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國家記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70餘年，大屠殺記憶一直在以色列國家的意識形態與公共話語中佔據著中心位置。其原因來自許多方面：首先，作為世界上唯一的猶太國家，以色列接納了大約三分之二的大屠殺倖存者，以色列國家與大屠殺有著無法分割的社會聯繫。其次，對於1948年才建立的一個新國家來說，大屠殺災難既有助於強化以色列國家的合法性，又有助於教育國民尤其是教育年輕一代銘記歷史、面對未來，甚至可以為國家的利益獻身。再次，大屠殺鐫刻在以色列人的民族記憶與個體記憶深處。每到面臨戰爭、面臨國家存亡的歷史關頭，一些以色列人便會產生與大屠殺相關的感受，將時下生存狀況尤其是將巴以衝突與大屠殺建立關聯，引發了不同層面的思考、熱議乃至爭論。

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

以色列建國之初，延續的是猶太復國主義意識形態中的「反大流散理念」，試圖割斷新建以色列國家與歐洲猶太人的關聯。國家記憶有意強調歐洲猶太人在大屠殺中的少量反抗，將其視為一種英雄主義，因而忽略了普通猶太人爭取生存的抗爭。

首先，以色列政府決定確立具有儀式化色彩的民族紀念日。1951年，以色列議會宣布將希伯來曆法中尼散月的第27日定為「大屠殺與隔都起義日」。這個日期不是宗教節日，而是1943年4月到5月間「華沙隔都起義」的爆發日。把大屠殺紀念日與「華沙隔都起義」聯繫在一起的意義在於認同公開倡導的武裝反抗的英雄主義這一記憶標準。1959年，政府又將紀念日名稱改為「大屠殺與英雄主義日（Yom Hashoah Ve-Ha?gevurah）」，強調肉體與精神抵抗，由此奠定了以色列大屠殺記憶的主體基調。其次，以色列政府決定建立一些重要的紀念館，來強化大屠殺記憶。1953年，以色列政府決定建立大屠殺紀念館——亞德瓦謝姆（Yadvash?em），並將其定位為紀念大屠殺的國家機構。大屠殺紀念館最初只是檔案館，20世紀70年代才被改為博物館。它既突出教育內容，又重視研究功能，目的在於讓人們了解大屠殺歷史。

再次，20世紀50年代以色列發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對整個社會認知大屠殺產生了極大影響，其中包括德國賠償和卡斯納審判。卡斯納審判把大屠殺期間歐洲猶太領袖與納粹合作的複雜性問題置於公眾關注的焦點。1958年1月，高級法院撤消了地方法院的決定，認為卡斯納與納粹談判營救猶太人並不等同於與納粹串通一氣。隨著時間的流逝，卡斯納審判得以重新審視與認知，歷史學家和知識界對戰時營救遇難同胞的複雜性表示理解。卡斯納是匈牙利猶太復國主義救助會領袖，曾幫助許多猶太難民同巴勒斯坦猶太代辦處取得聯繫，協助他們移民巴勒斯坦。因此，他與納粹軍官包括艾希曼談判，並對其行賄。戰後，卡斯納在歐洲和難民一起工作，並出席了紐倫堡審判，後來抵達以色列，成為本-古里安政治營壘中的一員。1953年，出版商格倫瓦爾德指控卡斯納與納粹合作。法官指控卡斯納把靈魂出賣給了魔鬼。卡斯納雖然提出上訴，但在結果懸而未決之際遭到槍殺。1958年1月，高級法院撤消了地方法院的決定，認為卡斯納與納粹談判營救猶太人並不等同於與納粹串通一氣。隨著時間的流逝，卡斯納審判得以重新審視與認知，歷史學家和知識界對戰時期間營救遇難同胞的複雜性表示理解。

1961年的「艾希曼審判」對以色列人認知猶太民族在二戰時期的遭際、確立民族記憶方式產生了巨大影響，改變了20世紀50年代以色列建國之初形成的國家記憶方式。艾希曼在二戰期間是負責組織把猶太人送進集中營的中心人物之一，戰後逃到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逮捕，1961年在耶路撒冷遭到審判。首先，就意識形態而言，本–古里安政府在以色列宣布逮捕艾希曼並對其進行公開審判具有重要的政治目的。本–古里安試圖通過審判艾希曼使整個世界感到有責任支持地球上唯一猶太國的建立，確立以色列作為主權國家的合法性。同時，本-古里安也希望通過這次公開審判教育年輕一代，意在讓他們了解歷史真相，並認識到猶太人只有在自己的主權國家內，才有可能擁有真正的安全。其次，審判使得以色列人認知到大屠殺的恐怖，也使尚處於孩童時代的大屠殺倖存者的子女開始認識到父母在戰爭年代經歷了難以言說的創傷，要揭開父母的身世之謎。此外，艾希曼被審判之後，以色列政府開始正式把大屠殺記憶引入以色列的學校教育。

阿道夫艾希曼

艾希曼審判增強了以色列人對大屠殺歷史的認知，而「六日戰爭」「贖罪日戰爭」更強化了以色列與大流散之間的情感紐帶，導致許多以色列人把大屠殺和以色列國家的生存聯繫起來，他們認為只有一個強大的以色列才能確保大屠殺不再發生。因此，他們支持政府把大屠殺記憶制度化、儀式化，但在公共話語中將兩場戰爭造成的恐懼與焦慮與大屠殺經歷相提並論，使教育工作者和歷史學家認識到國人大屠殺知識的缺失。為此，自1985年開始，大屠殺成為以色列高中教育的一個強制性主題，在塑造民族記憶中起到代言人的作用。政府相關部門選定的教材，如以色列·古特曼著的《大屠殺與記憶》和尼莉·凱倫著的《大屠殺：記憶之旅》等。

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伊拉克向以色列發射導彈，以色列迫於美國壓力只進行防禦，沒有參戰。以色列人戴著防毒面具躲避在掩體中，這種被動的防禦方式令許多人想起歐洲猶太人在二戰期間的無助。同時，化學武器或毒氣威脅喚起了以色列人腦海里的大屠殺想像。因此，保存大屠殺記憶對各個層面的以色列人顯得至關重要。大屠殺成了與馬薩達、特魯姆佩爾道·特裏海同樣重要的三大新型內部宗教之一。大屠殺教育在公共教育體系內部得以擴展，甚至連小學和幼兒園的老師都開始向學生講述同大屠殺相關的事情。一系列富有影響的戲劇、電影、小說、學術著作致力於探討大屠殺及其對以色列人身份的衝擊。直觀教育相當普遍，如大屠殺倖存者應邀講述歷史災難。以色列的大屠殺教育注重把正式教學（主要是歷史課教學）與非正式教學（儀式、田野調查等）結合起來。其中，「生存者之旅」堪稱最有價值、最行之有效的教育項目。

「生存者之旅」是以色列教育部組織的一個大屠殺年度教育項目，始於1988年，目的在於組織以色列學生代表團前往波蘭，探尋大屠殺遺迹，了解同大屠殺和猶太民族相關的歷史與知識，強化猶太民族與以色列國家的聯繫，以及在大屠殺語境下對人性的認知等諸多問題，帶有某種內部宗教朝覲的特色。活動一般安排在每年三四月間猶太人的逾越節之後，為期兩周。學生們首先前往華沙，參觀華沙的猶太人生存遺迹、隔都殘垣、華沙起義廣場、名人故居和猶太公墓，隨後相繼參觀馬伊丹內克、克拉科夫、特裡布林卡、奧斯維辛等集中營和滅絕營舊址。在大屠殺紀念日那天，該項活動達到高潮，成千上萬的「生存者之旅」成員舉著以色列國旗，從奧斯維辛走向波克瑙——二戰期間建造的最大集中營。生存者的徒步行進與戰時受難者在這條路上歷經的「死亡之旅」形成強烈對照，以此紀念二戰期間的所有遇難者。以色列和歐洲的政府首腦、猶太宗教領袖前來參加祭奠儀式並發表演講，號召大家銘記歷史，面對未來。

奧斯維辛集中營舊址的紀念牆

然而，這種把大屠殺制度化甚至將其等同於本土宗教的意識形態做法確實存在問題。猶太世界的一些知識分子甚至撰文指出，重溫猶太人在大屠殺時期的苦難對猶太民族來說非常危險，因為二戰期間納粹不僅屠殺猶太民族，而且屠殺其他民族。而過於強調在大屠殺中受難者經歷的一些以色列人士，經常把大屠殺用作安全武器反對阿拉伯人，把針對阿拉伯人的軍事行動正義化；阿拉伯人也把大屠殺作為工具來反對以色列國家。

20世紀80年代，因黎巴嫩戰爭與第一次巴勒斯坦人起義引發的在意識形態與道德層面上的爭論，促使大屠殺記憶從國家記憶還原為個體記憶。個體記憶指在紀念大屠殺過程中重視講述個人經歷，與個體猶太人，比如受難者、難民、生還者和大屠殺倖存者「第二代」的個人命運密切相關。至此，20世紀50年代的英雄主義、20世紀60年代的認同倖存者遭遇等集體記憶被個體記憶所替代。與「一片和音」的國家記憶相比，個體記憶則顯得非常低調，相關的書籍與討論多集中在普通人的生存境況和以前羞於表達的個人痛苦經歷上。

這種以書寫個人經歷為主的記憶方式成為後猶太復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石之一。後猶太復國主義，中文亦稱之為後錫安主義，是一個交織著不同認知和立場的政治文化術語，成型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那些認知和立場的共同點在於對猶太復國主義核心理念加以批判，尤其是質疑阿拉伯方面是否應單獨承擔巴以衝突的責任。在大屠殺問題上，後猶太復國主義抨擊猶太復國主義者把大屠殺作為工具來建立國家合法性的意識形態，認為以色列輿論濫用了大屠殺民族記憶，以證明對於「他者」（others），包括正統派猶太教徒、東方猶太人和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否定與壓制是合法的。以色列建國後，為爭取國家地位而無視倖存者的苦難、抹去倖存者文化身份的做法，凸顯了猶太復國主義與以色列意識形態的壓制性。從某種程度上看，後猶太復國主義者所力主的大屠殺記憶個體化，是在剔除大屠殺記憶中的猶太復國主義化，從而證實猶太復國主義理念的不合法。

總體看來，以色列建國之初，延續的是猶太復國主義意識形態中的「反大流散理念」，試圖割斷新建以色列國家與歐洲猶太人的關聯。1961年「艾希曼審判」把大屠殺歷史事件生動地展示在以色列國人面前，使其開始把大屠殺以及大屠殺所代表的流散歷史視為以色列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逐漸把所有形式的反抗均視為英雄主義，尤其當以色列人歷經「六日戰爭」和「贖罪日戰爭」，且幾近滅頂之災時，對猶太人在大屠殺中的境遇愈加認同。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色列大屠殺記憶的多元化特徵愈加明顯：一方面是國家意識形態體系中採取了更為有效的大屠殺教育方式，進一步把大屠殺記憶制度化、儀式化；另一方面則是圍繞黎巴嫩戰爭與巴勒斯坦起義等歷史事件，從人性、道義、良知、政治等層面針對大屠殺、大屠殺與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關係等敏感問題展開熱議。雖然在某一個特定歷史時期，以色列政府都會採取某種主要方式把大屠殺融入國家記憶之中，但是以色列國民，尤其是歷史學家和知識界人士對大屠殺的態度始終伴隨著爭議與悖論。特別是當把大屠殺與巴以問題建構關聯時，這種爭論愈加激烈。大屠殺記憶從國家記憶向個體記憶轉變過程中，更進一步凸顯出後猶太復國主義對正統猶太復國主義理念的反駁。

雖然大屠殺是猶太人在二戰期間經歷的一場災難，但不僅僅是猶太人的問題，就像齊格蒙·鮑曼所說，它具有回復性和普遍性。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中，許多民族均經歷過迫害與屠殺，如1914年到1918年的亞美尼亞大屠殺和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這些屠殺的特質雖然不盡相同，但均給受難者造成了難以治癒的肉體與精神創傷。如何塑造歷史創傷記憶也成為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民族無法迴避的問題，銘記過去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民族本身的文化特質、價值取向與政治需要。我們應該承認，與其他民族相比，猶太人在把大屠殺歷史記憶融入時下公共話語，並將歷史創傷融入民族身份塑造的做法顯得十分突出。其目的並不止於探討大屠殺發生的原因及其特點，讓世人了解大屠殺乃是現代化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毒瘤，而且還要警醒世人，避免歷史的悲劇重演。儘管任何重塑歷史的方式均是有限的，甚至充滿悖論的，但是在追求和平與發展的今天，避免歷史悲劇重演的嘗試對任何民族均應具有啟迪意義。（文/鍾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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