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的詩竟然「預測」了汪精衛的遇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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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1日，日本，汪精衛（右）與日本黑龍會首領頭山滿。
文｜雲棲
錢鍾書先生《槐聚詩存》中，有一首寫於1942年的七律，詩題為《題某氏集》。「某氏」為誰，錢鍾書先生何以隱去？是不敢提還是不便提？這些問題，很長一段時間困擾著「錢學」愛好者和研究者。
近年來，隨著一些資料、檔案的公開，大陸和台灣的學者經過詳細考證，確認此「某氏」即為汪精衛。由此，錢鍾書先生和汪精衛的交往歷史被公開，《題某氏集》本身所含的詩讖意味，以及詩中所用「武元衡遇刺事件」的典故，更為我們回觀武元衡遇刺和汪精衛遇刺這兩個歷史事件，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觀察窗口。
錢鍾書與汪精衛的關係紐帶
《題某氏集》原詩如下：
掃葉吞花足勝情，鉅公難得此才清。
微嫌東野殊寒相，似覺南風有死聲。
孟德月明憂不絕，元衡日出事還生。
莫將愁苦求詩好，高位從來讖易成。
以下試以詩解、詩證諸法，結合余英時等學者的研究成果，回觀武元衡的遇刺和汪精衛遇刺這兩個歷史事件。
關於汪精衛本人生平，已為世人所熟知，故不再另注。詩題中的「集」，為汪精衛刊刻於1943年初的《雙照樓詩詞稿》。
錢詩寫於1942年，汪的詩集正式刊刻於1943年初。一個合理的推測是：錢鍾書先生先於普通讀者，看到了汪的詩集。
余英時先生的考證，可證此推測之合理：陳群（人鶴）為汪精衛刊印了《雙照樓詩詞稿》，負責編校的是龍榆生（沐勛）……錢與龍多有往來，所讀汪集必龍氏贈本無疑。
陳群是民國時期有名的藏書家，當過汪偽政府內政部長、考試院院長，主持編輯刊印汪的《雙照樓詩詞稿》，頗有「投桃報李」的意味。而詞學大師龍榆生作為汪詩集的編校，則因一個共同的紐帶：朱祖謀。
朱祖謀（1857年—1931年），原名朱孝臧，字藿生，浙江吳興人。光緒九年（1883年）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為晚清四大詞家之一，著作豐富。
龍榆生約在1928年前後投朱門下。而汪精衛則早於1903年朱祖謀任廣東學政時，投於朱門下。因此，算起來，龍榆生應該是汪精衛的同門師弟。
1931年，朱祖謀去世，秉承遺命，龍榆生主持老師身後事，與汪精衛這個師兄開始有了頻密的聯繫，並有詩詞唱和。
而錢鍾書和龍榆生的交往，則因另一個共同的紐帶：陳衍。
陳衍，號石遺老人，通經史訓詁之學，尤長於詩，「同光體」詩派之領軍人物。錢鍾書先生於1933年清華在讀時拜會於他。
陳衍批評錢詩的綺麗之風，建議他不要學湯卿謀（晚明詩人湯傳楹）和黃仲則。此後，錢寫詩遂改弦易轍，奉陳衍若神明。兩人的忘年交，被傳為佳話。
而早在1928年9月，龍榆生便和陳衍認識。經過陳的引薦，龍榆生到上海暨南大學國文系擔任講師，併兼國立音樂院詩詞課。從這一時期開始，龍榆生全心研究詞，或也得益於陳衍給予的指導，龍榆生對陳衍，當以師事之。
因此，某種程度上，龍榆生和錢鍾書，也可以說成是同門（陳衍）師兄弟。但從上世紀50至60年代錢鍾書致龍榆生的四通書札來看，錢在龍的面前，是以「晚學」「教晚」自稱的。
一是因於龍榆生與父親錢基博有舊誼，自己不敢託大稱弟，亂了輩分；二是陳衍雖與自己忘年相交，但究其年輩，實可為祖，因此，在龍榆生面前稱「晚學」「教晚」還是比較妥貼的。
考及龍榆生和錢鍾書的生平，1940年期間的南京和上海，當是兩人共同的交匯點。
1940年4月，龍榆生被汪精衛偽國民政府任命為立法院立法委員，不久，龍榆生以病辭；9月，任南京中央大學教授，兼任汪的家庭教師，並堅持不參加任何政治會議，惟以教書育人、研究學問為務；此後一直寓居於南京白下，專致詞學研究。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錢鍾書從國立藍田師範學院辭職回到上海，一直到1949年，都住在上海辣斐德路錢家與蒲園「且住樓」。因此，汪的詩集刊印前，錢鍾書和龍榆生或已假上海和南京兩地，有過書信或者實地的交流。
《槐聚詩存》中，編入1942年的詩作，尚有《得龍忍寒金陵書》一首，大意是寬解他被汪精衛「綁架」任職的不得已。在他們的書信或者實質交往中，龍榆生將汪詩集未定稿贈予錢鍾書以求賞鑒，再是自然不過。
由是，經由朱祖謀和陳衍這兩條紐帶，錢鍾書和汪精衛這兩個本有徑庭之別的人物，在1942年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段，有了實質上的精神交往。
錢鍾書先生感於汪精衛的詩才，寫下了《題某氏集》這首詩，對汪的詩才大加讚賞，卻又對汪的政治作為心有隱憂，為了避免將來給自己帶來麻煩，特意在詩題中，略去了汪精衛的名諱。
還有一說為，錢鍾書先生當年題寫此詩，直接題於原詩集扉頁，因此，世傳此詩之詩題原為《戲題雙照樓詩詞稿》。1993年錢鍾書先生修訂《槐聚詩存》並付梓時，汪氏之「漢奸」聲名，已釘入歷史，故將詩題修訂為《題某氏集》。
汪精衛（右一）接見日本滑翔機教官
據傳，錢鍾書先生所題詩之《雙照樓詩詞稿》原本現存於上海圖書館，惜未親見，未敢持以為據，以此略補一說。
日出生事：武元衡的遇刺
《題某氏集》首兩句讚揚汪精衛詩才清雅，頷聯則委婉批評汪詩有孟郊的酸寒之氣和愁苦之情。頸聯用了兩個典故，一是化用曹操《短歌行》：「明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意指汪精衛將隱憂不絕；二是活用唐武元衡「日出事還生」詩典，暗喻汪精衛將與日寇偕亡。尾聯則含規勸之意，是說不要以為詩寫得愁苦悲戚就好，居於高位的人從來詩句容易和預言相應。
錢鍾書先生對汪精衛本人的認識，早於寫作此詩前，認為汪是一個「善於作詩的政治家」，並對汪所持的和議政策多有嘲諷。
錢學研究學者范旭侖先生在《寒相死聲》一文中有已專門的考證，如清末俞樾《春在堂隨筆》錄有金眉生《上湘鄉相國書》：「人知和之可恥，而不知戰不勝而求和之更可恥。北宋以前無此成見也。九世之讎可復，一旅之甲可興。」錢先生譎諷道：「惜汪輩不知引此。」由此可觀錢鍾書先生對汪精衛和議政策的態度。
然以當時之局勢而論，所持和議政策者，不獨汪精衛等政治中人，更有一班於史實有清醒認識的文人大家也支持和議，認為中國當時還沒有足以抵抗日本的能力。不過，錢鍾書與支持和議的人觀點正好相反。
詩中頸聯首引「曹操典」姑置不論，單論武元衡「日出事還生」之典，關涉公元815年一樁刺殺事件。
武元衡（758年-815年），字伯蒼，武則天曾侄孫，適唐德宗、順宗、憲宗三朝，為唐憲宗所倚重。憲宗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尋出為劍南節度使。元和八年，征還秉政，任宰相。
元和十年，淮西節度使吳元濟謀反，憲宗委任武元衡統領軍隊對淮西蔡州進行清剿。引起與淮西勾結的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淄青節度使李師道等割據勢力的恐懼，決定刺殺武元衡等主戰派大臣，以救蔡州。
元和十年六月三日，報曉晨鼓敲過，天色未明，大唐宰相武元衡即啟門戶，赴大明宮上朝，剛出靖安坊東門，被躲在暗處的刺客射滅燈籠遇刺身亡，同時上朝的副手裴度同樣遇刺受傷。
可能是對自己被刺的命運有所預感，事發前夜，武元衡作了一首很具有詩讖意味的詩，叫作《夏夜作》： 「夜久喧暫息，池台惟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
武元衡遇刺案被列為唐朝十大奇案之一，雖然後來憲宗緝拿並殺了五名刺客，但憲宗削藩之戰的得力助手武元衡卻再難復生了。
錢鍾書的詩讖與汪精衛的死亡
錢鍾書先生這首題汪詩集的律詩，重要一句在「高位從來讖易成」。這對汪是一種提醒，也無疑是一種警告。
那麼，錢鍾書先生所謂的「讖」究竟是實指上引武元衡遇刺的實典，還是虛指？
收入《雙照樓詩詞稿》中，有汪精衛寫於1910年的《被逮口占》一詩。1910年3月31日，汪精衛和同盟會同志刺殺攝政王載灃，行動失敗後被捕。
汪在獄中寫下此詩，表明他革命的決心。此詩後來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其中「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四句，以其捨生取義和大無畏的精神受到時人讚頌，汪也因此詩而名動一時。
但是，人們在閱讀此詩時，只注意到了汪「引刀成一快」的萬丈豪情，而沒有注意到這首詩中另一句所蘊含的不能自主的悲劇宿命：「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
這是汪的自讖，如同一千多年前武元衡在被刺前夜寫下的「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一樣，他們都隱隱感覺到冥冥之中已有一種自身無法駕馭和左右的大事件，影響和改變著自己前途命運。
1935年11月1日上午九點半，南京市湖南路，戒備森嚴的國民黨中央黨部內突然響起三聲震耳的槍聲，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應聲倒地。行刺者是以晨光通訊社記者名義入場的徐州銅山籍志士孫鳳鳴，其行刺後亦中槍被擒，次日身亡。
作為汪詩中的名詩，錢鍾書先生應對《被逮口占》一詩有著自己的註解。加之1935年汪精衛在南京遇刺，汪雖僥倖撿回一條命，但此事件對汪的影響依然巨大。
汪濃厚的政治家詩人身份背後複雜矛盾的悲劇性格，通過「殘軀付劫灰」這句的悲涼陳述，實已表露無遺。從他遇刺後的種種政治作為來看，他其實是一步步把自己逼向命運的死局。
因此，錢鍾書先生在《題某氏集》一詩中，引「武元衡遇刺」這一故典，其目的在於提醒汪「高位從來讖易成」。而這個讖，實指他「殘軀付劫灰」的悲劇命運。
1984年，作家錢鍾書。
根據歷史資料記載，汪精衛在九年之後的1944年，因孫鳳鳴行刺留在其脊椎骨中的子彈中毒，死於日本名古屋。
關於汪精衛之死因，說法多有，本文僅引以上較為普遍的說法。汪精衛雖未直接死於遇刺，其間接死於遇刺，當是比較有說服力的。
比起唐朝武元衡死後哀榮及對唐憲宗的震動，汪的遇刺乃至最後身死，得到的無非是一句「死有餘辜」或者「活該」，而更讓他悲哀的是，「漢奸」這個身份，他怕是難以洗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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