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三件事構成了中國被迫出兵朝鮮的合理動機和目的

面對當時中國所處的複雜環境和條件，毛澤東的決策動機並非如有些國外學者認為的那樣「混亂不清」，而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且隨著朝鮮局勢的變化而逐步臻於成熟。

作者：沈志華

以往對於中國出兵動機的考察，歷史學家已經做過很多推斷和論述，其中比較有說服力的觀點大體集中在兩個方面。一種看法認為毛澤東主要是出於對國家安全利益的考慮，為了保護東北的工業基地，免除反動勢力的威脅，中國必須進行一場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戰爭。另一種看法認為毛澤東的舉動主要是出於革命的信念和意志，及其渴望戰勝美帝國主義的激情，並以此作為繼續革命的動力和提高中國國際地位的手段。

從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應該說毛澤東對出兵朝鮮的考慮的確包含了這兩方面的因素，而不僅僅是出於某一方面的考慮，但也不是這兩種因素的簡單綜合。面對當時中國所處的複雜環境和條件，毛澤東的決策動機並非如有些國外學者認為的那樣「混亂不清」，而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且隨著朝鮮局勢的變化而逐步臻於成熟。

第一，由台灣問題引發出對抗美國的革命激情

由於錯誤地把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的行動視為共產黨國家在全球範圍內展開總體進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美國政府的反應迅速而強烈。然而，令人驚訝的是美國對朝鮮戰爭的第一反應竟是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也就是說，在朝鮮戰爭爆發後，杜魯門首先把中國而不是朝鮮擺在了美國的對立面。對此，毛澤東做出了激烈的回應。人們應該注意到，對戰爭的突然爆發，除了進行新聞報道以外，中國政府在最初幾天並沒有發表正式宣言或聲明。而對於美國將在台灣海峽採取的武裝行動，中國則立即提出了嚴正抗議。27日毛澤東的講話，28日周恩來的聲明，29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以及隨後的各民主黨派的聲明，全都把攻擊的矛頭集中在美國對台灣的軍事舉動上。直到7月中旬，全國的抗議活動都是把台灣問題擺在朝鮮問題之前。

當毛澤東憤怒地指責美國撕毀了「關於不干涉中國內政的一切國際協議」時，的確表明了他心中對美國的怨恨。自國共內戰開始以來，美國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對中國內政不干預的立場，在中國革命取得全面勝利的時候，為了分離中蘇，杜魯門1月5日的講話甚至透露出美國將放棄台灣的信息。同樣，中共雖然宣布了「一邊倒」的方針，且與蘇聯結成了政治同盟，但並沒有斷絕與西方國家的聯繫，也沒有存心針對美國採取任何特殊的外交行動。即使僅從保持新政權穩定及其在國際環境中的主動地位出發，毛澤東也需要保留與美國人周旋的外交餘地。然而，美國對台灣海峽的行動毀滅了毛澤東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的夙願，使解放台灣的計劃功敗垂成。對於毛澤東來說，解放台灣是他前半生可以為中國做的最後一件大事。而美國對台灣的行動，在毛澤東看來，就等於是對中國宣戰。

這不僅是因為第七艦隊的入侵在軍事上阻礙了解放台灣的戰役，更嚴重的是「台灣地位未定論」意味著在法律上剝奪中國統一的合法性。毛澤東的確被激怒了，他本性中的革命熱情和好鬥精神再次被激發出來。固然，正如西方學者在分析中國出兵的原因時指出的，美國人低估了他們向鴨綠江挺進時中國感受到威脅的程度，但美國政府更應該想到的是，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仇恨和接受挑戰的決心早在杜魯門宣布對台新政策的時候就產生了。從這時起，在毛澤東的心目中，與美國人之間的戰爭已經開始了。

儘管到7月初毛澤東還沒有最後確定把自己的攻擊力量放在台灣和朝鮮兩個方向中的哪一邊，但是有三點是十分肯定的：第一，這兩個方面的挑戰或者威脅都是來自美國；第二，毛澤東已經決心應戰美國；第三，按照毛澤東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一貫戰略思想，他必須在台灣和朝鮮南北兩個方向上做出選擇。因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毛澤東後來決定在朝鮮戰場與美國人一決高低的決策，最初起源於在台灣問題上被美國激發出來的革命激情。後來劉少奇關於中國出兵對蘇聯大使的一番談話，表明了中國領導人決策中的革命因素：「中國革命還沒有結束。為了完成革命，還需要幾年。如果不得不同美國侵略者作戰，那我們完成革命的日期就臨近了，因為我們有堅定的信念，美國侵略者必敗。」打敗美國，完成革命，無論是對外與帝國主義抗衡還是對內鞏固社會主義政權，毛澤東此時的衝動都可以歸結為一種革命情結。

第二，根據國際分工為社會主義陣營承擔責任和義務

隨著美國地面部隊捲入戰爭，毛澤東的注意力也漸漸轉向了北方。8月11日中央軍委最後決定將解放台灣的戰役推遲到1951年以後，到9月底，毛澤東甚至親自指示取消在國慶節慶祝活動中使用許諾限期解放台灣的口號。中國軍事部署的調整，首先當然是出於對東北地區安全的考慮，但不僅如此，其中還有更為重要的因素——國際主義的責任和義務。

早在1949年夏天劉少奇秘密訪問莫斯科時，中蘇兩黨就達成了一種共識，即在國際革命運動中應有所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國今後多擔負一些對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方面的幫助。「應當履行對東亞各國革命所承擔的責任」。所以，儘管毛澤東不願看到在中國北方鄰國發生一場可能導致美國干涉亞洲事務的戰爭，而且一再向金日成表示只有在中國完成統一事業後才能向朝鮮提供軍事援助，但是當1950年5月14日得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已經就採取軍事手段解決朝鮮統一問題達成一致意見時，作為東亞地區革命事業的「負責人」，毛澤東還是同意了在解放台灣之前先解決朝鮮的統一問題，並表示願意給朝鮮以各種援助。

而現在朝鮮革命真的遇到麻煩了，毛澤東自然要考慮如何履行自己的諾言和義務。7月初，周恩來對即將赴朝工作的柴成文表示，中國要儘力幫助和支持朝鮮人民。同時，中國政府還答應將東北軍區部隊中的200名朝鮮籍幹部集中後送回朝鮮，以便加強朝鮮人民軍的幹部素質。顯然，中國領導人考慮到了自身承擔的責任，特別是在莫斯科表明要中國介入戰爭的意向後，這方面的因素更加突出了。

美國軍隊捲入戰爭後，斯大林立即想到應該把中國拖入戰場，隨後又要求中國立即集中9個師於中朝邊境，準備入朝作戰，並答應提供空中掩護。毛澤東未必沒有想到斯大林是要中國為蘇聯火中取栗，但莫斯科施加的壓力從社會主義陣營分工的角度講顯然無可指責，這進一步促使中國在南北兩個戰場選擇的問題上迅速做出決斷。從7月初東北邊防軍的組建，到8月5日毛澤東關於邊防軍「各部於本月內完成一切準備工作，待命出動作戰」的指示，充分表明此時中國已經有了出兵朝鮮的打算和準備。

如果僅從守衛國土的角度考慮問題，那麼當時北朝鮮在軍事對峙中尚無敗跡，中國只需屯兵東北以備不測就可以了。而此時就考慮到出兵朝鮮的問題，顯然包含有為社會主義陣營承擔國際主義責任和義務的因素。顯然，一旦朝鮮政權的存亡受到威脅而中國袖手旁觀，那麼新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地位以及中共作為馬列主義政黨的形象，無疑將受到極大損傷。毛澤東和周恩來在8月4日政治局會議上對此所做的解釋表明，中國領導人已經站在了亞洲革命領導者的崗位上。

分析毛澤東此時的動機，更多的成份是出於意識形態，而不是站在現實基礎上的考慮。首先，以新中國現實的政治狀況、經濟基礎和軍事力量，是否能夠保證其戰勝世界上實力最強大的美國？新政權立足未穩，剛剛開始的經濟建設將遭受嚴重破壞，多年戰爭造成的厭戰情緒，中美軍事實力的明顯差距等等，多數中國領導人最初反對介入戰爭的立場正是對這些現實問題的考慮；其次，如果沒有必勝的把握，那麼中國有什麼理由一定要參與這場可能把革命新政權帶進毀滅深淵的戰爭呢？也就是說，如果中國自身的安全和生存沒有受到威脅，那麼非要為了某種信念拿國家存亡進行賭博，這種決策是否明智；最後，這次出兵作戰不像國共內戰那樣，可以由中共隨意選擇戰場，朝鮮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如果沒有提出要中國援助的請求，毛澤東也是無所作為的。因此，僅僅出於對美國行為的革命義憤和對社會主義陣營的責任感，還不足以促使毛澤東做出最後決策。

第三，對國家安全和主權完整受到威脅的憂慮

當麥克阿瑟仁川登陸成功，特別是在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北進的趨勢日益明顯的時候，現實的環境和條件發生了急劇變化，一切因素都允許和迫使毛澤東迅速做出參與戰爭的最後決策：如果中國不出兵，其國家安全和主權完整就將面臨嚴重的威脅。實際上，中國領導人早就把美軍越過三八線的行為作為判斷這場戰爭是否對中國安全構成威脅的標準了，周恩來7月2日與羅申談話時已經提到中國出兵朝鮮的客觀條件就是美國越過三八線。仁川登陸的第三天，中央軍委決定向朝鮮派出軍事先遣小組，勘察地形，做戰場準備。毛澤東還帶信給高崗說，「看來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須抓緊準備」。9月25日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對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說得非常明確：「中國對美國突破三八線決不會置之不理」。9月30日周恩來又發表演說，公開對美國政府提出嚴正警告。但此時的白宮和五角大樓已經被勝利沖昏了頭腦，麥克阿瑟正在安排聯合國軍向三八線以北挺進，根本聽不進中國的警告。

到9月28日，當朝鮮戰場的形勢已經變得極其危險的時候，朝鮮勞動黨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向蘇聯要求空軍支援，同時給毛澤東寫信，懇請中國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25莫斯科當然不會在這種時候公開介入朝鮮戰爭。在10月1日給平壤的信中，斯大林一方面指示北朝鮮迅速組織三八線防禦，一方面提出，「組織人民志願軍」的問題「必須首先同中國同志商量」。當天，斯大林便以不容商量的口氣向中國提出了派兵援助朝鮮的要求。接著，金日成的信使也趕到了北京。戰爭發展到最危急的關頭，援救朝鮮的責任終於落到了毛澤東的身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即中國的安全利益已經受到實際威脅，而且蘇聯和朝鮮也明確請求中國出兵時，10月2日，毛澤東電令鄧華「隨時待命出動」，並草擬了給斯大林的電報，表示中國同意出動12個師赴朝作戰。

由於領導層意見分歧，毛澤東答應出兵的電報沒有發出。面對國內極其困難的局面，10月3日周恩來做了最後一次努力：通過印度向美國傳遞信息，再次警告美軍不要越過三八線。一方面是美國對此置若罔聞，一方面是朝鮮局勢日益危急，中國領導人迫不得已做出了最後決定。彭德懷在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於讓美國佔領朝鮮中國無法安心搞建設，不如打爛了再建設的一番慷慨陳詞，無疑反映的是當日上午毛澤東與他談話時表示的決心。30毛澤東甚至做好了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和核戰爭的最壞打算。只是出於爭取蘇聯軍事援助的策略考慮，毛澤東沒有立即將這一決定告訴斯大林，而是派周恩來和林彪赴蘇商談。

就在10月13日斯大林已經決定在朝鮮實施全面撤退計劃後幾個小時，莫斯科收到了毛澤東決定出兵的通知。在援助朝鮮的問題上，斯大林要求中國出兵，而毛澤東要求蘇聯提供空軍支援，如果說這是兩個盟友之間的一場暗中較量，那麼其結果是斯大林佔了上風。不過，毛澤東在軍事上沒有必勝把握的極其不利的條件下，仍然堅決主張派兵赴朝作戰，並非是懾於斯大林的壓力，而主要是出於對國家安全和主權的考慮。在麥克阿瑟叫囂要打過鴨綠江和美國飛機不斷中國東北邊境城市的情況下，中國領導人對戰爭是否會推進到中國境內的擔心是十分現實的。

因此，除了從地緣政治角度對安全利益的擔心外，毛澤東很可能還有對中國主權完整受到威脅的更深層的憂慮。問題在於，如果朝鮮按照蘇聯的計劃在東北建立流亡政府，並將其殘餘部隊撤到東北休整，那麼，因此而將戰火引致中國境內，斯大林便極有可能根據中蘇同盟條約，派幾十萬蘇聯遠東軍進入東北，援助中國作戰。毛澤東不會忘記，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對日作戰，出兵東北，從而迫使蔣介石簽訂了損害中國主權的城下之盟。毛澤東更不會忘記，新中國領導人在東北問題上與蘇聯進行了艱苦談判，才迫使斯大林接受了限期歸還長春鐵路和旅順、大連的協定。

很有可能，「東北王」高崗與莫斯科的特殊關係也是毛澤東在考慮東北命運時的心腹之患。因此，一旦讓戰爭擴大到中國境內，而蘇聯再次出兵東北，那麼其結果必然是：無論戰爭勝敗如何，中國都無法保證對東北的主權不受損害。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做法，當然是把戰爭阻止在國門之外了。當然，毛澤東關於國家主權和安全的考慮可能還有更多的內容，比如台灣問題、日本問題等等。斯大林在10月初勸說中國出兵時就談到，其後果將迫使美國「向有蘇聯盟國為其後盾的中國做出讓步」，朝鮮就不會成為美國或日本反對中國的軍事基地，美國最後不僅會「被迫放棄台灣」，而且還將「拒絕與日本反動派單獨締結和約，放棄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活動和使日本成為他們在遠東的跳板的計劃」。即使沒有看到斯大林的這封電報，毛澤東也會想到這些保證中國安全和主權的附帶收穫。

歸納起來，當時流行的一句口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十分貼切的反映了毛澤東對出兵問題的全部考慮：把美帝國主義作為直接對手的革命情結，對社會主義陣營承擔的國際主義責任，特別是保護新中國安全和主權的領袖意識，這三者構成了毛澤東決策出兵的基本動機和目的。所以，儘管從總體上講，中國是被迫捲入這場它並不希望看到的戰爭的，但是當戰局的發展明顯不利於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並威脅到新中國的安全利益時，中國領導人最終下定了參與這場戰爭的決心。如果說在對外戰略決策中應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的話，那麼，毛澤東的這些考慮，無論是對他本人，還是對他的黨，乃至對他的整個民族和國家，無疑都是適合的，最終都體現為對美國越過三八線決策被迫做出的合理反應。同時，對中國決定介入朝鮮戰爭決策做出合理性判斷的必然結果是把美國越過三八線看作是一次純粹導致災難的行動。39因為，只要聯合國軍實際上越過三八線，並逼近鴨綠江，那麼，無論是美國做出不會威脅中國的保證或提出建立緩衝區的建議，還是以擴大轟炸甚至使用核武器進行威脅，都不足以阻止毛澤東對美軍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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