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朱升的「九字真經」，看朱元璋是如何禮賢下士的

從朱升的「九字真經」，看朱元璋是如何禮賢下士的

對明太祖朱元璋的功過評說，歷來都褒貶不一。但對他白手起家，推翻元蒙的歷史功績，卻始終是有口皆碑，為後人傳頌的。朱元璋為什麼能從「草寇」起家，而最終完成推翻一個王朝，並建立另一個王朝的歷史使命呢？究其原因，促其成大事的指導思想的根本轉變，就是其中的關鍵原因。也可以這樣說：朱元璋之所以能從「草寇」中脫穎而出，做成古之「草寇」都想做，而最後都做不成的事。是因為他不安於做「草寇」，對「草寇」有一種反叛意識，以至於後來對成大事的指導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質變」。這一點，窮碌碌如古之陳勝，中之黃巢，時之陳友諒、張士誠等輩，皆莫能望其項背。

朱元璋成大事的指導思想發生「質變」的關鍵原因，在於知識分子。朱元璋在南征北戰的過程中，高度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並在實踐中解決好了這個問題，這就是朱元璋為什麼會發生「質變」，並最終能成大事的最根本原因。明之得國，非得之於「天」，而得之於「人」。主公明睿，將領善戰，是打天下的重要保證，但還不足以得天下。從「打」天下到「得」天下，一字之差，差之萬里。差就差在重視知識，重視知識分子，重視知識分子隊伍建設這個關鍵環節上。莽夫起事，其先天不足便在文化上，既缺乏宏偉藍圖，也不知抓綱摯領，還少有指導方針，行動猶如盲人摸象，偶勝純屬亂打誤中，因此終竟難成大事。

而朱元璋對「文化人」這個問題，卻認識很深。自己雖是「大老粗」，可令人欽佩的是，他非常了解「文化人」的價值，並十分堅決地接納和依重「文化人」。翰林學士解縉在編撰《太祖實錄》時評論道：「帝性神開明達……始渡江時，首兵群雄多淫湎肆傲，自誇為驕。帝獨克己下人，旁求賢士，尊以賓禮，聽受其言，晝夜忘倦。」儘管看著有點「歌功頌德」的味道，但畢竟還是有史為據的。

據《剪勝野聞》記載：太祖在軍中甚喜閱經史，後遂能操筆成文章。嘗謂侍臣曰：「朕本田家子，未嘗從師指授，能讀書成文，釋然開悟，豈非天生聖天子耶？」雖然多少有些自吹自擂的味道，但從中也可以看出，一個沒有進過學堂的田家子，在行軍打仗中，是如何認真讀書，尚學崇文的。

朱元璋在「革命事業」的逐步發展壯大過程中，幾乎每攻克一地，都不忘招賢求士，禮聘知識分子。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攻下徽州後，召名儒朱升求問時政。當時，朱升提出的建議是九個字：「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朱元璋欣然接受了這一至關重要的「九字真經」。這樣，不但避免了過多、過早地成為眾矢之的；還使朱元璋在整體戰略上受到了很大的啟發。更令人稱奇的是，這一「九字真經」居然在六百年後，被毛家大爹運用到了「反修防修」、「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任務」中，並改：「高築牆」為「深挖洞」，「緩稱王」為「不稱霸」，新「九字真經」合稱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哈哈！朱升真是太有才了！

又如，朱元璋在採石訪得儒士陶安，便如饑似渴地徵詢陶安對當前時局的見解。陶儒士說：現今群雄並起，但他們所想所要的都「不過子女玉帛」。他向朱元璋建議：「反群雄之志，不殺人，不擄掠，不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朱元璋聽後，大為高興，連聲稱讚：「好！」「好！」（《國初事迹》）。在《明通鑒》中，也有朱元璋和儒生唐仲實與上述情況類似的談話記錄。看來，這類故事在朱元璋身上還發生過多次。這種訪賢問士的結果，不但使朱元璋的眼界大為開闊，心志大為提高；也使得他充分認識到，知識分子對他成就大業的戰略意義。部將胡大海在攻打太平府時，尋得一位叫許瑗的儒士，並派人送去見朱元璋，「太祖喜曰：『我取天下，喜要讀書人。』」

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4年）三月，朱元璋的「革命事業」發生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原因是，他成功地將劉基、宋濂、章溢和葉琛，延攬入了自己的陣營。此四人聲望素著，無論才智學問，還是儒學文章，皆為彼時之泰斗。他們連同早些時候在滁州加入朱氏集團的儒士李善長一起，組成了一個超一流的豪華朱氏智囊團。以這些人為核心的知識精英，不僅在戰爭中為朱元璋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更從政治、體制、法律、禮儀、財稅等諸多方面，為未來的大明王朝制訂和確立了一整套的國家秩序。難怪明代的評論家會得出如此精闢的結論：漢高祖謂：「吾能用三傑，所以有天下。」……我明肇興，公侯爵賞數倍漢朝；李韓公（善長）之勛烈無異蕭何，徐魏公（達）之將略逾於韓信，劉誠意（伯溫）之智計埒於張良，……我朝開國之功，視漢高尤有光矣，大業之成，豈偶然哉！

朱元璋興起時與建國後，多次下詔求賢。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九月，朱元璋在《求賢詔》中道：「朕惟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今天下甫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其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

過去的歷史教科書，在解釋朱元璋為什麼會從農民起義的領袖變成封建王朝的皇帝的原因時，有一種「變質說」。這其實也對，朱元璋確有從「草莽」向「文化」的「變質」。《求賢詔》體現出來的思想，就明顯是「變質」了。這一點，若與許多不「變質」，而一直保持「草莽本色」的農民起義首領相比，不知高明了多少倍？！

至於晚年的明太祖朱元璋，其指導思想所發生的另外變化，就不是本文中所要探討的問題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