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燾「先知於時代」終免不了一種悲情結局

[摘要]遺憾的是，1863年郭氏出任署理廣東巡撫，後為總督瑞麟所密疏劾黜，此後竟家居八年之久，而此正當一生中之黃金年華，可見體制容人的有限性。

作者：葉雋

回顧郭嵩燾駐歐的經歷，我們就會不自覺地聯想到今天，雖然這已是相隔一百多年的事情，或許會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發……

作為近代中國出使異國第一人，郭嵩燾(1818—1891)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卻絕非一「出使英國欽差大臣」可以概括。當其受命之後，時議囂然塵上，謂其「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見容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如此攻擊一位即將出行的使臣，固然足見晚清保守勢力的強大，但其中的原因也確實值得深究，而其時的歷史背景則是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郭氏1880年8月17日作詩云：

挐舟出海浪滔天，滿載痴頑共一船;

無計收帆風更急，那容一枕獨安眠。

汪榮祖論「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直言不諱地謂之為「走向世界的挫折」。汪榮祖在晚清歷史中獨獨捻出一段「道咸同光」，以此為背景來討論郭嵩燾，其實是別有用心的，更是在以郭嵩燾為引子來帶出「道咸同光」此一大時代也。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 「道咸同光」難以並列，以我的淺見，從「道咸」到「同光」，大致可分為兩個時期。英人東來，堅船利炮，洞開中國大門，割地賠款始之於道光帝。可嘆的是，千年未有之巨變卻並未能給當政者深刻教訓， 「師夷長技」之說也僅是停留在言說層面，1860年英法聯軍的侵入北京，固然被咸豐帝引為奇恥大辱，但這何嘗不是統治者無能的最好註腳?應該說，從「道咸」至「同光」是一個轉變的契機。

郭嵩燾所生存的正是這樣一個時代背景。應該說，郭氏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物，其經歷曲折之原因固然有其生性因素的種種制約，但「先知於時代」，有時終免不了一種悲情的結局。郭嵩燾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人物。他少年得志，中舉之時尚未弱冠，而立之前已然金榜題名，日後更點中翰林，成為出身清華高貴的「天子門生」。他更與日後的晚清重臣曾國藩(1811—1872)不但是同鄉，又曾有共事之誼，為他日後的脫穎而出奠定了良好的人脈基礎。1877年出任使英大臣之際，他已近花甲之齡。而他之所以能被任命為首任晚清駐外公使，與他的知識儲備和時代聲名自然有關。郭嵩燾雖然自稱「年二十二，即辦洋務」，但他一生的主要經驗，仍是在晚清官場之浮沉，在太平天國風起雲湧之際，郭嵩燾得曾國藩、李鴻章的援引而進入政界，雖天分志向俱高，但因其性格剛毅，與官場現實往往格格不入，所謂「忽忽行年五十三，世情冷暖已深諳」或可表露其對人生命運的感慨。而他的基本主見，並不苟同於其時的洋務派官僚。早在1859年時，他就一針見血地批評： 「通市二百佘年，交兵議款又二十年，始終無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語言文字者。」其時洋務運動已勃然有興起之勢，曾國藩、李鴻章都被認為是領袖人物，而郭氏偏出此言，如果排除其中的場域因素和任性負氣，則其眼光卓識值得認真對待。

實事求是地說，郭嵩燾確實有眼光，他在當時就很深刻地意識到「船堅炮利」並非西方富強之根本，而主張：「竊以為中國與洋人交涉，當先究知其國政、軍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後可以師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積漸之功。」這大致是知人論世之意，雖然還沒有追問到文化層面，但至少遠超出了就事論事的器物表象而追問到制度問題。而其時能意識到這樣的深度者，又有幾人?郭氏之曲高和寡，自也可以想見。可遺憾的是，1863年郭氏出任署理廣東巡撫，後為總督瑞麟所密疏劾黜，此後竟家居八年之久，而此正當一生中之黃金年華，可見體制容人的有限性。但只要是金子總會發光，隨著時代風雲之激蕩，對涉外人才之需求被迫切提上日程，時掌軍機的恭親王奕、大學士文祥聯名舉薦郭氏，乃重被任用。

1875年，郭嵩燾被任命為兵部侍郎，在總理衙門行走，這首先意味著他進入了清廷外交事務高層。更重要的是，正是在此之際，他被任命為出使英國的欽差大臣。這不但意味著他個人生命的重大轉折，對現代中國轉型的整體歷程來說也至關重要。丁韙良(1827—1916)就曾說過，中國當務之急即為「在西方主要國家設立永久使團」。我們要理解的是，清廷首次駐外公使的派遣，是有著極為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國別語境的。作為19世紀西方首席強權的英國，在現代世界的形成中居於霸主地位，其在華擴張也與其世界霸權地位相合。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就是英國挑起的，其目的與其說是為了追逐商業利益或維護帝國尊嚴，還不如說是為了其作為世界強權的永久性利益準則。而郭氏出使的直接起因乃由於1876年發生的馬嘉理（1846—1875)案，也即英國事件。

郭嵩燾在國難危急之際出任首任駐外公使，其心態相當複雜。1876年10月31日，郭嵩燾保舉隨員，慈禧乃召對之。稍後於11月10日啟程赴英，此時的郭嵩燾，已是近花甲之年，所謂「君歸皓首吾方出，此意憑誰一笑參?」其中透露的個體命運與國家興衰的感嘆，也就只能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了。

中國之向國外派遣使臣，乃是一直為世界所關注的大事。按理來說，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已在華設立使館，依平等原則，中國也應在西方各國設立使館。但出於老大帝國的「唯我獨尊」和自身傳統價值觀，清廷始終不能邁出此步。可高層政治精英已逐漸意識到其必要性，如掌管總理衙門的文祥等人已閱讀丁韙良所譯的《萬國公法》，並強調遣使出歐當以此為準則。其中既有出於對西方國家要求的適當回應，也有相應的妥協性安排。譬如1867年(同治六年)，清廷曾派蒲安臣(1820—1870)任「充辦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此君乃美國即將卸任之外交官，以外人為使節，這實在是極為罕見之事。實際上，由於各種必然與偶然原因，如蒲安臣之死於旅途(1870年2月23日卒於訪問最後一國俄國的聖彼得堡)，這項外交努力並不成功，但「東西方走到一起，蒲安臣使團確是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1870年天津教案發生之後，崇厚使團被派遣到法國道歉，兼往歐洲遊歷，慶常、張德彝等人隨行。在丁韙良的回憶中，崇厚有這樣的歐遊觀感： 「法國依然強大，『一隻受傷的老虎，不可兒戲』。他所看到的法國的強大只能使得他和他的同胞認為德國更加強大，自那以後，他們對德國畢恭畢敬，崇拜有加。」

而1876年的郭嵩燾使英，則乃水到渠成的結果。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清廷對海外設置使團之反應雖有遲遲之誤，但大勢所趨卻也難以阻擋。此舉與其說是清廷之主動應對，不如說是世界秩序的主導大國意欲迫使中國「入化」的手段，即藉助雲南「馬嘉理案」而促成中國加入國際外交體系的嘗試。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1818—1895)，乃是一個中外關係史上相當重要的人物，在「馬嘉理案」上他縱橫捭闔，為英國攫取了很多利益。但不可否認的是，對中國首任駐英(駐外)公使的派遣，他也起到了相當的促進作用，他的要求是清廷派員赴英通好謝罪，其初衷或許並非為中國利益，但從長遠來看，這符合中國走向世界的歷史需要。威妥瑪的良苦用心使人感慨，也可從中知道對於那個時代的中國來說，向外邁出的每一步，又是多麼艱難。而郭嵩燾在出使之前，也通過努力博得了作為英國對華重要人物的赫德、威妥瑪的好感與支持。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遣使的過程中，從蒲安臣使團到崇厚使團，再到郭嵩燾使團，最終將協約、賠罪歸之為常駐，乃有其內部發展的邏輯規律可循。從最初的依託外人主持——「投石問路」的臨時性使團到終於啟用自家大臣的常駐性使團，間隔時間雖然不長，但所跨越的思想上的距離卻著實不小。而郭嵩燾使英團隊之中，除夫人梁氏、副使劉錫鴻、參贊黎庶昌(1837—1896)等之外，尚有翻譯兩人，即德明(張德彝)，鳳儀，隨員三人，即劉弗翊、張斯栒、姚岳望，此外尚有武弁七人，跟役十餘人。另有英人馬格里(1833—1906，字清臣)，禧在明二人。尤其是馬格里通中文，其乃李鴻章的淮軍的洋教習，他相當彰顯英國色彩，不但刻意將使團的海船由法國郵輪改為英國郵輪Travancore號，而且將行程設計為上海—香港—新加坡—錫蘭—亞丁—馬爾他—直布羅陀—英國南漢普頓港，一路多乃大不列顛領地。

一路海行五十日，自1876年12月2日晚出發，郭氏使團於1877年1月21日抵達英國南漢普頓港。中國總稅務司英人赫德(1835—1911)、中國海關駐英代表英人金登干(1833—1907)、禧在明等在港迎接，並隨即乘火車前往倫敦。之後使團換馬車抵達駐英使館官邸，即由金登干代租的波克倫伯里斯45號。

由於郭氏使英時間甚短，再加上此後要兼使法之任，其更是兩地奔波。故此，他於兩國深入了解的機會和可能其實也很受限制，但好在事在人為，關鍵仍在於當事者自己是否有積極主動的求知慾望和自我期許。郭嵩燾是個有心人，也是個有見地、有擔當和勤奮、盡職的高級外交官，他給我們留下的使西日記就是最好的見證。

郭嵩燾的西學知識域的形成並非一蹴而就之事，如果說第二次鴉片戰爭促使他深入思考和系統學習，那麼，其渠道主要有三：

一是與早期中國西學傳播者的交誼。郭嵩燾當初在上海任職李鴻章幕中時，就與馮桂芬(1809—1874)等頗有交誼，彼此不僅談國學源流，而且會涉及西學問題，所謂「敬翁又見示所著《校邠廬抗議》廿二篇，較王子壽樞言為能徵實言之」。 《校邠廬抗議》乃清季之西學名著，雖還談不上對西學的全面認知，但畢竟是最早提出向西方學習的著作之一，它力駁其時甚囂塵上的守舊之論，強調「世變代嬗，質趨文，拙趨巧，其勢然也」，主張「法苟不善，雖聖人吾棄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所謂「始則師而德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自強之道，實在乎是」。 《釆西學議》一篇則更進一步地提出具體的學習措施建議。與這樣一類領先於時代的知識精英的交誼，必然會進一步加深郭氏對西學的了解以及觸發其思考。

二是考察西方在華機構並與在華西人交往(主要是傳教士、外交官)。譬如他在上海候輪出洋之際，除了各種應酬之外，就專門參觀了由英國傳教士傅蘭雅( 1839—1928)所主持的格致書院。早期由傳教士開辦的各類教育與出版機構，不僅造就了口岸知識分子的誕生，而且為官員之接觸西學打開了一扇重要的知識之窗。至於像李提摩太(1845—1919)之流更是積極地試圖介入中國的政治場域，其主要手段就是運用西學知識槓桿，通過編譯印行書刊等方式來影響中國的高層官員。那樣一種交往就更不用說了。

三是由讀書而達致。求知的最好且有效方式，最重要的當然還是讀書。「耳學口學」有時雖可立竿見影，但畢竟不是求學之正宗。當然，還不能要求郭嵩燾這樣的人物已可通過外語直接閱讀原著，就算外語無礙，書刊來源也是一個大問題。而彼時通過中外各類精英人物的努力，各類介紹西學的漢語書刊已提供了這種可能。一方面是中國自身的西學傳播者逐漸出現，另一方面就是外國傳教士的著譯，後者以其綜合優勢，並在這波西學東漸過程中佔據了主導性地位。郭嵩燾至少應讀過丁韙良主持的《中西聞見錄》、《海國圖志》等。

有這樣事先積累的學養知識墊底，駐英行前的郭嵩燾即便不是「胸有成竹」，至少也還「躊躇滿志」。畢竟，作為那一代士大夫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曾經開眼看世界，而且做了足夠多的知識準備和積累工作。當此國家危難之際，他這位自詡「方今天下，能推究夷情，知其所長以施控御之宜，獨有區區一人」者，若不出山，又該何人?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樣一種前無古人的長期駐歐經歷無疑給他提供了一個更好、更近距離、更全面地認知西方的大好機遇。作為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稱郭嵩燾是清代走向世界的前驅者當不過分。而也正是由於其清王朝駐英、法公使的身份，郭嵩燾與近代留學生的淵源才得以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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