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為解決軍糧施行的臨時措施，影響其死後幾百年中國的局勢

題記：上文我們提到了朱元璋保障軍糧供給的主要方式軍屯，然而，軍屯在開始之前、開始之後的一段時間內怎麼辦？朱元璋想出了一個辦法，是一個臨時性的措施。但它卻讓朱元璋死後軍屯被破壞後，軍方糧食供給的主要手段。甚至影響了幾百年。此時的朱元璋手頭的錢和糧食，不是多得想怎麼用就怎麼用。而是，需要好好地運籌帷幄，一個銅板要掰開兩半兒用。

1.朱元璋開創了開中制，商業勢力地進入

軍屯還沒有生產出糧食，軍屯的糧食還不夠供給，這時該怎麼辦？這就需要運糧到邊關。那麼運糧就需要有人，有人就要吃糧食、就要給錢，怎麼辦？朱元璋只好做了這件事情。

明初朱元璋為了解決邊關糧食問題，於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在山西行省施行開中法。因為要從山東濟南西北的陵縣、河北滄州一線運來的糧食，由商人送到太原北部的雁門關和代州之間的太和嶺留存供給大同，因路途遙遠成本較高，便分別送到大同倉、太原倉。報酬就是：每運到大同一石或太原一石三斗，就給1張淮鹽鹽引，每引可以支取200斤鹽。到達指定地點銷售完畢後，再回到相應的發給鹽引的地方繳還鹽引。這樣做的好處就是：在完成了軍事儲備的同時，也節省了運費，減輕了政府負擔。

鹽自古就是重要的經濟物資。商周時期鹽業實行自由經營，自秦漢開始官方壟斷鹽業。唐代中後期，劉晏對鹽法進行了改革，商人可以到鹽場購買食鹽進行售賣。分界銷售出現自劉晏時期，引制開始於宋代。鹽引就是政府發給行銷鹽的商人繳納過路費的憑證。引的作用是區別鹽的售價以及賣鹽的地界。宋代的鹽引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到，因此，並未實行專賣制度。到了明代，開始實行專商引岸制，即指定商人將鹽運到指定的銷售地點。這其實代表著商業力量被排擠出鹽業買賣，之後到了明代開始進入。

朱元璋又實行「開中制」，商家負責運糧到邊關，政府則給鹽引，商人拿著鹽引到產鹽區取食鹽，之後到指定地區銷售。實行過程中，以自願為主，政府不用行政命令強迫，考慮商人利益也較為全面，兼顧了糧食的生產、收購、運輸、往返路程的食宿和旅費，以及人工費用等。

2.鹽戶的生存與管理

朱元璋對鹽非常重視。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二月，朱元璋就在被剿滅的張士誠的地盤設立了兩淮都轉運鹽使司。鹽的生產由灶戶負責，進入「灶籍」。洪武時期灶戶大概有9.2150萬戶，灶丁27.0843萬人；弘治時期灶戶為12.0244萬戶，灶丁35.1981萬人；嘉靖萬曆時期灶戶為8.2502萬戶，灶丁41.3051萬人。按照明代一個灶丁，三個幫貼推算，洪武時期專門從事煎鹽的人達百萬以上。

與鹽戶相關的柴夫、馬夫、割草夫、運水夫、其他相關材料的供給者、運輸者，以及洪武時期官方主管的大鹽和豫晉兩省的小鹽、河鹽、井鹽等相關從業者可達200萬人以上，如果算上硝鹽、軍鹽的從業者，這個數字還會再增加百萬。

在封建社會，給政府做工是件苦差事，國家可以以各種理由剝奪你應有的權利，所以，灶戶的社會地位比較低，逃亡者在朱元璋時期就已經出現，一經發現杖打八十。假如灶戶出身的人真的當了官，為了免去賤民的尷尬，買地買田假冒「民籍」，被發現後，官也當不成了，發回原籍重新當灶戶。

明初，鹽的生產組織是以「戶」為單位的，隨著時間的發展，由於生育率、體格等原因，生產效率當然會有不同（一丁辦鹽三十引者，有七、八丁亦辦鹽三十引者），灶戶出現了較大的貧富分化，為了增加鹽稅收入並附帶解決貧富兩極分化問題，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兩淮鹽場開始按「丁」徵稅，隨後推廣到全國。朱元璋的舉措從根本上改變了歷史，並對日後的「一條鞭法」、「攤丁入畝」等都有借鑒意義。

3.朱元璋時代商人對鹽引並不積極，但卻影響了朱元璋死後的幾個世紀

軍糧儲運地點多在北部、西北、西南等邊關重鎮，而支取食鹽的地方卻在東部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為此，商人要想獲得利潤就需要付出極大的金錢成本、時間成本，以及冒其他不可預知的各類風險，如人身安全和損害健康等。

鹽商獲取利潤的關鍵，是每引可兌換的糧食和財政補貼。假如每引的鹽無論是淮鹽還是浙鹽都是200斤，根據距離的遠近兌換的糧食數量肯定會不同。例如淮鹽，如果運到臨濠府府倉則可以兌換5石米，運到通州是2石米。浙鹽運到大同、太原、通州可兌換的糧食就分別為0.8石、1石、4石、1.8石。理由很簡單，在距離上浙鹽產區相對北方更近一些。

鹽引運糧的出現主要是為了邊關糧食供給。它彌補了明初軍事墾田與墾田收入之間的時間差。但因明初朱元璋父子對於軍田的重視，以及軍田的大規模開發，「開中法」在軍糧上的比重不高，否則，朱元璋也不會說出不費民間一粒米的自誇之詞。

所以，在朱元璋時代鹽引發放並不多，有的年份一例都沒有，有的話最多也只是四例。

但其後隨著軍田荒廢並被文武官員、太監、皇室、官商家族等大規模兼并，軍田已經難以供給邊關。為此，鹽引的發放越來越多，鹽引運糧的重要性大大提高。

其後鹽商分化為邊商和內商。邊商（以陝商、老晉商為主）交錢得到鹽引，內商（以徽商、晉商為主）則負責看守鹽場和取鹽。因此，邊商和內商都開始在九邊、產鹽區（如揚州、杭州等）附近定居。

到了弘治五年（1492年）葉淇變革鹽法，實行了「折色開中」，商人可以不再運輸糧食，只需繳納銀兩就可以得到鹽引。其後一條鞭法實行，國家又開始實行了賦役代銀、邊餉銀制等制度，最終促使陝商、晉商和徽商等商幫的興起與沒落。

在國家層面，鹽更到了影響國家財政稅收的地步，這個問題解決不好，直接關係到政府對於各項事務的財政支出。萬曆年間的戶部尚書李汝華統計：國家稅收400萬兩，其中鹽稅佔一半，兩淮68萬兩，長蘆18萬兩，山東8萬兩，兩浙15萬兩，福建2萬兩，廣東2萬兩，雲南3.8萬兩。如果加上不進入專門儲存白銀的太倉庫的河南12萬兩，以及川陝等地的鹽稅的話，全國鹽稅達240多萬兩。

鹽的重要性還在於高額的利潤，其利潤率可以達到200％以上。正是這一原因，明中後期特別是萬曆時期，鹽商的主要代表王崇古家族、張四維家族已經開始在某種程度上掌握了朝政。甚至到了清代都在很大程度上沿襲了明朝對鹽的改革。面對鹽的巨額利潤無論明朝還是清朝在經濟、吏治格局上都有著類似的情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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