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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裝劇里的少爺犯了錯,老爺為啥總是要「請家法」?

在一些古裝劇中,少爺們犯了錯,老爺總是要「請家法」。這個「家法」通常是棍棒或者鞭子,「請家法」也就是要打少爺,那麼在中國古代,「家法」到底都指的是什麼?中國的古人家族中,又為何如此重視家法的地位?

古裝劇里的少爺犯了錯,老爺為啥總是要「請家法」?


《紅樓夢》中賈寶玉就挨過「家法」的打


家法,即家族法規,是調整家族或者家庭內部成員人身以及財產關係的一種強制性規範。它是中國宗法社會的特殊現象,是古代法律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強調群體利益的中國社會裡,齊家這一環節的重要性可想而知,齊家之後才能治國平天下。各家族對族人子弟的教育相當重視,勸誡子弟要敦學、修身、立志,而督促族內子弟上進的措施便是通過家法族規來實現。每個家族幾乎都有家法與族規,存在於各地各姓的家譜與宗譜中,構成了家族文化的重要內容。


家法作為一種家族自治的規範,其產生與法律應該是同源的,二者都是源於原始社會習慣規範,後來作為「大家」的國家出現後,二者才開始逐漸分離,各自發展。然而,中國的第一部家法究竟發端於何時,現在已經無法確切考證。宋人王讜《唐語林·德行》中提到唐朝的家法:「開元天寶(713~756)間傳家法者,崔沔之家學,崔均之家法。」最早的成文家法是唐昭宗大順元年(890),九江郡清陽縣(今江西德安)義門陳氏家長陳崇創立的《義門家法》33條。從其問世經過一千多年,家法族規走過了由盛而衰的歷程。

其實,原始氏族社會時期,就已經有了「族規」,只不過那時的族規還不是一個家族的規矩,而是一個氏族公社的規矩,圖騰禁忌就是一種族規,是一種氏族內部的約束力量。


歷代都有「家誡」、「家訓」問世,先秦時期數量極少,漢朝時略有發展,兩漢時期,東方朔、鄭玄、諸葛亮、嵇康等許多名人,或撰有「誡子」,或撰有「家誡」、 「女誡」、「清誡」、「誡盈」、「起居誡」等等,皆有家誡家訓傳世。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則形成一個高潮,此時世族、士族的勢力很大,世家大族由貴族家庭成員與依附他們的親族或家奴組成,世家大族內部關係不平等,因此依靠一般社會禮法制度約束子弟與部曲,並不需要另立對家族成員具有同等約束力的族規。


南北朝時期,處於亂世中的士大夫熱衷於撰寫家訓,家法逐漸演化為禮法,教條化為家規。北齊顏之推是儒者,又崇佛法,他撰寫的《顏氏家訓》最為典型, 「古今家訓,以此為祖。」其文重在道德教導,兼含規範約束,目的在於「整齊門內,提斯子孫」,內容則涉及家族生活的各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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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氏家訓》書影


南北朝時期開始的撰寫家訓的熱潮,在此後的年代裡並未降溫。在大量撰寫家訓時,有些家長擴充了其內容,除了告誡子孫,為他們指明為人之道,同時還對於不按家訓行事的不孝子孫規定了懲罰的具體辦法。


因此,「正面教育」式的家訓開始分流,一類沿著傳統的體例,繼續作為純粹的家訓,如宋代袁采、陸遊等人所著的「家訓」、「世范」等;另一類則轉化為具有強制執行性質的家規,如司馬光的《居家雜儀》,增入了懲罰規定。


《蘇氏家語》載:北宋范純仁娶婦,傳說新婦以綾羅為帷帳,其父范仲淹說:「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燒毀)於庭。」范仲淹說的家法是否是成文的家法,就無從考證了。


北宋開封府尹包拯的家訓十分簡約,但其中明確規定,「後世子孫仕官,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這既是家訓,又是家法。

作於唐昭宗時的江州陳氏《義門家法》是較早的關於家法的書。陳氏是陳後主的弟弟,唐朝前期遷居江州德安縣太平鄉常樂里永清村,在這裡建書堂,撰家規,世代聚族而居,至宋仁宗嘉祜七年,即1062年。奉旨分家時,已同居十餘代,歷時230年,全家有3700多人。


唐代時其六代傳人江州長史陳崇,認為:


治家不可不立綱紀,夫綱紀不舉,則條目不綱紀一振,則條理秩然矣。


在這種思想下,陳崇訂立了《義門家法》。它訂立於唐代昭宗大順年間(公元890-891年)。家法內容35個條文,其中有12個條文是關於家族機構設置的內容。

由於陳氏家族自南朝陳朝始,世代同居,人丁繁盛,到宋代仁宗時期,合家人丁達3700餘口,所以需要建立這樣一套比較適用和完善的家族管理機構:如設立掌握賞罰的庫司、掌家內外諸事的主事、掌男女婚姻的開勘司、建立司家刑的刑杖廳和掌教育的書堂、學院等等。其他條文規定了家族內人員的權利、義務和應遵守家法的規則,對違反家法的行為應處的刑罰,包括杖刑、剝落衣裝、歸役等。


由唐至宋,宗族組織普遍,家規由一家一戶的家訓,轉變成專門約束家庭成員的規章,家法、族規成為封建社會國家法律的重要補充。


這個時期,儒學復興,理學盛行,不僅國家法律繼續以儒家學說為指導,家族法的倫理性也進一步得以加強。理學家們極力主張:


「管攝天下之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繫世族與立宗子法。」


並且還主張建祠堂、修家譜和設族田相結合。因此,家族建祠修譜,訂立家法族規、義莊規範十分普遍,特別在江南各地,尤其如此。名臣歐陽修、蘇洵重修家譜成為當時社會的榜樣,家譜中的「譜例」則成為家族法中新的重要形式,如司馬光的《居家雜儀》、朱熹的《家禮》等。


朱熹訂立《朱子家禮》時,將《居家雜儀》內容盡收其內,內容多以訓誡、規勸的形式要求子孫家人敬老愛幼,家人和睦、為人忠信仁義等等。同時,又用四個條文規定了家內僕人違反行為規則要處以刑罰:男僕人對主人要忠信,能幹家事,不能有欺詐、背公、徇私、盜竊的行為,做得好者「重其祿」,違反者「杖之」、「逐之」;女僕人不能「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犯者逐之等等。


制訂於元代中期的《盤古高氏新七公家訓》,多處提到「家法」、「家規」,而作者的本意是將其與「家訓」作為同義詞來使用,可見在家訓向家法族規轉化的初期,家訓、家法、家規在時人心目中並無根本性的區別。高氏家訓中既有正面教育的開導訓誡,又有強制性的懲罰。如在「重祭典」條中,對於賣祭田、祭器,伐墳木,毀墓石,廢時祭等行為,「皆重懲之,毋得容隱」。在「戒淫盜」條中,則「少有干犯,即當痛責」,「致若犯劫盜之罪案,經族正會議,立予除名,不準入譜」。這幾份家訓的內容中,顯示出了家訓向家法族規演化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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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家族實行家法的設施


具有標本意義的浦江鄭氏訂立的家法族規。鄭氏同居之初,由於人丁尚少,家長們以「孝」齊家,尚未訂立家規。到同居的第五代,主持家政的鄭德璋開始「以法齊其家」。接著,其子鄭大和在名儒的幫助下,制定了《家范》58則。隨後,其子鄭欽等作《後錄》,增70則。從子鄭鉉又作《續錄》,增92則。後經損益,定為168則。內容包括家人族眾忠於國家、孝敬家長;樂於助人,造福鄉里;維護家族秩序、不亂男女之別;禁止奢侈淫佚、欺壓鄉鄰。如有其犯,以責罰、鞭撻、削名、重菙、告官等手段懲處之。


《鄭氏家范》是一份比較完備的「家法」,有一萬餘字,是中華傳統家法族規的代表作,對中國家法族規的發展產生過很大的作用,後世各家族、宗族訂立的家法族規,多依此作參考。


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親自對浦江鄭氏大加褒美,給予種種殊恩,並親自訂立了六條規範子民日常行為的「聖訓」。


由於《鄭氏家范》的示範,很多高官顯貴和社會名流都模仿訂立本家庭、本家族的家法族規。當時的名儒曹端以《鄭氏家范》為底本,編寫了約束本宗族的《家規輯要》。《家規輯要》分若干章,每章先引用《鄭氏家范》的相關條款,省略少量作者不加認可的內容。同時,在每章中作者又訂立一些新的條款。直到明朝中後期,制訂此類規範的達官貴人仍比比皆是。其中,傳諸後世的有曾任吏部尚書的霍韜所訂立的《霍渭厓家訓》,曾任福建巡撫的龐尚鵬所訂立的《龐氏家訓》,等等。


明清時期是家法族規的普及時期。在宋元家法族規趨於成熟的基礎上,社會普遍認識到:


「家之有規,猶國之有典也,國有典則賞罰以飭臣民,家有規寓勸懲以訓子弟,其事殊,其理一也。」


因此,家法族規進入尋常百姓家,特別在明代中期嘉靖、萬曆年間以後。


此時已經度過了大約一個多世紀的休養生息,明初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已發展成數十口直至數百口的宗族。這些宗族又建造宗祠、纂修宗譜等,因而有了訂立家族規範的需要。如湖州王氏在明朝中期還沒有編纂族譜,也未訂立家法族規,隨著人丁的逐步興旺,到萬曆(1573~1620)年間,族中便有人「修訂」族譜。天啟(1621~1627)年間,科場落第的王元春在完成族譜編輯的同時,寫成了該族的第一份族規。不少宗族與湖州王氏有相似的情況。現存的出自民間的明朝家法族規,大多制訂於明朝後期。


明朝以前訂立的家法族規,對於違反家法族規的子孫的懲罰,相對較輕。進入明朝後,隨著家法族規的嚴密、完善,並因宗族人口的不斷增多,族人之間的血緣關係越來越疏遠,對於違反家法族規者的懲罰,已經有了加重的趨勢。明初的家法族規,諸如曹端的《家規輯要》等,已經將處死列入家法族規之中。如,犯有淫亂行為的婦女,要逼令自盡。到明朝後期,家法族規中的懲罰辦法逐漸增多,懲罰力度逐漸增強。有些家族甚至對於一些很小的事情,也大動干戈,加以重懲。如撰寫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的廣東五華繆氏《家訓》規定,對搬弄是非的「小家婆婦」,須「重治而禁絕之」。


清朝很重視和學習漢文化,特別重視家法族規的齊家束族治世的巨大作用。因此,清初順治皇帝學習明太祖朱元璋頒「聖諭」六條,為家法族規制訂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緊接著康熙皇帝在「聖諭」六條的基礎上,又頒影響更大的「聖諭」十六條。由於最高統治階級的提倡和重視,因此,掀起了清代家法族規制訂的又一個高潮。無論旺族大宗或是寒門小姓,都制訂自己的家法族規。


這一時期的民間家法不僅更嚴密,而且系列化,出現了大量單一性的規範,有《族祭項條例》《義田總例》《敦親項條例》《恤族項條例》《應試項條例》《垂裕歲修項條例》等十多種單項規範。


到清朝中期,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人口急劇增長、宗族擴大,致使不少宗族的尊長發出「族繁矣」的感慨。人口激增而生產並未相應的發展,無論城鄉都出現了眾多的無業游民,又使尊長們為族眾「良莠不齊」而憂慮。許多家庭和宗族將制定和強化家法族規作為防止家族衰敗的良方。基於這兩方面的原因,家法族規於此時進入全盛時期。

古裝劇里的少爺犯了錯,老爺為啥總是要「請家法」?



《教子圖》 清·黃慎


與之相對應的是,家法族規中的懲罰方式也大大增加。諸如涉及財產的懲罰方式,常見的有罰錢、罰戲、罰祭、罰香燭、罰錫箔,等等。同時,對於違反家法族規者的懲罰強度也明顯加重。在此之前,所能見到的要被家法族規處死的,只有淫亂婦女,且以逼迫她們自盡為主。而在此時,不孝、偷竊、搶劫,在有些宗族中甚至是出家為僧、為尼,都會被宗族處死。處死的辦法也增加了較逼令自盡更為殘忍的活埋、沉潭等多種。


俗話說,「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在家國一體的中國傳統社會,家法族規的作用自然被社會和統治階級所認識和利用。「立宗法實伸國法」,因為「國與家無二理也,治國與治家無二法也,有國法而後家法之准以立,有家法而後國法之用以通」。(《桐城麻溪北氏族譜》)國家允許家長「盡可以家法處治」子孫,賦予族長「奉有官法,以糾察家族內之子弟」。(陳宏謀:《增遠堂偶存稿》卷四十。)


當家法族規的發展進入宋元以後,逐漸成文化,作為社會普遍制訂的家法、家規、家訓、族規、族約、宗規、宗約,在體例上很多都模仿或接近於國家制定法,包括正文、註疏、行為規範和相應的法律後果等,它的法律效力也越來越大。


晚清特別是民國後,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對於「家法」的秉承越來越鬆散。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在立法上對個人權力進行維護,不可避免地衝擊了「家法」的法律地位。「家法」這個詞漸漸地,也只有在電視屏幕上才能看到了。


參考資料:《以孝治國:孝與家國倫理》秦永洲,楊治玉;《中國法制史》李交發; 《血緣脈系 家族家譜與家庭文化》肖東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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