邊是重慶政權站在英美方面參加世界大戰，一邊是國民政府對世界大戰保持和平的立場，這種十分顯明的對照形勢，必使重慶政權的命運不能逃脫革命的裁判。革命決不是一種空洞的觀念，而是一種行動，一種事實。已往中日戰爭的結果引致了國民政府的改組還都，今後參加帝國主義戰爭的結果則將是重慶反動政權的總清算。因為在參加帝國主義的戰爭當中，重慶是最弱的一環，將首先被壓碎，一萬萬美元與五千萬英磅的借款仍然不能改變這一事實。凡是讀過甲午戰爭八國聯軍與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的歷史的人們，就可以認識這次中日戰爭與國民政府改組還都的政治意義。讀過上次世界大戰中間各國革命的歷史的人們，就可以認識今後中國的政治前途。

說到這裡，有些人又發生另一種疑難。他們說根據中日軍事外交一致的約束，將來豈不是重慶參加英美作戰，而國民政府則參加日本作戰，把一切都弄顛倒嗎？我以為這是幼稚的想法。中日兩國對外誠然是一致，可是事實並不如此單純。講到對外一致，有著各種例子，英法關係是一種，她們是一開始就並肩作戰的。但就德義關係來說，義大利卻是在巴黎陷落之後才與德國一致行動。德蘇關係與英美關係又是另一種，俄美兩國至今還保持著中立。德法現在的關係與西班牙對德義的關係，甚至於日德義同盟都不是隨隨便便就參戰。其他如匈牙利這一類國家，以她們那樣密切的對軸心國的關係，卻至今仍然保持著和平的立場。上次大戰段祺瑞政府參加協約國方面對同盟國宣戰，則只是一幕喜劇而已。以今日中國的地位，國民政府拿什麼東西去參戰呢？講到對外一致就立刻以為是並肩參戰，這是笨伯。中國能夠幫助日本的地方是在政治的意義上。中國以其經驗及其正在從事的鬥爭，去聯合東亞民族的解放運動，並保持東亞方面自由通商的口岸，這於日本就有極大的益處，這就是中日兩國的對外一致。所以國民政府必能一貫保持其和平的立場，也只有如此，中國的前途，國民政府的前途，才能得到保證。

國民政府一定能夠統一中國，中日關係一定能夠復歸於正常，這是我從工作與思索得到的結論。在過渡期間，誠然有許多事情是變態的，就是我個人也常常有不痛快的感覺。但我認為糾正這種變態是中日雙方的責任。中國人每每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一方面把日本人看得頂壞，一方面卻又以責備求全於聖人的態度去責備求全於日本人，所以僅是懷疑，僅是怨望。懷疑是出於驕傲，怨望卻是出於自卑，這次陳公博先生所說的尊重自己尊重別人的態度恰好相反。這種心理是一定要糾正的。和平運動要有誠意，也要有鬥爭精神。只知道懷疑日本人，是自己先已沒有誠意。只知道怨望日本人，是自己沒有鬥爭精神。有許多事情我們應當和日本方面公開討論的，卻先自存著一種不信任的心理以為討論也無用，甚至於有些事情我們是應當對日本方面提出抗議，好使日本方面知道了糾正的，卻先自存著一種無可奈何的心理，只在那裡感慨感慨，這隻表示自己的沒出息而已。我盼望大家都能夠這樣想一想，把汪先生的「罪己精神」一文多讀幾遍，立誓自己做一個堂堂的中國人，負責任，有定見，向著汪先生開拓的和平之途邁進。要這樣子，從局部的和平蔪致全面的和平，從現實性的陪約蔪致理想的和平，一定可以做到。

（本文選自《胡蘭成全集》甲輯第八卷《話說世界大勢》，原載1940年《更生》第九卷第一期）

胡蘭成（1906-1981），中國現代文士，浙江嵊縣人，原名積蕊，小字蕊生，以筆名蘭成行世。早年以教書為生，後歷主《中華日報》《南華日報》《國民新聞》之筆政，並任汪記國民黨中執委委員、宣傳部政務次長，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法制局長、大楚報社長等。晚年流亡日本三十年，致力於中國禮樂之學。著有《山河歲月》《今生今世》《心經隨喜》《建國新書》《華學科學與哲學》《中國禮樂》等多種。

附：從汪精衛的文膽到中國文化的開悟者

作者：幽蘭子

原題：《胡蘭成全集》前言

今春三月，我與時任「新周刊」總主筆的胡赳赳主持了一場聚會，借胡蘭成誕辰一百一十年之名，邀請部份在京人士來會。其間牛龍菲先生髮言說：「胡蘭成從不齒，到爭議，到逐漸成為文人學者乃至一般讀者談資，說起來也就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不過，距離陳丹青說的『開發』，距離真正的會心，距離深入的研究，還相差很遠。」龍菲先生此話一語道中目前的「胡蘭成現象」，而要達成所謂的「會心」，或「深入的研究」，乃至「開發」云云，吾人必先通讀胡蘭成本人的著述，才可對其人其事做到最起碼的不妄議。我這個好事之徒，就發心來編訂「胡蘭成全集」，很是受了胡紀元先生的支持。一百一十年誕辰，我們雖然談不上如何紀念，卻是可以做一點資料的整理工作。

事實上，一九九〇年到一九九一年間，在胡氏去世十年之際，以朱天文為首的「三三」（與遠流合作）在海峽彼岸就整理出版過胡蘭成全集九冊（當時而言已是最全），但沒有觸及政論及日文部份就因故中止了。這套書二十多年來早已絕版，其對胡蘭成的學問歸整和傳播有過很大影響。此後，Charlie（即杜至偉，當年「小三三」成員）將這九冊本的文集悉數送上互聯網，趕上「張愛玲熱」，胡蘭成借之於網路回返中國本土，一時被人議論。若非如此，大抵也就不會有二〇〇三年之後至今的胡著簡體本陸續問世。而我也即是那網路上的受益者，無緣無故地從胡先生之旁門而入，尋見了精神的血親。

那九冊書是，「禪是一枝花」「山河歲月」「今生今世」「今日何日兮」「中國的禮樂風景」「中國文學史話」「建國新書」「革命要詩與學問」「閑愁萬種」。其中「革命要詩與學問」原題「華學科學與哲學」，是為在中國文化學院開課而寫，也算是對國府當局的建言，「禪是一枝花」「今日何日兮」「中國的禮樂風景」（原題「中國禮樂」）「中國文學史話」都是在與「三三」諸君的交往過程中為「充實三三青年思想理論的基礎學問」而寫，「閑愁萬種」為朱天文所編遺文集，而「建國新書」原是日文著作，三三所集系前半部份，為他自己重新以中文寫過，連載於「新聞天地」的。此後新的佚文、遺文陸續發現，及日本期間的著述「續日本之大道」「心經隨喜」「自然學」「寄日本人」「天人之際」「老子演義」等，並政論、書信、年譜，即構成這回計劃編訂的「胡蘭成全集」之範疇。以政論當先，編訂為甲輯，其後甲乙丙丁戊己依次為中文專著、書法、日文專著、補遺、書信，以年譜為終。

今杜至偉先生抱恙有年，吾人承其苦心，於此人情物意荒失之日，尚能咀嚼胡蘭成之文章，反省此身，自是極為難得之幸事，也惟願他早日康健。古人說「蓋棺定論」，胡蘭成去世已三十多年，吾人卻不能論定他。作為一個歷史人物，貶損抑或讚譽，皆已無害乎其身，無益於其名。書家王三慶先生有句「名山夜雨，涓滴流向人世；崑崙鐵鉆，聲聲直入我心」，胡蘭成其人其文就好比是這樣的名山夜雨。今日吾人以他為談資，毋寧是徒借虛名，橫說豎說不過是我們自己。雖然如此，我們與之相契與否、有否受益，卻各有不同的經驗。

我今重新讀胡蘭成，直從其早期政論入手，篇篇只是像看小說，又像在讀一部世界歷史。由此對民國以來的國際紛爭與中國問題有一個更瞭然的認識。胡之雄文雖書生論政，亦大使人鼓之舞之。其文辭，與其說有極強的文學性，毋寧說更有詩的一面，謂之「政論如詩」實不為過，其氣質則從先秦策士所出，有庄生論天下之氣象。而其抱負，則在做帝王師。古來論政者，中唐有陸宣公奏議，晚近有曾國藩梁啟超雄文，而胡蘭成文采斐然，可謂集大成。穿過文辭的外象，究其所論之實，我們不得不結合當時中國政事及世界局勢的大背景來看。他以「汪偽」文膽著稱，對政局犀利的批評與預見，處處可見其智慧與苦心。

2016年初《胡蘭成全集·甲輯·政論卷》新書發布

抗戰當年，他就在尋求一條中國的復興之路。雖在汪派，他的迫於形勢所寫的「政治文章」都不可以簡單地視作權利鬬爭。中日間的這場戰爭，本是民國史上最大的不幸。北伐以來中國內亂不止，給日本以可乘之機，又一再苟求於英美，經歷了長期的生靈塗炭，又起內亂，給中共以可乘之機，這都是蔣先生須負一定之責任的。在國民黨內，原頗有人希望蔣先生議和，但還是落到「戰不能戰，和不能和」。比起蔣先生，汪先生為行政院長時與地方上的關係更為融洽，因此有如毓鋆所言，中日開戰責任本在蔣先生。而戰既已起，言戰者未必戰，汪先生主張繼承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通過與日本的講和來複興中華民族。議諫不成，乃另立中央，展開「和平運動」。胸懷抱負的胡蘭成處在這歷史的漩渦之中，毋須諱言，他對汪精衛有感於知遇之恩，但他更了解當時「戰難和亦不易」的世界形勢。如他說：「回想起艷電發表的那一天，我一個人乘纜車上香港山巔，在那裡徘徊了大半天。我不是基督教徒，所以我不能祈禱，只能思索……我思索的結果，就決定參加。」他深思熟慮，以為不必更不可與日本兄弟相鬩。彼時「南京政府」內部機心複雜，「和平運動」未能一帆風順，而至汪先生病歿，中日問題仍未能真正打開局面。

胡蘭成對政治有所期待，所以他敢於對日本人言撤兵，敢於公開議論包括汪派在內的各方勢力。其政治主張一貫以亞洲為本位，以國際視野論中國問題。而日本人毋寧是因此而對他更起敬意。到了日皇詔示停戰，投降於聯合國軍，他還寄希望於在武漢的日軍「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聯合中國國內的勢力起兵於民間，與戰後中國的乃至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機運相結合。可當時日本國內情形複雜。借用日軍勢力無望後，他與鄒平凡謀立軍政合一的「治安聯軍」，原議定胡蘭成全權負責政務，但到底情形有變，鄒平凡降了蔣介石，他才出走。流亡前，他還冷靜地寫下一萬多字的長信給日本軍部，題為「日本的解放與世界的解放」，大意是：「我今出亡，此後歲月，與你們一樣生於憂患。太平洋戰爭與汪先生的和平運動，多可反省，但亦自有其陽氣的一面。歷史不在於悔罪，而在於荊棘中撿善拾福，莫以今日故，遂忘夙所親也。自茲中國將內亂，此身未死，尚得重論。國際亦美俄將衝突，東南亞將出現許多新獨立國，五年後日本可擺脫敗戰的束縛，十五年後國勢可以恢復。不必報仇雪恨。恢復亦非戀舊，固知天命惟新，又海水自然無宿穢，人則能凈耳。人事有可量有不可量，仍期各愛體素，他日相見，何殊平生。」胡蘭成的這一著沒有成事，倒是後來被共產黨熟練應用，有了革命的氣象。

而於毛澤東，他寧是對之有敬意，但他不喜中共，乃至徹底反*共，也因他的對之懂得。他喜中共的革命之氣，而又反它無情無義。他預見毛澤東的「不知能興能賦，不能使中國人『宜其家室』」，遂決絕地離開了大陸。

《胡蘭成全集·甲輯·政論卷》，2016年3月，槐風書社

他懷著志士之心亡命於日本，繼續思省復興中國的道路。他說：「我不服現成的權威，當然要創建新秩序。」台灣中華民國以漢奸、汪逆視之而干擾其在日本行蹤，日共也對他加以監視。而他在日本軍政界原有名聲，這回雖是流亡之徒，也多受人敬重。日本人說他是「不因失敗而改變節操，保持著他的風度」。他的風度是中國人的風度，而不屬於哪一邊哪一派。此地商賈政卿聞風而來，向他請問時局。岸、福二首相皆曾視其如智囊。日本人不稱其「胡先生」，而稱「胡大人」。此外，也還有一群戰前曾留學中國的人及對「東洋文明」有自信者與他引杯為知己。日本的上層敬他如國士。

他在筑波山上，一住好幾年（偶爾下山），過著仙人般的日子，有如回到了童年的家鄉。他與梅田美保一同參究日本古神道，闡明祭政一致與中國古來的王道思想，忽而有了學問的仙緣。如雲「卻說我在日本，先還茫然了好些年，隨後卻偶然來了學問上的仙緣。第一是在筑波山梅田開拓筵讀了古事記，才豁然明白了中國的禮樂是祭政一致的理論學問化。第二是相識了世界的數學者岡潔與世界的物理學者湯川秀樹，使我對數學與物理學生出了歡喜之心。」隨後他在山上開創私學校，辦雜誌，吸引了遠近一批年輕人，講授《易經》《老子》《論語》《孟子》等。然而他也曾總結：「我曾在筑波山的私塾里講解中國文明的理論學問三年，結果是大敗而終。我的著作出來後亦沒有什麼反應……在台灣出現了幾個以我的理論學問為根本的三三書坊的青年，可是他們畢竟只是一時心血來潮。相對於此，日本人若是用心於理論學問不知將會是怎樣一種情形呢？」

晚年的胡蘭成，言必稱禮樂，又每說祭政一致。他提出復興王道，實行禮樂政治的新案，倡言建立「東洋文明」（中國、日本、印度為核心的文明）的自信，催生思想的革命運動。當時無論中國還是日本的文化人，都過於自卑於西洋。而他卻要致力「東洋文明」的復興，重建禮樂之世，如雲以易經老子莊子來解明現代科學與知識領域所淀滯的問題，如雲以周禮孔孟及孫先生的政治與產業的原理來發想可對抗產國主義等現代社會問題的新的禮樂之治，如雲復興中國周代及漢唐時禮樂的教學原理以重建知性的富有情操的教育制度等等。

《胡蘭成全集·乙輯·中文著作八種》，2016年7月，槐風書社

他所提出的一個個龐大的命題，日本人到底惟能對他止於敬，而難以相知。其政治抱負也非一般文人學士及淺見的政客所能知。戰後日本違於神意，違於禮樂之學，只為經濟復興而陷入於產國主義的不歸之路，胡蘭成對此之批評，日本人皆不知所以，日後思之則晚矣，而其後又不知有多少國家步其後塵，中國即是其中一例。

他所創想的是「祭政一致」（天人合一）的知性（以黃老為根氣）的禮樂政治，不管怎樣的縱論天下大勢，不管怎樣的期待政治上的有所作為，他所熱情不減的歸結終是在於中國的禮樂之學。非但日本的年輕人及三三諸子當年未必能真正理解，今日的我們又果能理解嗎？今日中國重新思省民族的前途，上至當政者，下至庶民，皆開始敬重起中國原有的傳統與文明，思圖復興，雖不乏有志之士，但也不無迷惘。胡蘭成的論說就值得我們加以新的反省和借鑒。

對於政事，對於中國的前途，胡蘭成都懷著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天真與勇氣，行走在最艱難之處，堅信「天下事猶未晚也」，至終都在以其堅強的意志參究天道消息。中國近百年來的現代化所面臨的兩大問題是，對傳統不能謙虛，對西洋不能自信，而這其實又是同一個問題。中國自接觸了現代西洋，連語言文字都為之一新，生活方式大變，這原也是天命維新。可是隨後氣象漸變，逐漸失去了中華文明自身的底色。尤其像五四，空氣一新，而又瞬間變得不好了。後來如中國八十年代以來至今的一段，也都有著這樣的問題。對於五四以來留學生的盲目崇洋，辜鴻銘曾斥之為「自搖根本，附人驥尾，寧不殆哉」，進而說：「惟我截然與洋人大異，持我國毫無遜色之傳統，昂藏與之抗禮，了無遜人之意，洋人始能敬我。」胡蘭成提出禮樂之學，尊古而不復古，欲使傳統的情操開放在現世的空氣里，其所致力的學問皆在此。今吾人更要能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勿忘本來文化之自信，擔當起複興中國的未竟之業。

而對於胡蘭成其人其事，吾人寧應觀其過而知其仁。觀過不易，知仁實難。有心者，且先讀其文。

二〇一五年冬至，幽蘭子客居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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