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對李約瑟難題的回答

李約瑟難題

知道李約瑟難題的人很多，知道李約瑟（1900-1995）對李約瑟難題的回答的人卻少得多。李約瑟原本從事生物化學研究，後來轉向中國科學史的研究，並窮盡一生心血，做出卓越成就，最具代表性的當然就是他領銜編撰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英文題為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直譯為《中國的科學與文明》）。這一卷帙浩繁的系列著作，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生物、軍事、機械等等方方面面，計劃出版七卷二十七冊。經歷半個多世紀，李約瑟已作古二十多年，現在仍未完成，被翻譯為中文出版的也只佔少部分。可以想見，在中國可能沒人——也沒有必要——通讀過這一系列著作，對李約瑟難題的了解往往也只是一鱗半爪。

李約瑟

實際上，李約瑟難題是推動李約瑟整個中國科學史研究的核心問題意識。這集中體現在近期漢譯出版的《文明的滴定》一書中。該書出版於1969年，收錄了他1944至1966年間發表的八篇論文。據李約瑟在第六篇文章中的陳述，在1938年前後，他醞釀寫作一部專著，系統討論中國文化區的科學、科學思想和技術的歷史，那時他的問題意識就是「為什麼現代科學沒有在中國（或印度）文明中發展，而只在歐洲發展出來」，隨著研究的深入，他又提出另一個相關的問題：「為什麼從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5世紀，在把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於人的實際需要方面，中國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兩個問題結合起來，可以概括為：曾經高度發達的中國科學為什麼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反倒是科學發展並不領先的歐洲取得了突破，發展出了現代科學？這就是李約瑟難題，也稱李約瑟之問、李約瑟之謎。他相信，只有「對各大文明在社會或思想上的種種成分加以分析」，才能解釋「為什麼這一種組合在中世紀遙遙領先，另一種組合卻後來居上併產生了現代科學」（第2頁）。這就是以「滴定」為題（該書英文原題為The Grand Titration，直譯為大滴定）的原因。所謂滴定，是化學上通過溶液的定量反應來確定某種溶質的含量。

李約瑟難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個問題從屬於另一個更大的問題，且是後者的核心部分。這個問題即是：曾經高度發達的中國和中國文明為什麼後來遠遠落後於歐洲？早在十八世紀，來華耶穌會士就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並在歐洲引發波義耳、萊布尼茲、孟德斯鳩、伏爾泰、休謨、狄德羅等著名學者的熱烈討論。中國禮儀之爭後，大多耶穌會士被驅逐出境，中歐文化交流的正式渠道被關閉，更重要的是，還沒挨過打的中國人顯然還沒有深刻體會到中國之於歐洲的落後，這個問題在中國遂未引起充分的回應。直到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持續遭遇歐風美雨的摧折，中國落後於歐美對中國人來說才逐漸成為一個不得不接受的苦澀事實，中國為什麼落後於歐洲才成其為問題。眾所周知，歐洲之所以迅猛發展，最為顯而易見的原因即是十六至十七世紀的歐洲科學革命，造就了歐洲知識和技術的躍升，從而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指數式發展。而中國，在同一時期並未發生這樣一場類似的科學革命。正因如此，若能很好地解釋科學革命為什麼發生在歐洲而不是中國，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中歐的逆轉。1915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攻讀化學和物理學專業的任鴻雋，在其創辦的《科學》雜誌創刊號上發表了短文《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把原因歸咎於「秦漢以後，人心梏於時學。其察物也，取其當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其擇術業，騖於空虛而引避乎實際」。1922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的馮友蘭也以英文發表了《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和後果的一個解釋》一文，認為原因是中國文化主張追求內心的幸福，而不追求對外在事物的理解和控制。此外，1931年，德國漢學家魏特夫在《中國的經濟與社會》一書中也專辟一章討論了這個問題——後文我們將看到，李約瑟深受其啟發。類似於此的討論還有許多，所以嚴格地說，在李約瑟之前，這個問題就早已提出，李約瑟難題並不是李約瑟首先提出來的。之所以因李約瑟而聞名，實則是因為是包含在《文明的滴定》《中國科學技術史》及其他作品中的系統解答。

李約瑟的回答

李約瑟不贊同籠統地說「中國古代沒有科學」，他嚴格區分古代科學和現代科學，認為中國只是沒有獨立發展出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其古代科學（尤其是技術）是非常發達的，而且比歐洲更為發達。所謂現代科學，最為重要的內核是「把理性與經驗結合起來，把經受住受控實驗檢驗的關於外在世界的假說系統化」（124頁），簡言之，數學假說與受控實驗密切結合。這是中國古代科學並不具備的特徵。他的研究認為，中國人發明的指南針、造紙術、火藥、機械鐘、鑄鐵、馬鐙、肩套挽具、船尾舵、槳輪船等經過種種渠道傳到歐洲，對歐洲的科學發展做出了貢獻，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他說：「倘若沒有造紙、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西方如何可能從封建制度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136頁）也許有人會問：為何這些發明能改變歐洲，卻不能改變中國？李約瑟的解釋是，中國社會有某種自發趨於穩定的傾向，而歐洲則有一種內在的不穩定性。「中國一直在自我調節，如同一個緩慢改變平衡的生命有機體，或者一個恆溫器——事實上，控制論概念大可用於這樣一種文明，它經歷了各種天氣的考驗而保持穩定，彷彿裝有自動導向器或反饋裝置，各種動蕩過後即恢復原狀，甚至是那些重大發現和發明所帶來的動蕩。」（107、108頁）金觀濤、劉青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嘗試以控制論來解釋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或許曾受到李約瑟的啟發。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趨於穩定的傾向」，還是「超穩定結構」，都不同於「停滯的帝國」這一常見表述。李約瑟特別指出：「事實上，『停滯』一詞根本不適用於中國，那純粹是西方的誤解。傳統中國社會顯現出一種持續的總體進步和科學進步，只是在歐洲文藝復興之後才被指數式發展的現代科學迅速超越。用控制論的術語來說，中國社會是自動平衡的，但絕非停滯不前」（189頁）。

李約瑟本人明確反對像任鴻雋、馮友蘭等人那樣單純從人心、哲學上來解釋為什麼中國未能發生科學革命，他說：「科學突破只發生在歐洲與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在社會、思想、經濟等方面的特殊狀況有關，而絕不能用中國人的思想缺陷或哲學傳統的缺陷來解釋。」（177頁）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在社會、思想和經濟等方面的特殊狀況，李約瑟的論述，大體可以歸結為三個方面；相應地，中國在這些等方面並不具備相似的因素，反倒存在著抑制性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地理上的，「歐洲實際上是一個群島，一直有獨立城邦的傳統。這些傳統以海上貿易和統治小塊土地的軍事貴族為基礎，歐洲又特別缺乏貴金屬，對自己不能生產的商品，尤其是絲綢、棉花、香料、茶葉、瓷器等等有持續的慾望」，而中國是一大片連起來的農耕陸地，很早就形成了統一的帝國，豐富的資源能實現自給自足，向外求取的動機並不強烈（109頁）。

第二個因素是社會結構和政治方面的。他相信，歐洲的科學革命以及一系列的社會變動，最終要落實到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資本主義的興起，「沒有宗教改革就無法想像文藝復興，沒有現代科學的興起就無法想像宗教改革，而沒有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社會的興起與封建制度的衰落和消失，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所以「若想解釋中國社會為何沒能發展出現代科學，最好先解釋中國社會為何沒能發展出商業的和工業的資本主義」（27、28頁）。儘管他不同意魏特夫在後期著作《東方專制主義》中把一切權力濫用都歸咎於官僚制度，但他認同魏特夫早期著作《中國的經濟與社會》中關於亞細亞生產方式、亞細亞官僚制度的論述，「中國歷史上公共工程（河流控制、灌溉、運河開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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