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皆禍害」背後的中產焦慮

文 |柯晗

在收到又一篇以原生家庭為角度分析公眾人物的微信推送後，我取關了公眾號列表裡最後一個娛樂號。當然，在當下這樣做已經絲毫不能阻止「原生家庭」這個詞的濫用繼續出現在我的視野里了，連微博營銷號也煞有介事地引用原生家庭來分析政治人物。

「原生家庭」，這個原本只在心理學，確切來說是心理諮詢領域使用的詞，正在以幾乎勢不可擋的速度佔領人們的日常領域，從茶餘飯後的聊天到娛樂八卦作者筆端。在這些遠超必要的使用中，它作為專業辭彙所應有的謹慎、使用限制和尚待完善逐漸消失，演化為一個和星座、血型性質相近的標籤用詞。濫用幾乎無可避免。

「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原指個體所成長的家庭環境，包括主要養育人（不一定是親生父母）、兄弟姐妹等，它是個體最初所在的社會單位，通常是親生或養父母家庭。

於2008年創建的豆瓣「父母皆禍害」小組，在其後不久進入公眾視野引起爭議的同時，也給當時的大眾思想帶來了「父母是可批評甚至否定」的新觀點。以批判和否定父母為起點，人們的自我意識開始萌芽。汶川地震後心理健康受到重視，心理學和心理諮詢快速走入公眾視野，人們已經開始萌芽並試圖從家本位中割裂出來的獨立意識，在眾多新辭彙中逐漸被「原生家庭」吸引了注意力。

很快，有關原生家庭如何塑造人的個性、人格、行為模式甚至人生的文章逐漸增多，甚至細化到什麼類型的母親和什麼類型的父親會出現什麼類型的孩子——彷彿人生可以被寫成一套套天衣無縫的遊戲程序，只要依據攻略行事，就能順利打出happy ending。

以之作為靈感的影視作品和文藝描寫，甚至幾個著名的日系社會派推理小說作者，都對原生家庭概念的深入人心多有貢獻。但在當代中國的土壤上，武志紅的作用更「功不可沒」。在他不斷發展那套將以成長背景和親子關係解釋天地萬象的巨嬰學說同時，原生家庭對個體的影響也在大眾輿論中逐漸被推上神壇。精神痛苦的人們以埋怨過去來稀釋當下的痛苦；滿心焦慮的新一代以原生家庭相關文章為指導，謹小慎微地防止造成「新悲劇」；而對一些媒體甚至個人來說，原生家庭是洗刷醜態的好道具。只要用上它，根據捕風捉影的信息議論他人人生時的姿態，立刻就稍微好看了幾分。「這個人原生家庭有問題，導致ta長大後如何如何」的說法，很多時候不過是身份、背景、出身歧視的稍微文雅一點的版本。

有關「原生家庭」的說法並非沒有可信度。在心理諮詢範疇內，「原生家庭」是了解來訪者的重要背景信息，亦是幫助來訪者實現自我探索的起點。然而原生家庭提供的理解，必須建立在信息量足夠的基礎上，從這一點來說，一切脫離諮詢室背景，對公眾人物或任意路人的所謂分析都是缺乏根據的，充其量能算得上是文學演繹，文筆差的自當小道八卦看看就算了。

重要的是，但凡有足夠臨床經驗的諮詢師都會發現，很難在眾多來訪者身上找到能夠應徵原生家庭影響的單一模式。焦慮的母親不一定產出過度控制的家庭，被打過屁股的孩子長大後不一定會去打自己孩子的屁股。這和學界的觀點不謀而合。

「原生家庭」在大眾理解中的意思，大約是學術概念中的「教養」和「早期經驗」。現代發展心理學早已意識到，人格和行為模式的形成不存在一個單一的影響源，基因、社會環境、家庭、成長過程等，以不同的方式塑造著人。90年代《教養的迷思》作者Judith Harris就曾發表一系列論文反思過去研究對「家庭教養」影響的過度強調。她綜合分析大量發展研究，發現家庭教養對兒童成人後人格直接影響比例，不足10%。

Harris認為，家庭教養的作用在個體進入兒童時期後，其對個體的影響就會逐漸被同輩群體等來自家庭之外的因素所超越，而在家庭作為個體經驗唯一來源的嬰兒時期，教養的影響也並非孤立的。這是因為孩子的父母也並非一堆孤立的父母，他們也收到所處社會背景、社區環境影響。Harris對教養方式的研究發現，你的教養模式被你父母的教養模式所塑造這個說法站不住腳，教養方式更多受到同時期父母所在社群風格的橫向影響，而並非我們常常過度強調的縱向代際影響。

更何況還有基因這一來自先天的不可忽視的因素。發展心理學近代以來認為「先天」和「後天」對人的塑造大約是一半一半，而兩者又互相作用。近年來基因研究的成果也在不斷提醒著我們，教養所不能影響和決定的部分，比我們想像得要多得多。儘管一些研究發現早期經歷（包括但不限於來自於家庭的影響）對大腦功能有塑造作用，但亦有研究發現，經歷對大腦甚至基因的塑造是持續進行的。而原生家庭相關流行文章中，許多號稱影響終身的早期經歷和行為模式，實際上都無法得到科學證明。最常在這類文章提到的兒童依戀模式，至今沒有證據發現它和成人依戀模式有對應關係。

即使不徵詢科學證據，原生家庭決定論的不可靠也是顯而易見的：根本沒有人是永遠生活在「家庭」這個真空環境中，因而原生家庭不可能對一個人成年後所有悲劇、錯誤、不快樂負全責。

需要注意的是，也不能輕率地將原生家庭決定論的流行，粗暴地歸咎於傳媒的不負責任和聽眾的輕信。在原生家庭決定論被廣為流傳這點上，學界並非完全沒有責任。事實上，關於教養，學界意見不統一的情況從未消失過。得州大學歷史教授Steven Mintz總結了過去近百年來養育方面的觀點變化，提出「教養思路的爭論背後，實際上反映的是不同時代下的不同焦慮」。

20年代行為主義學派和弗洛伊德學派就曾經提出過完全相左的教養觀點。行為學派建議母親們避免擁抱、親吻孩子和陪孩子玩，而應該給孩子嚴格制定哺乳和休息的時間，這樣他們才能發展出自律和自控能力。而弗洛伊德學派認為母親必須與嬰兒建立十分親密的關係，但又認為母親過度捲入對心理成長不利。這種觀點矛盾的背後，是人們長期將育兒交給母親後，終於開始擔憂母子關係會對孩子產生終身影響。

科學養育的觀念是19世紀末開始產生的，表面上看是醫學和心理學的發展，給育兒提供了更多實用建議。然而促使父母們開始遵循專家意見的背後，是父母們的新憂慮：隨著社會高速發展和變動，以及社會結構的改變，父母們開始發現孩子不一定能繼承自身的階級地位，這讓他們開始擔心無法保障孩子未來經濟、價值和身心健康。新的焦慮催生新的需求，父母們開始在孩子的正確價值觀和性格塑造等方面尋求精細掌控，擔憂自己的小小疏忽將為對未來產生巨大影響，細化至睡覺習慣、兄弟關係。

這與當下我國中產面臨的狀況頗有相似之處。階層無法保證繼承，甚至自身的階層認同都尚在掙扎。巨大的生存競爭焦慮原樣投射在孩子的未來設想上。加之近十年社會環境變遷迅速，人們將難以適應的焦慮回溯歸因到自己父母的教養方式上，以對父母的不滿，來疏解心中無法應對變遷的無力。

但這種對父母輩教養的否定和對自身的不自信，使得人們對父母角色變得極端敏感，惶恐自己稍有不慎，孩子的人格馬上永久扭曲。「原生家庭決定論」因為迎合了這種心態而流行，更加需要警惕的是，這種思維反過來加劇了現代父母的育兒壓力。

尤其是摻雜在原生家庭決定論中已經被現代發展心理學逐漸遺棄的「母親不可替代」觀點，在婦女婚姻和職場權益不樂觀的時期，這種冥頑不靈的思路更為女性生存增添了輿論陰影。使女性在職場生育懲罰之上，還可能要面臨「不做全職媽媽就無法稱職帶娃」的壓力。這種壓力的後果很可能已經顯現出來了。2016年《中國日報》一項調查發現，超過7成的90後媽媽選擇全職帶娃。如果數據屬實，這對未來女性在職場以致公眾領域地位的影響是災難性的。

無法超越當下的我們需要面對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無論什麼樣的教養方式，都無法保證孩子在未來的任何時候萬全應對。原生家庭根本也不具備對孩子百分之百的塑造能力。平心而論，人們對「原生家庭」概念的重視，確實啟蒙了我們的獨立意識，也令不少父母輩開始反省自己的育兒方針。原生家庭並不是個全然無用的糟糕概念，是時候把它從狹隘的教養偏見和拙劣的妄議隱私之言中區分出來了。

原標題：《被過度矚目的原生家庭，及當代育兒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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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晗|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女權主義者。【相關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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