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我和CUSPEA

李政道（右）、周光召（左）。來源：江蘇理工學院物理實驗中心

撰文 | 李政道

1979 年提出的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即 CUSPEA）已過去二十多年了。在 1979 年開始到 1989 年這個項目實施的十年中，到美國深造的有近千名中國物理專業的年輕研究生。現在他們都已進入了壯年，在學術和個人的事業上都有了不同的成就。二十多年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經濟上有了很大的增長，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也有了長足的進步。二十多年來，中國變化之大，令人驚嘆不已。今天在中國，出國留學已是十分平常的事了。回憶二十多年前 CUSPEA 開始實施時的情景，確實使人感慨萬千。

當時，因為中國長期的封閉，再加上「文化大革命」長達十年的動亂和浩劫，使得中國在許多方面遠遠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科學技術方面的落後，尤為嚴重。這主要是由於教育的停頓，使祖國整整一代年輕人沒有受到系統的高等教育。缺少了掌握先進科學技術的年輕一代，中國是根本不可能進行現代化建設的。

1979年春我趁著國內剛趨好轉的形勢，在北京為祖國近千位優秀青年補課，每天從早到晚講了近兩個月研究生的物理課。

改革開放後，李政道回國講學，與那個時代求知若渴的知識分子合影。來源：李政道數字資源中心

目睹當時祖國面臨人才斷檔的嚴重危機狀況，我憂慮萬分。我深感，為加快祖國科學技術人才的培養，只在國內舉辦講座補課是遠遠不夠的。我從自己成長的經歷中深切感到，必須儘快為祖國的一批年輕人創造系統學習和發展的機會，特別是讓他們能到美國世界第一流的研究院和大學去系統學習，這才是培養人才的一個長遠之計，也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

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我才在1979年設計了這一獨特的 CUSPEA 項目。但是，當時中國的改革開放還剛剛開始，總的說來國家還處在封閉狀態，出國留學的渠道不通。再加上國家財政十分困難，不可能拿出大量的外匯經費支持他們出國學習。更嚴重的是，儘管當時中國「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撥亂反正正在進行之中，「文化大革命」的流毒在人們思想上還有很大的影響。出國留學尚屬十分罕見。國內外不少人仍用「文化大革命」的觀點對待這個用改革開放方式為祖國培養優秀年輕人才的計劃。國內教育界也有相當多的朋友還對「文化大革命」心有餘悸，因而不敢贊同。

在美國也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因為申請入美國大學或研究院的手續和當時中國國內的情況，完全格格不入。凡要入美國任何大學的研究院的學生都必須先通過 GRE 考試，非美國的外國學生還必須通過 TOEFL 考試。學生要先填好想入的各校各不相同的入學申請表，隨同學生所在學校的成績單、教授介紹信、入學申請費（美元）等，一併寄到學生想入的各大學的招生辦公室。招生辦公室審查合格並初選後才轉到該校研究院的各系。各系招生組的教授才能選擇錄取。

1979年和80年代初期，在中國根本沒有 GRE 和 TOEFL 考試。美國的學校對中國大學在「文革」後的學術水平又毫無了解，若按上述程序申請赴美國大學的研究院學習，是根本走不通的。因此必須創造一個新的特別的入學渠道，而且還要有維持這麼多留學生的經費，這是極為困難的問題。

1979 年春，當我還在北京講課的時候，就為這個問題做了一點試驗。我和我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的教授們聯繫，請他們出一份能達到入哥校物理系研究院標準的試題，寄到北京。在科大研究生院嚴濟慈院長、吳塘副院長協助下，舉行了第一次 PRE-CUSPEA 試點考試。從中選了五位同學。然後我將這五位同學的試卷和履歷寄至哥校，請哥校物理系開會決定，這五位同學是否能入哥校為研究生。如能夠入哥校研究生院，能否由物理系承擔他們所需的全部經費，直到得到博士學位。同時，我又請物理系替這五位同學向哥校大學招生辦公室補辦了入哥校的全部手續。由於這五位同學成績優良，他們都獲得了哥校物理系的同意，順利地入學了。有了這樣一次具體的實踐，我就比較容易說服中國科學院和教育部的領導和同仁們，並取得了他們的支持和贊同。

開始的時候，這五校的招生辦公室都是反對的，因為按美國大學的規定，申請 入學的第一輪審查機構應該是大學招生辦公 室。他們不能放棄這份責任和權力。因此，我很費力地向各校的招生辦公室主任說明當時中國的特殊情形。各校物理系的朋友們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很幸運，我都說服了各校招生辦公室的負責人員。同時，這五校物理系也同意負擔被選上的 PRE-CUSPEA 學生全部教育和生活費用，直到獲得博士學位。

1980 年 2 月 1 日，我開始大規模地展開工作，向53所美國高水平的大學物理系系主任和教授們發了二百多封內容相同的信。從那時起，CUSPEA 才算正式全面地開始了。因為 CUSPEA 的制度和美國入學制度完全不同，而且，規模又不小，因此，在美國的工作量也是相當大的。

1980年CUSPEA的物理試題。來源：《CUSPEA十年》

出人意料的是，正當第一屆 CUSPEA 繁忙地展開工作的時候，卻有一些很有影響的美籍華人學者完全不和我討論，直接給國內寫信，反對CUSPEA。更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甚至在信中，對 CUSPEA 用了「喪權辱國」、「比19世紀末20世紀初半殖民地都不如」之類「文革」式的大帽子。他們說，20 世紀初中國處在「半殖民地」時，雖然是用庚子賠款設定的清華留美獎學金，但清華留美的考試還是中美合辦的。可是在新中國領土上進行的 CUSPEA 考試試題卻完全是由美國人出的。這豈不是比「半殖民地」更低。

所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可以想像出來，這樣的帽子在當時的中國是多麼嚴重和可怕的事。當時 CUSPEA 這個項目面臨的阻力和壓力之大，是現在的年輕朋友們不可想像的。

為此，我不得不又專程到北京去解釋：清華留美考試是獎學金的考試，得了這個獎學金不等於入了美國大學。入美國任何大學，還必須通過美國各大學承認的入學考試。美國大學的入學考試也必須是美國學校出題。而當前，CUSPEA僅是將幾十個美國大學組織起來，成為一個集中的「入學考試」。況且，全部經 費是由美國各大學來負擔，所以試題當然是由美國學校出。如同現在每一位赴美國大學和研究院學習的外國留學生，都要經過由美國出題的 GRE 和 TOEFL 考試一樣，是與「喪權辱國」之類帽子毫不相干的事。

1988年10月24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美國科學家（右一為李政道、右四為周光召）。來源：李政道數字圖書館

就在 CUSPEA 存亡的關鍵時刻，幸而得到了小平先生和當時其他中央領導的堅定支持，以及國內科學、教育界的不畏壓力的憂國憂民之士的大力幫助，克服了重重阻力，才得以實施。

這樣獨特的招生方式，在美國正規的招生計劃之外，每年從一個特殊的外國招收近百名物理研究生，在美國歷史上也是沒有的。我的基礎工作就是一個大學、一個大學地從物理繫到招生辦公室去作說服。終於說服了他們，並在美國各大學友好學者的支持下，CUSPEA 的第一年，就得到了包括美國所有名牌大學在內的 53 所大學的認同，使它的實施得以成功。後來參加 CUSPEA 的美國和加拿大的大學則增加到了 97 所。

中國國內的 CUSPEA 工作是在當時主持科教工作的方毅副總理及國家教委和中國科學院領導下，由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吳塘、北京大學沈克琦負責日常工作。老一輩物理學家王竹溪、馬大猷、談鎬生、沈克琦、趙凱華先後主持了物理考試的閱卷，李佩負責英文考試。以嚴濟慈老為主席，錢三強、王淦昌、王竹溪、黃昆、馬大猷、朱洪元、談鎬生、陳佳洱及各有關高校的教授、教委的黃辛白及有關領導組成的 CUSPEA 委員會，每年開會審查、確定向美國推薦的學生名單，工作十分嚴肅認真。

國內CUSPEA工作每年從報名、考試、閱卷到確定名單，沒有任何行政方面不恰當的干預，嚴格公正，絕無不正之風，贏得了中美兩國有關高校及祖國青年學生的高度信任。祖國這些老一輩的領導人和科學家工作之辛勤嚴謹，他們對年輕一代的愛護和關心，真是令人肅然起敬。

「21世界的物理學和中國的發展CUSPEA學者研討會」合影——CUSPEA對21世紀的物理學和中國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來源：2015 CUSPEA 聯誼會

每年 CUSPEA 考試後，安排被選上的近百名CUSPEA 學生進入美國幾十所參加 CUSPEA 項目的大學研究院，又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定的原則是，每位 CUSPEA 學生均可自由選擇想入的某一所參加 CUSPEA 的大學；每一大學亦均可自由錄取向該校申請入學的某一位 CUSPEA 學生。因此落實入學學校的手續是需要精細設計的。

每年從 1 月至 4 月，在我確定的日期內，分三輪進行。每一輪中，每一個 CUSPEA 學生可向想入的某一所 CUSPEA 學校申請，而每一個 CUSPEA 項目的學校可決定錄取某幾位申請入該校的學生。最後的去向則完全由學生自己決定。

在美國大學，通常錄取學生的標準不完全依靠考試分數，個性、喜好等也是很重要的。因此，每年我邀請二位物理教授和他們的夫人，為 CUSPEA 面試學生。他們專程去中國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與該年已被選上的近百名 CUSPEA 學生，一對一地作一小時的英文談話。通過談話，他們對每一位 CUSPEA 學生，作一扼要的性格形象評價。由於被邀請的 CUSPEA 面試人都有較豐富的教育經驗，他 們對每位 CUSPEA 學生的評價，雖然只是短短五六行字，但通常是很準確和中肯的。然後，由我的助理 Irene 女士將每位選上的 CUSPEA 學生的考試成績、簡單履歷和 CUSPEA 面試的評價彙編成一CUSPEA 冊子，寄到美國各所參加 CUSPEA 的大學研究院，各校以此作為錄取 CUSPEA 學生的主要材料之一。

在美國，所有實施 CUSPEA 的組織協調工作乃至每年三輪向美國各大學和國內各大學發信，每一輪學生申請入學的細節，甚至每位學生在美國留學時學習及生活上的種種瑣碎之事，都是我和夫人秦惠?及助理Irene女士一件件地去做的。在 CUSPEA 實施的十年中，粗略估計每年都用去了我約三分之一的精力。雖然這對我是很重的負擔，但我覺得以此來回報給我創造成長和發展機會的祖國母校和老師是完全應該的。

現在看來，CUSPEA 實施的十年不過是中國物理學發展歷史中一個小小的插曲，但它確實是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起到了它應有的歷史作用。

每當想起CUSPEA，我都會想到小平先生和中國當時主管科教工作的方毅副總理等中國領導人，想到上面提到的這些老一代科學家和教育家以及很多很多支持 CUSPEA 的科學界和教育界的朋友。我也十分感謝美國支持CUSPEA 的九十多所大學的教授們。我的夫人事，都是我和夫人秦惠?及助理 Irene 女士在CUSPEA實施的十年中，為所有赴美的中國年輕人所做的一 切，更是歷歷在目。今天，他們中間的很多人已經離開了我們，但他們在中國科學和教育處於人才斷檔的嚴重時刻及經濟十分困難的環境下，為中國科學和教育的發展所做的努力，將永載史冊。

選自《CUSPEA十年》（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本文為「第二版序」，標題為本刊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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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CUSPEA）20周年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