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海軍：藝術鄉建開花容易結果難

《中國美術報》第41期 新聞時評

編者按

近年來，藝術介入鄉村建設（以下簡稱「藝術鄉建」）成為一個廣受關注的社會熱點，很多藝術家投身其中，試圖以藝術的手段美化鄉村，較典型的如「許村計劃」、「碧山計劃」、雨補魯寨的藝術改造，等等。應該說，它們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給當地農民的生活帶來了某些改觀。但無法否認的是，很多藝術鄉建項目也逐漸暴露出許多問題，如流於表面和噱頭，僅僅滿足於在農村建幾座美術館或民俗村，吸引好奇的城市遊客；或一廂情願地將鄉村打造成城市小知識分子的理想田園，極力維護「古老傳統」而無視農民們走向現代化、改善生活質量的要求。這種脫離當地現實的「藝術鄉建」，最終往往因其無法對接農民的真實需求、無法解決農村的現實問題而遭遇擱淺的命運。

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可圈可點的藝術鄉建案例向我們證明，如果藝術家能夠秉持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多方合作的態度，充分尊重農民的需求和鄉村的文化現實，那麼，他們的藝術想像和實踐便會真正落到實處，既滿足農民的期盼，也實現了自己的藝術追求與社會價值。這種嘗試和其中積累起來的經驗，無疑是值得吸取和借鑒的。

本期《中國美術報》以「藝術鄉建」為專題，以記者實地采寫與專家撰文評論的方式，對這一社會熱點問題做一客觀探討，藉此為「藝術鄉建」的可持續性和可推廣性提供建設性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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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海軍：藝術鄉建開花容易結果難

（本欄目文章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秦安縣葉堡鎮石節子美術館一角? 圖片來源：網路

藝術鄉建開花容易結果難

閻海軍

談到鄉建，我們繞不開晏陽初和梁漱溟。晏先生1918年遠赴法國，任北美基督教青年會戰地服務幹事，在20萬旅法華工中開展卓有成效的識字教育活動，使其中38%的人摘掉了文盲帽子。回國後在定縣開展了鄉建實驗。梁漱溟延續晏陽初的鄉建實驗，試圖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和改造，尋找改造中國、建設中國的路徑。他們改造鄉村的宏願未能實現，但他們的理想和行動令人感動。

最近，引起關注的一個「藝術鄉建」人物叫歐寧，他在碧山買房帶著妻小入住，大有紮根大幹的意味。他聚攏了一大幫人：詩人、畫家、作家、記者……協力開創「碧山共同體計劃」，提出「通過知識分子回歸鄉村，探索集土地開發、文化藝術產業、特色旅遊、體驗經濟、環境和歷史保護、建築教學與實驗、有機農業等多種功能於一體的新型鄉村建設模式」。他的這一遠大抱負被媒體譽作「新時期的烏托邦計劃」。

歐寧說：「碧山計劃想做的事可用三個關鍵詞來概括：鄉村建設、文化生產和社會工程，前者是希望接續民國以來晏陽初和梁漱溟等人的鄉村建設實踐，第二是我們的能力範圍內比較擅長的，第三是探討藝術與社會互動的可能性。」

圍繞歐寧的鄉建，哈佛博士周韻提出了質疑，引發一場論戰。周韻認為碧山的實踐脫離村民，難以讓人信賴，質問碧山是「誰的村莊」可謂直指要害。

歐寧在碧山引入書局、舉辦展覽，但這一切到底與農民有多大的關聯，確實值得疑問。可以想見，在中國任何一個村莊，一群藝術家進村，做一些藝術行為，必然會引起大家好奇，但好奇過了，活動結束了，藝術家可以總結成果，農民還要去務農，還要去思考生計。

不論用多麼時興的理念、學術規範總結，鄉建目標無外乎三句話：一、生產經營推經濟；二、文化繁榮長精神；三、秩序構建促治理。農村社區的改觀只有從這三個方面發力才能奏效。

這三個方面是互為關聯、互相促進的關係，缺一不可。歐寧的藝術鄉建在生產經營方面的介入顯然非常不足。檢索所有關於碧山實踐的媒體報道，鮮有事關提升村民經濟情況的項目和行動。歐寧反對碧山像宏村一樣過度商業化，但不能給碧山農民帶來實際收益，不能改變農民的現實，藝術鄉建到底建設什麼？沒有很好的介入，哪個農民會跟著你玩藝術？遑論改變精神文明和治理實踐，只能是空中樓閣。

與歐寧的「碧山計劃」相類似，在甘肅秦安，靳勒在自己老家石節子村創辦美術館，也開展藝術鄉建。他把村中的一切都視作美術展品，包括父老鄉親的生產勞動圖景都成了藝術。人類由勞動走向文明，由文明孕育藝術。後來社會分工巨細無遺，藝術漸趨離開勞動。靳勒無疑是在呼喚藝術創作的回歸。

「村裡人別出去打工」是靳勒對故鄉最大的願望。從2008年至今，他的努力所獲得的成功是村莊在全國美術界出了名，政府和一些單位幫助村莊解決了供水、村道硬化等工程。靳勒一直在尋求美術項目能帶動村民增加收入，他的打算非常實在。但這個構想落實起來非常難。他引入的藝術家也確實在村裡實施了一些和村民合作完成的藝術項目，但對村民增收帶動作用並不明顯。

靳勒與歐寧相比，前者有一個先天的優勢：土生土長的石節子人。而後者是外來戶，很難真正融入碧山。靳勒的根在石節子，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沒有脫離社會學所講的熟人社會範疇。熟人之間的互動必然高度信任。而歐寧等知識分子進入碧山，與村民建立熟人社會圈子，需要很漫長的過程。無法融入村莊，就無法取得村莊的信任，開展工作必然困難重重。

筆者曾與靳勒閑聊，問及他如何調動村民參與項目活動，他感嘆其實困難很大，「做事遠沒有想像的那麼簡單」。靳勒要完成一件美術作品，需要做很多泥棒子，他想借這個機會為大家增收，村民每加工一個泥棒子可以掙50元，但有的人依然有不同意見。石節子村只有13戶人，而且都是靳勒的鄉親。區區13戶人，組織協調都有難度，人數眾多的村莊更會難上加難。

如何組織村民介入藝術鄉建，是左右鄉建成效的核心問題。組織力考驗的是融入機制。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推動鄉建活動有一條經驗：圍繞村民的主導產業幫助農民組建合作社，引導農民提高種養水準，擴大銷售渠道。農業合作是消除小農單打獨鬥、敗北市場的唯一出路，也是具有久遠歷史的對農思想共識。組織農民依靠合作做強經營，這個做法把經濟槓桿的優勢發揮了出來，容易取得農民信任。在精神文化層面，中心的知識分子參與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活動，比如地方舞蹈、地方曲藝等，先努力融入農民群體，然後再灌輸先進理念。有了真正的融入，在治理層面展開社會實踐才有了可能。

鄉建本身是一場社會運動，如何吸引群眾，組織群眾，發動群眾，過往歷史中有寶貴的經驗，汲取歷史經驗中的成果，從改觀基礎的角度，組織村民是唯一可行的思路。

在日本，一個叫神山的瀕臨消亡的村子在公益組織的運作下，引入了包括藝術家、創業者在內的各類人群的到來。村莊被激活，自治體系維繫村莊秩序，開啟了神山奇蹟。但大多數中國村莊並沒有出現人口完全趨近滅失的程度，故而脫離「原住民」的鄉建是行不通的。有一組數據，「即使中國實現了發達國家70%的城市化率，中國依然還有5億人是農民」。這就是中國的國情。

今天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的情況與晏陽初、梁漱溟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有所不同，但中國農民「愚、貧、弱、死」的標籤依然貼在村莊的大門上，晏陽初提出的平民教育，倡導用「文藝教育攻愚，培養知識力；生計教育攻貧，培養生活力；衛生教育攻弱，培養強健力；公民教育攻私，培養團結力」。今天，完成這些任務似乎依然任重道遠。

「站著說話腰不疼」，任何對於社會實踐的指責是極易出爐的，但在鄉村大地做事，就像種一茬莊稼，必須實打實。不接地氣、沒有普適性的想像，難免會碰壁。農民眼裡沒有田園詩，如果知識分子僅從自身視角為了尋找詩意而入村，大可不必以鄉建的名義驚擾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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