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爾根·奧斯特哈默：世界史該如何寫

于爾根奧斯特哈默

中國的歷史編纂學傳統乃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傳統之一。其歷史之悠久，唯有始於希臘的歐洲歷史編纂學方能與之媲美。這一傳統還包括，中國很早便著手就當時已知的世界進行歷史寫作。在1500年左右開始的地理大發現時代之前，這個「世界」在歐洲人眼中當然也還不是那個圓圓的地球。它是由大帝國和大範圍傳播的宗教所構成的世界。由於中華帝國幅員遼闊，並與鄰邦以一切可能的形式建立了多層面的關係，因此中國歷史學家很早便學會了從大的關聯著眼進行研究。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們同時也可以成為某個特定地域或地區的史學專家。歐洲的情況也是如此。

在十八世紀，當一種名副其實、囊括全球所有區域的世界史書寫在歐洲出現時，儘管中國仍然處於清帝國三位偉大皇帝統治的盛世之下，但它卻對外部世界所知甚少，更遑論對其歷史的了解。當時在歐洲誕生了地理學，它為無數科學考察和軍事遠征所獲得的知識賦予了學術上的價值。與此同時，歐洲人開始著手用其他文化所獨有的語言去研究這些文化，在這方面，其他任何地區與歐洲相比都望塵莫及。正是這些因素，為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世界史研究的繁榮創造了條件。

但是，在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後，西方人對歐洲、北美以外世界的歷史重新失去了興趣。當時流傳甚廣的觀念認為，亞洲人和非洲人是「沒有歷史的民族」，它們的過去可以忽略不計。只有馬克思主義仍然堅守著普世性歷史觀察的理念，但它在理解非歐洲社會的獨特發展之路上同樣存在困難。為此，它提出了諸如「亞細亞生產方式」之類的構想。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J.湯因比滿懷雄心，埋首撰寫一部包羅萬象的世界史。他最後完成的著作厚達十二卷，其壯觀儘管令人為之嘆服，但是這些作品對近幾十年的世界史研究革新卻影響甚微。今天，再沒有人能夠擁有如湯因比一般縱覽全局的視野，而且倘若真的有哪一位學者膽敢以如此事無巨細的方式描述人類的完整歷史，想必會令人感到驚訝。另外，湯因比使用了一種由其獨創的歷史學理論。然而這種理論過於複雜獨特，以致無法被其他學者借鑒和繼承。而且，這種理論與最新的歷史學研究存在著某種程度的矛盾。

因此，從根本上講，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掀起的世界史熱潮是一個全新的開端，它是在人類對世界各地區歷史的全面和高水平研究的前提下發展起來的。這些研究最遲是隨著西方殖民帝國的終結開始的。早在「全球化」成為婦孺皆知的流行詞之前，世界歷史學研究便已在全球得到了普及。

于爾根奧斯特哈默著《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即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本書包含了大量的史料和數據。但是，它並不是一本供人們查閱這類史實的辭典手冊。今天人們要查找這些資料，可以藉助其他文獻或者互聯網。拙著從本質上講是一種解釋。換言之，其有趣之處在於書中敘述的單個史實之間的關聯。當然，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聯繫是主觀的。因此，本書並不奢望能夠成為對十九世紀最終極和最權威的解釋。其他作者完全可以對這些史料做出自己獨特的解釋。這種多樣性，正是當下歷史寫作的魅力所在。它不是肆意和武斷的，而是必須與學術研究的步伐緊密相隨。其所述史實必須精確無誤，其解釋必須合理且具有說服力。但與此同時，當代歷史寫作也為研究者開啟了一個巨大的自由空間，使每個人都可以將自己獨有的風格賦予其上。

因此，本書不是一本百科全書，但也並未走向另一極端：將提出某種獨闢蹊徑的宏大理論作為目標。其他世界史學家的著作正是憑藉這樣的理論而名揚天下。這些榮譽當屬實至名歸。彭慕蘭的《大分流》（TheGreatDivergence）便是一例。該書也在中國引發了熱烈的討論。人們無法在這兩種寫作類型之間做出選擇。兩者都是必要的，合乎情理的。我之所以決定撰寫一部由無數微小關聯構成的歷史，是因為與那些闡述宏大理論的著作相比，這類歷史寫作迄今較為罕見。

為此，我刻意避免把「西方崛起」這一宏大命題置於本書的核心位置。以往有許多學者都曾嘗試對這一問題做出解釋。卡爾馬克思（KarlMarx，1818-1883）、馬克斯韋伯（MaxWeber，1864-1920）都曾致力於這方面研究。在這些嘗試中，沒有哪一種解釋能夠贏得廣泛的認同。正因為如此，再多一種解釋或許只是畫蛇添足。另外我也不得不承認，我對大陸與民族的「名次排列」毫無興趣。當然，如今沒有人能夠對中國的崛起視而不見。同樣，如果就此做出西方衰落的論斷，顯然也為時過早。歷史不是足球聯賽，也不是音樂排行榜。所以，我對民族的排名始終興味索然。

另一個需要指出的問題是立場和視角。今天的全球史與以往的世界史傳統是有明顯區別的，它十分強調要避免以「歐洲中心主義」作為觀察視角。這是值得讚許的一大變化。當然，歐洲人很長時間以來都是從歐洲中心主義的立場出發來書寫世界史的。哲學家黑格爾（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1870-1931）便是這種歐洲中心主義立場的突出代表，儘管其歷史哲學觀也包含著不少迄今仍然富有啟迪的要素。在黑格爾之後的幾代學者中，有關世界史的著作在對古埃及的敘述後，大多對亞洲、非洲和美洲甚少關注。這些著作在論及中國時，往往只是一帶而過。著名歷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vonRanke，1795-1886）晚年撰寫的多卷本《世界史》（Weltgeschichte）幾乎全部是圍繞歐洲展開論述。

在本書中，存在著一種無法解決的矛盾。一方面，它在原則上並不願從歐洲中心主義出發去展開分析；另一方面，它所論述的這一歷史時期，恰恰是歐洲在世界競爭中表現得如此強勢、富有、極具影響力的一個時代，這種狀況是空前絕後的。因此，倘若本書對歐洲有所偏重，絕非出自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而是由歐洲在十九世紀世界史上的重要地位所決定，這種地位是客觀的，是經得起實證檢驗的。歐洲從不曾像在十九世紀一樣，如此勢不可當，並被世界其他地區如此多的人奉為參照和定位的坐標。

世界史從來都不可能以一種完全局外人的立場書寫，比如說從火星的角度。寫作者總是以某種方式將目光「聚焦」於某一處。但是，倘若這種聚焦成為壓倒一切的主題，倘若作者從歐洲中心主義、美國中心主義、中國中心主義或伊斯蘭中心主義的視角來書寫，那麼他所寫就的，不可能是一部真正的世界史。同樣，在真正的世界史寫作中，關於自己的國家在世界史宏大關聯中所處的地位問題，也不應成為作者強調的重點。當然，世界大背景下的民族史是無可厚非的，它是歷史編纂學中一個合法的分支，但是人們絕不能將它與世界史混淆。（文/[德]于爾根奧斯特哈默）

（本文刊於2016年10月30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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