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盛世下的文人，一個最沒氣節的時代

在乾隆執政的63年中，作為一個封建皇帝，他也算兢兢業業了。但從人文角度上講，有些事情他做的比較過分，其中文字獄就是最典型代表。

乾隆朝文字獄

在那段號稱「盛世」的時間裡，上演了一出影響巨大的思想鉗制運動。不但把科舉考試弄成了烏煙瘴氣，民間的遺書也燒個乾乾淨淨，在文字獄方面更是集百家之大成，數量達130餘件，比全中國其他皇帝搞得文字獄總和還要多。

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開始，文字獄在中國由來已久，並不是清朝的發明，清朝的文字獄也並非只是乾隆在做。但乾隆當政期間，文字獄之頻繁，不僅在有清一代，在整個中國古代堪稱空前絕後，而乾隆手段之惡辣和苛刻，恐怕連他的父親雍正在內的所有專制帝王都相形見絀。

乾隆一生究竟製造了多少起文字獄，這很難統計。不過，在他統治中國的60餘年間，有案可查的文字獄至少在130以上，比起康熙朝不超過10起，雍正朝不超過20起來說，數量上急劇增加。

清朝文人

有一種觀點認為，乾隆朝沒有大規模的文字獄，鎮壓、屠殺範圍也沒有康熙、雍正那樣廣，這話不無道理。

像《明史》獄、《南山集》案和呂留良案那樣的大案在乾隆朝的確沒有。乾隆在統治手法上講究「寬嚴相濟」，反映在處理文字獄案時，一旦收到殺人立威的效果，就總是把「不為已甚去已甚」之類的話掛在嘴邊，表示自己並不想把事情搞大。

如果說康熙朝針對知識分子，雍正朝喜歡殺一儆百，那麼乾隆是把矛頭指向了全社會，而且手段極為嚴厲，他大力強化對思想意識的控制，於是在全國雷厲風行開展查辦禁書運動，所查禁書範圍之廣、年代之久，是歷史上少見的。

比如江南名儒沈德潛一案，曾經名噪一時。

沈德潛，乾隆朝五大詞人之一，中舉後十年之間就入值軍機。他退休後還贈了太子少保，從一品。可以說是榮耀至極。但就是這個少保死後不到一年，就因為查出來他的詩集里有幾篇他給乾隆當槍手寫的詩，還有若干牽強附會的「反詩」而遭到清算。

清朝文人

沈德潛因寫過《詠黑牡丹》詩句「奪朱非正色，異姓也稱王」，被指為大逆不道，當時沈德潛已死，卻也被「革其職，奪其名，撲其碑，毀其祠，碎其屍」。像沈德潛這樣的寵臣尚且如此，下面的普通官僚百姓就更在劫難逃了。

翰林胡中藻一句「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認為這是誹謗清朝，將胡中藻滅了族。

江蘇東台的舉人徐述夔去世後，其子為了紀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樓詩集》。集中有詩句「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被指用「壺兒」喻「胡兒」，認為是暗指滿清。還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被乾隆認為是「顯有興明滅清之意」。結果徐家不是被殺就是被充軍，還株連了許多與徐家有關的人。

像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文字獄的數量、持續時間、受株連人數都為歷代之最，造成的惡果可想而知。

四庫全書

首先是知識分子不再「知識」了。

由於文字獄過於嚴酷，許多文人「以文為戒」，生怕一不小心就犯忌，所以詩不敢作，文不敢寫，即使寫出來，都言不由衷，詞不達意，晦澀難懂。

不少知識分子紛紛立下「不當烈士當犬儒」的座右銘，中國文化人的氣節每況愈下。難怪魯迅說《四庫全書》不僅藏在內廷，而且「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作者裡面，也曾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

乾隆時期的文字獄是中國古代文字獄的空前高峰，文字獄禁錮了文人的思想，導致當時思想上，文化上萬馬齊暗。

其次，乾隆年間修的《四庫全書》，更是對已有文獻「清查」得徹底。

全國的藏書都被借調，進行全面檢查。不僅將不利於滿清的文獻史實禁毀，連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

四庫全書

很多私人藏書以修《四庫全書》之名「借調」中央後，就此「黃鶴一去不復還」。查繳禁書竟達3000多種，15萬多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70萬部，禁毀書籍與四庫所收書籍一樣多。

歷史學家吳晗說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

文字獄如此之徹底，一篇吳三桂的「反滿檄文」，一本《揚州十日記》，一本《嘉定屠城記略》，竟在中華本土湮滅了二百多年，此後才從日本找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