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上曾顯赫一時的「28個半布爾什維克」他們到後來都去哪兒了？

說起『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由來，首先得追溯到上世紀20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學。1925年秋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學，是孫中山聯俄政策的產物之一。儘管這所學校以孫中山的名字命名，但其招生的對象並不僅限於國民黨人，而是包括更多的共產黨人在內的中國學生。可以說，中山大學是為當時國共合作的中國大革命培養政治理論骨幹的特殊學校。

從1925年開始，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國遠涉重洋，輾轉趕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那幾年裡，莫斯科成為當時中國的革命精英薈萃的地方。1927年7月2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聲明，「取締」中山大學，並與之斷絕一切關係，同時命令各級組織嚴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學生。1930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學宣布解散，走完了短短5年的歷程。但是，中山大學對中國現代史的影響卻是相當深遠的，其中「28個半布爾什維克」就是在中山大學誕生的。

根據學界普遍的說法，「28個半布爾什維克」是在1929年夏召開的中山大學「十天大會」上誕生的。他們後來大都成為了我黨早期的領導人，其領頭者就是王明。中大第一期的300多名學生中，王明在入學一年後就成為「學生公社」的主席，在中大嶄露頭角。原由很簡單，就是他緊緊跟隨中大副校長米夫，取得了米夫的信任。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又逐步獲得了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的信任。他以「真正的布爾什維克」自居，將一批學生拉攏在自己周圍。

1929年夏，中山大學照例召開了一次學期總結。大會的中心議題是：中山大學黨支部執行的路線是否正確。在當時，路線問題無疑是一個決定生死的問題。大會爭議異常激烈，遲遲難以下決斷，一直開了10天，史稱「十天大會」。在無法找出更圓滿的解決方式的情況下，大會只好決定，用舉手表決的方法，看誰擁護中大支部局的報告。結果大多數學生反對這個報告，只有29個人支持，其中的徐以新因為年紀小、個子低、態度也不堅定，還只是個團員，被稱為「半個」。從此，人們便把他們稱為「28個半布爾什維克」。

以後的王明宗派集團就是從這29個人發展起來的。由於當時沒有記錄，29個人的名單並不確定，按學界比較通行的說法，「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是指以下29個人而言的，他們是：王明、博古（秦邦憲）、張聞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澤民、陳昌浩、張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凱豐）、楊尚昆、夏曦、孟慶樹、王保禮、王盛榮、王雲程、朱阿根、朱自舜、孫濟民、杜作祥、宋潘民、陳原道、李竹聲、李元傑、汪盛荻、肖特甫、殷鑒、袁家鏞、徐以新。

這29個人，進入中山大學的時間並不是一樣的，王明、張聞天、博古、王稼祥、盛忠亮、張琴秋、陳原道等，是在1925年入學的第一期學生，沈澤民雖然是1926年才插班進來的，但他也屬於第一期學生之列；楊尚昆、李竹聲是1926年進校的第二期學生；其他的人員，基本上都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進入中山大學學習的。還有一個人比較特殊，那就是夏曦。他是1928年春成立的特別班（或稱老頭子班）里的一名學員。這個班的學員有不少都是年紀較大、經驗較豐富的中共領導人，如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楊之華、楊子烈、施靜宜等。

「28個半布爾什維克」歸國以後，其結局大不相同，有的成了開國功勛，有的為革命事業壯烈犧牲，有的則成了可恥的叛徒，有的則默默無聞，還有的下落不明。

成為了開國功勛的有楊尚昆、張聞天（洛甫）、王稼祥、張琴秋、陳昌浩、何克全（凱豐）、王盛榮、徐以新。

其中，在建國後擔任職務最高的是楊尚昆。他與張琴秋是「28個半布爾什維克」中最早就認識和改正了錯誤的人。楊尚昆1907年生，四川潼南人。楊尚昆獻身革命70餘年，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建設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為新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在1988年春召開的七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被鄧小平稱作「革命元老」的楊尚昆當選為國家主席，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繼毛澤東、劉少奇、李先念之後的第四任國家主席。

張琴秋，曾經擔任過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婦女獨立師長，還親自指揮打過仗，是紅軍歷史上惟一的女性將領（語出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介紹我軍各個歷史時期重要將領的《解放軍將領傳》）。她在革命戰爭及和平建設時期都有出色的業績，解放後又是共和國第一代女部長（任紡織工業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

王稼祥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早期的卓越領導人，他到達中央蘇區後不久，就支持毛澤東擔任紅軍的領導工作，在遵義會議上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鬥爭中作出了重大貢獻。新中國成立後，成為首任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副部長。1951年起，長期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張聞天有「紅色教授」之譽，因他在理論研究上高於留蘇的其他人，王明等教條主義者大力拉他，而張聞天因缺乏國內實際工作經驗，一時也對他們的主張表示贊同。１９３１年初，他回到上海任中宣部部長，後任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等職。通過實踐，他逐步認清了「左」的錯誤危害，在1935年的遵義會議上大力支持毛澤東領導紅軍。會上，張聞天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隨後又替代博古負總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延安整風時，他檢查了過去的教條主義傾向，要求到實際工作中鍛煉。新中國成立後，他轉入外交領域，歷任中國駐蘇聯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八大」的政治局候補委員。

陳昌浩是鄂豫皖蘇區和川陝蘇區黨政軍「三駕馬車」（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之一；作為紅四方面軍的總政委、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是長征時期最大一支紅軍主力部隊的主帥。他這個人在28個半中比較另類。首先，他是唯一一個真正指揮過軍隊的統帥；其次，他的功大過也大。紅四方面軍的發展壯大他功不可沒，西路軍的毀滅他也難逃其責。他精明強幹、英勇善戰，對敵鬥爭堅決，他冒著風險坐飛機向黃安城裡敵人扔手榴彈的故事很一直為四方面軍的人津津樂道；但張國燾為了清除異己，殘殺紅軍將領，他又是重要幫凶。西路軍受挫後，陳昌浩性格變化極大，晚年膽小怕事，豪氣全無，文革時更是選擇了自殺之路。

何克全（凱豐）這個人，最著名的事情就是他在遵義會議上指責毛澤東「不懂馬列、打仗全靠《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但在後來也改正了這一錯誤。凱豐曾在後來的中共黨內重要會議上又一次站起來說：「現在，我宣布收回我在遵義會議上的觀點，堅決擁護毛澤東來領導我們的紅軍。因為，實踐已經證明，只有毛澤東才能領導得了我們的黨，才能領導得了我們的紅軍。誰反對毛澤東我就反對誰！」凱豐對敵鬥爭還是很堅決的，曾被敵人逮捕坐牢，堅貞不屈。長江局時期，凱豐對王明的做法是不滿意的。還有，著名的《抗大校歌》就是他寫的，他還主持過延安文藝座談會。建國後，先後任東北局委員、東北人民政府委員兼瀋陽市委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馬列學院院長。1955年3月在北京逝世。

王盛榮，湖北武漢人。1907年出生在武昌區漢陽門外一個貧寒的漁民家庭，十幾歲時就給在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毛澤東送信。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參加革命。1920年入武昌紗廠。1924年在上海做工，參加了五卅運動。1926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回國後任共青團興國縣縣委書記。1931年11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參加了長征，在中央縱隊幹部團工作。遵義會議後任紅軍總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長、部長、團中央武裝工作部部長。1937年任八路軍武漢辦事處高級參謀，中組部地方科長。1947年任齊齊哈爾市委副書記。1950年任中南工業部副部長。1957年任湖北省冶金廳副廳長（受副省級待遇）。文革中遭打擊。1979年平反。2006年去世。

徐以新，浙江衢州人，1926年參加北伐戰爭。1927年參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曾任中央軍委機要秘書。參加了南昌起義。1928年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從蘇聯回國後分配到鄂豫皖根據地，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鄂豫皖蘇區的外交委員會主任，年僅20歲。到川陝蘇區後負責與楊虎城部的統戰工作，與楊簽定互不侵犯協議，派武志平建立秘密交通線。後因反張國燾被關押，直至三大主力紅軍會師才被釋放。延安時期先後任魯藝政治部主任、中直機關黨委書記兼中央管理局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建國後任駐外大使，外交部副部長等。因工作出色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表揚。1994年去世。

為革命事業壯烈犧牲的有秦邦憲（博古）、沈澤民、陳原道、夏曦、宋盤民、殷鑒。

秦邦憲，又名博古，江蘇無錫人。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5月回國，任全國總工會宣傳幹事、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長。1931年4月任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之後又任中共臨時中央局成員、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和負責人，這期間曾犯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後，又與李德推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致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935年在遵義會議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領導職務。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野戰部隊政治部主任。1936年任中共中央代表，協助周恩來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1938年任中共中央長江局組織部部長和南方局組織部部長。1941年後，在延安創辦和主持《解放日報》和新華社工作，任新華通訊社社長。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1946年2月以中共代表身分赴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和憲法草案審議委員會會議。同年4月8日由重慶返延安彙報工作，因飛機失事在山西興縣遇難。

沈澤民，浙江桐鄉人。大作家沈雁冰（茅盾）之弟。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任黨中央機關報《熱血日報》編輯。1926年春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任該校政治經濟學教師。1928年4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擔任大會翻譯工作。1930年10月回到上海。1931年初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委員，任中央宣傳部部長。4月調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工作，被中共中央指定為鄂豫皖分局書記。5月，中共鄂豫皖分局正式成立，張國燾自任書記，他任常務委員。1932年1月主持召開中共鄂豫皖邊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共鄂豫皖省委，被選為書記。同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西征後，負責全面領導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工作。同年11月20日，因病在黃安縣天台山蘆花衝去世。

陳原道，安徽巢縣人。留蘇回國後先後任河南省委組織部長、順直省委組織部長。1931年2月，赴天津任中共河北臨時省委組織部長，實際上主持省委工作。4月8日，陳原道夫婦在開展工作時不幸被捕，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即「草嵐子監獄」。在獄中，面對敵人的殘酷迫害和折磨，他和薄一波等同志一道，進行了英勇不屈的鬥爭，建立了獄中秘密黨支部，被選為獄中秘密黨支部第一任書記，為團結和保存黨的力量，純潔黨的組織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1932年9月，陳原道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同年11月，黨中央調陳原道任江蘇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會黨團書記，組織和領導工人運動。1933年1月7日，由於叛徒的出賣，陳原道再次被捕，並很快被轉押到南京憲兵司令部。面對敵人的酷刑和利誘，他橫眉冷對，堅貞不屈，嚴詞拒絕，痛加斥責，始終保持了共產黨人的崇高氣節。1933年4月10日，陳原道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義，時年31歲。其妻劉亞雄也是蘇聯留學生，曾任順直省委秘書長，解放後任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等。劉亞雄之父劉少白更是傳奇人物，他曾是山西的大地主、省議員，後追求進步，遣散家財支持革命。

夏曦，湖南益陽人。早年就讀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和毛澤東是校友，以後和何叔衡一起創辦學生聯合會，也是新民學會的成員，他和毛澤東等人一道參加了驅逐張敬堯的運動，是當時湖南革命運動的先驅者，夏曦本人不僅當選過中共中央委員（第五次全代會上），而且也曾經是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31年1月，夏曦被派往洪湖革命根據地，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從1931年到1934年，他積極貫徹執行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犯了肅反擴大化的嚴重錯誤，給洪湖革命根據地的黨團組織和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造成了重大損失。夏曦在兩年多的時間，竟然殺掉數萬自己人。他自己身邊4個警衛員，被他親手殺了3個！完成了四次大肅反的湘鄂西根據地由原來的人馬5萬多人減員為4千人，殺得只剩下5個黨員。這些數字都只統計了軍隊被殺者，未將地方上的冤魂統計在內。考慮到湘鄂西的面積，哪怕採用最保守的統計數字，該區肅反戰果赫赫，為各區之冠。紅3軍這時的兵力僅相當於兩個團，已經瀕臨毀滅的邊緣。最後，賀龍對夏曦說：老夏，不能再殺了，再殺就殺光了。夏曦大約也感到人馬太少，故而默默無語。以紅軍裝備之緊張，紅三軍竟然出現槍比人多的怪現象。1934年6月，夏曦在湘鄂西中央分局會議上開始認識和糾正肅反擴大化的錯誤，1935年11月參加長征。1936年2月途經貴州畢節時，不幸溺水犧牲。

宋盤民：從蘇聯回國後，分配到湘鄂西根據地工作，曾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員，少共中央分局書記，紅三軍九師政委。他因不滿肅反擴大化，被同為28個半的夏曦作為改組派抓了起來，後賀關趁夏曦不在把宋釋放，夏回來後，又把宋抓了起來並於1933年12月公審槍斃。

殷鑒，曾在唐山煤礦做地下工作，1931年任中共順直省委書記，被捕後關在北平軍人反省院（即著名的草嵐子監獄），為所謂「61人叛徒集團」的成員，在薄一波等人被營救前病逝於獄中。

「28個半布爾什維克」中，李竹聲、王雲程、孫濟民、盛忠亮、汪盛荻、朱阿根等少數幾個人回國後便脫離了革命隊伍，成為中國革命的叛徒，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其中的另有一些人，在歸國後沒有什麼令人矚目的表現，如朱自舜、何子述、杜作祥（女）、蕭特甫、李元傑、王保禮等，既沒有什麼好事，也沒有做什麼壞的事，平平淡淡，不知所蹤，遠不如他們在中山大學時那樣「領風氣之先」。

作為「28個半布爾什維克」的領軍人物的王明和其妻孟慶樹，對於自己所犯的錯誤始終不予悔改，而是一意孤行，一錯到底。1956年赴蘇治病，中蘇關係破裂後，站在蘇聯一邊與中共為敵，1974年病死於莫斯科。孟慶樹夫唱婦隨，與其夫走上了相同的人生道路，1983年病死於莫斯科。

「文革」開始後，康生曾妄下斷言：「『二十八個半』沒有一個好人。」於是，舊事重提，凡在大陸、還在世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均遭到審查，有的甚至被關進監獄而喪命，倖存者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被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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