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奧威爾曾向英國諜報部門提供黑名單
[摘要]當克宛告訴奧威爾，IRD需要搜集情報來對付斯大林和蘇共的時候，他欣然同意合作，並從此開始了他在西方知識分子中的雙重生涯。
喬治·奧威爾
作者：劉禾
引子：劍橋的高桌晚餐
一次，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M教授邀請我參加教員的高桌晚餐。
高桌，是餐廳專供教員使用的長條桌，它通常橫擺在餐廳的主上方，那裡的位置比學生餐桌的地面高出一兩個台階，師生雖然在同一個餐廳進餐，但師生的等級是由高桌來維持，因此，顧名思義，叫做High Table。從那裡，教員可以俯視或監督低桌的學生，學生也有機會觀察高桌上發生的事情，同時交頭接耳，傳播一些關於教授私生活的閑話和趣聞。不過，我在聖約翰學院做客的那天晚上，學生已放假回家，餐廳比以往都安靜。劍橋高桌用餐的傳統，和牛津、德萊姆這些英國最古老的大學一樣，在維持了幾百年以後，至今依然如故。英國人對傳統文化的愛戀，只要看看這些頑強保存下來的禮儀，就一目了然。我想，這不僅僅對我，恐怕對任何一個現代中國人——無論在視覺上，還是在思想上——都會產生強烈的衝擊。
我對面坐的是一位聖約翰學院的資深院士，他自我介紹是語言學家。語言學教授懂得世界上二十多種語言，不過中文除外。晚餐期間，他特別喜歡和我討論中文和漢字。比如，英國Cambridge（劍橋）這個名字譯成中文怎麼講？為什麼「康橋」的譯法未能流傳下來？語言學教授聽得興趣盎然。坐在右邊的M教授插話道：你還記得Joseph Needham（李約瑟）吧？他抬眼看著語言學教授說。
當然，聽說他的中文是自學成才的，非常了不起，語言學教授禁不住讚歎起來。
你猜，他學會的第一個中文詞是什麼？
不知道，你聽他講過？
「香煙」。對一個初學的人來說，這兩個字其實不好寫。M教授用手比劃著給語言學教授解釋道，M教授在劍橋大學講授中國歷史，他的中文底子很好。
我心中產生了好奇，問道：李約瑟在世的時候，你們認識他？
他們兩人互相看了一下，笑了，M教授說：天下無人不識君啊。
語言學教授接著說：我們劍橋當年有一大批紅色科學家，最著名的兩個天才，一個就是生化學家李約瑟，另一個你恐怕沒有聽說過，隔行如隔山嘛，他是大物理學家貝爾納(J．D. Bernal)，外號叫「智者」。這兩個人從上大學開始，就信奉上社會主義，到後來，一個支持毛澤東，另一個捍衛斯大林，至死不變，你說奇怪不奇怪。
這是我第一次聽說劍橋有一批左翼科學家，真是意想不到，李約瑟和貝爾納都是被認可的皇家學會的院士啊。
我忍不住又問道：除了這兩個人外，劍橋還有哪些人屬於左翼科學家？
語言學教授說：你聽說過生化學家霍爾丹那個怪人嗎？他是其中的一個；還有大數學家哈迪（有人譯為「哈代」），生物學家郝格本和數學家萊威。讓我想想，哈迪上世紀三十年代才到劍橋，他原先是牛津大學的教授，我聽說，他的宿舍里老是掛著列寧的巨幅畫像。這人是一個瘋狂的板球迷，在他的眼裡，世界上只有兩個人夠得上偉人布萊德曼——唐納德·布萊德曼被公認是最偉大的板球手——的檔次，一個人是列寧，另一個就是愛因斯坦……
M教授好像猛地想起什麼，他把手中的甜點勺輕輕擱在盤子上，轉身對我說：上星期《衛報》披露了一條特大丑聞，聽說《紐約時報》也轉載了這個消息，你回去看看。報上公布了喬治·奧威爾1949年向英國情報部門遞交的絕密黑名單，他的筆記本上另有一百三十五個名字，比我們先前知道的多了一百個人。
你是說《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喬治·奧威爾嗎？
正是這個傢伙。從M教授說話的語氣聽得出，他對奧威爾很不以為然。
什麼黑名單？誰的名字在上面？……我不覺愕然，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誰的名字？自然是當時的地下共產黨和地上共產黨，還有他們的同路人，比如像卓別林、蕭伯納、斯坦貝克；你信不信，就連紐約市長拉瓜迪亞也榜上有名，這人1947年就死了，和共產黨有什麼干係？還有我們劍橋人的名字，貝爾納、布萊克特、普利斯特利，都統統列在上面。奧威爾這傢伙是不是足夠陰險？
聽到這裡，我來了研究興趣：奧威爾是一個作家，他為什麼向諜報部門遞黑名單？文學和政治之間到底有些什麼瓜葛？我心想，回去把這個名單找來，好好研究一下。
李約瑟和他的左翼朋友
李約瑟與魯桂珍和李大斐之間的故事，在學術界流傳很廣，對外人來說，這三個人的親密友情始終是一個謎，我也很好奇，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李約瑟的妻子桃樂希·李約瑟，中文名叫李大斐。她很不簡單，不但讀了科學博士，生前也是英國皇家學會院士，夫妻雙雙都被選為皇家學會院士的情況，極為罕見。魯桂珍是他的著名情人和第二任妻子。
李約瑟活得很瀟洒，其中一個表現，是他愛女人——這輩子他愛過很多女人，而且有他自己的方式。他和李大斐實行的是開放婚姻。所謂「開放婚姻」的意思是，結婚後，夫妻雙方不受限制，兩人都享有婚外情的自由——有人把這種「開放婚姻」和東方的妻妾制混為一談，其實很不一樣——讓人實在想不通的倒是，像李約瑟這樣一個虔誠的英國國教信徒，在婚姻上竟如此離經叛道。
李約瑟的叛道，並不特別稀奇，因為當時英國的風氣大異於今日。例如李約瑟的朋友、劍橋物理學家貝爾納，1922年和他的妻子艾琳·斯普拉格結婚時，雙方也事先講好，要實行開放婚姻。他們說到做到：斯普拉格生的孩子，貝爾納都一律認作是自己的孩子，貝爾納自己也情人無數。年輕的時候，貝爾納居無定所，他在艾琳那裡或一個情人家裡住一段時間，隔些日子又跑到別的女人那裡去住。
表面看來，波希米亞式的生活方式，是「一戰」後的一時風氣，但其中有更深刻的社會原因：一代歐洲的年輕人在政治和生活方式上，實行了各種各樣的實驗，這裡既包括反抗傳統、崇尚自由和社會主義，又包括公開裸泳、自由戀愛、實行開放婚姻。像李約瑟和貝爾納的這種開放婚姻，當時在激進的藝術家和左翼知識分子群體中蔚然成風，他們提出的理由是，人不能被資產階級的家庭倫理和性別財產觀所束縛。法國思想家薩特和波伏娃的開放婚姻廣為人知，但從時間上看，他們比起李約瑟和李大斐的實驗前後不出十年。
貝爾納年少氣盛，聰明過人，讀書過目不忘，說起話來更是滔滔不絕。他是一個富有思想魅力的男人，經常吸引一些有理想的女性在他的周圍，而且，這些女性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是左翼，「智者」這個綽號就是她們當中的一位叫起來的，後來響遍劍橋。有一天，貝爾納的X射線晶體學實驗室來了兩名助手，都是年輕女性。她們好奇地向貝爾納的博士生霍奇金——此人在貝爾納指導下做研究，建樹多多，1964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打聽，貝爾納真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無所不知嗎？霍奇金也是一位年輕女性，她微笑著回答說，你們明天隨便找個話題考考他吧。這兩個人依然將信將疑。第二天上午，貝爾納果然出現在實驗室中，她們就把事先準備好的話題拿來問他：貝爾納博士，您對墨西哥的建築有研究嗎？能不能給我們講一講？貝爾納連眼睛都不眨一下地說：先告訴我，你們想聽西班牙人征服美洲之前的建築，還是那以後的建築？接下來，他給她們上了一課墨西哥建築史，她們自然也是聽得心服口服。
對這個人不佩服不行。英國皇家建築研究會邀請貝爾納去演講的時候，他在演講中不但大談歐洲城市規劃的歷史，而且還論及現代數學拓撲學的起源，讓建築學界的專家們頗有些自愧不如。貝爾納說，拓撲學的數學問題，起源於十八世紀的城市規劃，它要解決的是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
一個城市共有七座橋，
你如何走完所有的橋，
而不重複其中的一座？
這個有趣的數學命題，是被歐洲的一位數學家於1736年在彼得堡的俄國科學院提出的。
我早就留心到，劍橋左翼科學家在知識趣味上常不拘一格，他們有點像二十世紀的文藝復興人。貝爾納、李約瑟、沃丁頓，這三個人都是英國皇家學會的院士，但他們各自的文學藝術修養極其深厚，絕不是淺嘗輒止或者隨意涉獵。這從他們的社會交往中也可見一斑：這幾位科學家與歐洲前衛詩人和畫家的往來頻繁，有些藝術家成為他們相當親密的朋友。
有一天，畢加索來貝爾納家做客，幾輪葡萄酒喝過，畢加索興緻大發，拿起一支油畫棒，在主人客廳的牆壁上運筆如飛，頃刻間完成一幅「壁畫」。這幅畫至今還在，幾年前被英國的一家醫療慈善機構所收藏，成交25萬英鎊。
我猜想，沃丁頓（生物學家，劍橋左翼科學家圈子的核心人物，李約瑟、貝爾納的朋友）當時也應該在場，親眼看到畢加索的現場表演，儘管我無法證實這一點。我的依據是，沃丁頓既然是貝爾納的好友，而且對畢加索和前衛藝術家的活動了如指掌，那種場合怎麼能缺少他呢？況且畢加索去英國訪問，目的是為了參加貝爾納組織的世界和平運動大會，沃丁頓恰恰是這個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
我的推測不是空穴來風，有一件事足以做證明：我在藝術史圖書館查資料，在書架上看到一本書，書名叫《表象之後》，把書抽出來一看，作者的名字讓我的眼前一亮——沃丁頓！這書原來是他晚年的一本藝術史著作。在分工如此細密的現代世界，一個科學家竟然撰寫了一部藝術史專著，這可以說聞所未聞。開始的時候，我還以為藝術是沃丁頓的業餘愛好，寫這樣一本書，不過是過把癮。但看完書之後，我馬上糾正了自己的偏見。這本書絕不是泛泛之作，不但立論平穩，材料紮實，有很強的學術研究作支持，而且洞見多出，大有和藝術史專家一分高下的架勢。
不難想像，沃丁頓對歐洲現代藝術的觀察和研究，一定是長期積累的結果，至少從他當劍橋大學本科生的時代已經開始，否則無法解釋這個科學家為什麼對巴黎的畫家和詩人——尤其是他們的底細——如此知根知底，好像他自己就生活其間。
我一位朋友是經濟史學家，很多年前我和她在一個研究所共事一年，後來成為朋友，無所不談。朱蒂，是我這個朋友的名字。她研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很多年，對哈耶克理論的來龍去脈，做過深入調查和研究，是這方面公認的專家。
朱蒂回紐約探親，我陪她去MOMA（現代藝術博物館）看《馬蒂斯和畢加索》的特展，中午在咖啡廳休息吃飯時，我忽然想起沃丁頓，忍不住向朱蒂介紹起這位英國科學家對歐洲前衛藝術的研究，並且特彆強調，是沃丁頓幫我解開了立體主義之謎。沒料到，朱蒂眉毛一揚，反問一句：
哪一個沃丁頓？
我一愣，她也知道一個叫沃丁頓的人嗎？我把英文字母給她拼讀出來，然後又補充一句，朋友們稱他「沃德」。
朱蒂聽完擺一擺手說：這個名字我知道，大名鼎鼎的沃丁頓，他是哈耶克的敵人。
我將信將疑，難道這個沃丁頓是孫悟空，竟也跑到經濟學的領域大鬧天宮？
不會吧？我們倆說的是同一個沃丁頓嗎？我遲疑地問。
嘿，不就是那個劍橋幫嗎？她笑著說，眉毛俏皮地往上一挑。
貝爾納他們？我試探道。
對。
還有李約瑟？
當然。
原來朱蒂對劍橋科學家的事迹一點也不陌生，她的博學再次讓我刮目相看。臨分手時，她囑咐我，別忘了回頭再看一遍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在那本新自由主義的教科書里，哈耶克指名道姓地罵過沃丁頓。
真有那麼巧的事？我受到強烈的好奇心驅使，回到家後立刻把《通往奴役之路》找出來讀了一遍。果然，哈耶克點名批評了以沃丁頓為代表的英國左翼科學家，並且把矛頭直接對準沃丁頓早年寫的一本書，叫做《科學的態度》。
哈耶克為什麼會把英國左翼科學家當作敵人？答案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里說得清清楚楚。這是因為，那些科學家主張「計劃科學」——「計劃」這兩個字，是哈耶克不能容忍的東西，並由此認定這些人是「我們中間的極權主義分子」，還說以沃丁頓為代表的英國左翼科學家「敵視西方文明自文藝復興以來所代表的一切」。好大的帽子！沃丁頓，敵視現代西方文明？這個說法讓我吃驚不小。
一個是經濟學家，一個是生化學家，隔行如隔山，怎會成為冤家對頭？這裡面肯定有一些不為人知的故事。哈耶克是不是誤解了劍橋科學家們的意思？
不過，思前想後，我對哈耶克的境遇開始產生同情，因為他的思想和學說，在「二戰」前後的思想界和學術界並不受到重視，可以說是孤掌難鳴，處境艱難。設身處地想，我若是哈耶克，我多半也會生出這樣的煩惱：為什麼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歐美國家最具才華的科學家和經濟學家都一律左傾？為什麼最出色的詩人、作家、導演、藝術家和知識女性幾乎都向左轉，即使不加入共產黨，也紛紛變成社會主義的信徒？
喬治·奧威爾的黑名單
劍橋大學高桌用餐會上，M教授第一次提起奧威爾的黑名單，從劍橋返回紐約後，我曾經花了不少時間。
有的時候，作家的命運很詭異。奧威爾，他的《動物莊園》寫成後，出版過程極其曲折，一度到處碰壁，書稿在大大小小的出版社旅行，又被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先後退還。想當初，他的報告文學《通往威根碼頭之路》，是由出版家維克多·郭蘭茲一手策划出版的，郭蘭茲是最早鼓勵奧威爾走上寫作道路的人，但是就連這位朋友也拒絕出版《動物莊園》，理由是奧威爾的政治寓言寫得過於粗糙，文學上不成功。
公平地講，郭蘭茲是倫敦著名的左翼圖書俱樂部的發起人，政治立場和親蘇態度肯定多少影響了他的判斷力，他看不上《動物莊園》或許和這些背景有關——順便說一句，他的名字後來也被奧威爾寫入黑名單。但是在1944年，讓奧威爾最為苦惱的，是他分別接到艾略特和燕卜蓀寫給他的信，這兩個人一點不留情面，言辭直白，指出《動物莊園》有許多漏洞和不合情理的地方，認為它是一部失敗的作品。艾略特和郭蘭茲不同，他是有名的右翼保守派，燕卜蓀也不是左翼作家，這兩個人對《動物莊園》如此否定，對奧威爾來說自然是雪上加霜。
但接下來，事情變得迷離撲朔，甚至有些神秘兮兮。既然奧威爾的文學同行一致認為《動物莊園》寫得不成功，出版社也不願意接手，那麼到後來這部書稿如何轉眼交成了鉛字？何況，書稿變成鉛字遠不是故事的結束，它還被譯成多種文字，改編成動畫片，幾年之內風靡世界，與奧威爾的另一部小說《一九八四》並駕齊驅，成為二十世紀流傳最廣的文學作品。直到2005年，美國《時代》周刊還把《動物莊園》推崇為一百部最佳英語小說之一，《大不列顛百科全書》還將其劃入西方世界的偉大經典。
這個奇蹟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我平時愛讀偵探小說，喜歡設計精巧的奇詭故事和情節，可當我深入研究奧威爾的材料，特別是近年陸續曝光的有關檔案，我受到的心理衝擊已經不能用驚訝來形容，原來其中的奇詭和奧妙不僅超越了偵探小說，而且讓人聯想起近來十分流行的陰謀論。
故事說起來很長：種種檔案材料揭示，《動物莊園》有幕後推手——正在這部書稿處於絕望境地的時候，英國諜報部門IRD忽然對它發生興趣，並及時伸出了他們的援助之手。IRD與軍情六處有直接聯繫，他們動用的是國家資源，自然無往不利。《動物莊園》這本書不僅順利出版，並且和《一九八四》一道，被譯成了俄語、法語、德語、阿拉伯語、中文等幾十種語言文字，批量印刷，全面普及。於是，一部失敗的小說搖身一變，一下子成了西方世界的偉大經典。
奧威爾的故事其實還沒有完。
冷戰結束以後，一些罕為人知的內幕陸續曝光，在1996年，英國諜報部門IRD的部分檔案開始解密。解密後的文件剛被送到英國國家公共檔案館，英國《衛報》的一名記者就馬上跑去審閱。記者在編號為FO1110／189的活頁夾里，發現了一份奧威爾在1949年向IRD秘密遞交的黑名單，上面羅列了歐美兩國進步人士的名字，既有共產黨人，也有共產黨的同路人，其中的三十五人的名字，最先被媒體披露出來——這批名單是奧威爾在醫院養病時交給他的女友西莉亞·克宛的。克宛是IRD的諜報人員，奧威爾一直在苦苦追求這位美女，儘管他的追求不順利，連求婚也被拒，但是他依然迷戀這個女人。當克宛告訴奧威爾，IRD需要搜集情報來對付斯大林和蘇共的時候，他欣然同意合作，並從此開始了他在西方知識分子中的雙重生涯。
奧威爾與英國諜報部門合作的內幕一經曝光，驚動了歐美知識界和他的眾多「粉絲」，一時間輿論嘩然，奧威爾憑藉譴責極權主義所佔據的道德制高點，忽然之間變得岌岌可危。七年之後，又有記者發掘新的證據，奧威爾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筆記本，這個本子長19.8厘米，寬16.5厘米，上面寫了密密麻麻的字。奧威爾在這個筆記本里，按照字母順序排列了一個很長的名單，從A到Z，共一百三十五個人。每個姓名旁邊都寫有批註，表明這個人是CP（共產黨），那個人是FT（共產黨同路人），這個人是尤太人（我是有意不寫「猶」，因為這個字，多半是明清之際基督教傳教士引入的譯名，並且藉此把歐洲的種族歧視和排尤主義植入了漢語。這產生了一個嚴重的後果：不了解情況的人可能望文生義，誤以為「猶太」是中國人發明的譯名。其實，以元代文獻記載來說，涉及到北宋時期最早來開封的尤太人，古人是把希伯來語的稱謂音譯為漢字「竹忽」或「朱乎得」，絕不是「猶太」），那個人是愛爾蘭人，等等。真相大白，原來這個筆記本才是早先被披露的黑名單的真正來源。
歷史之路竟是如此幽深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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