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我和村上春樹不存在競爭
作家訪談「小說的藝術」是知名文學雜誌《巴黎評論》最持久也最著名的欄目，自1953年創刊號中的E.M.福斯特訪談至今，《巴黎評論》一期不落地刊登當代重要作家長篇訪談，他們談論各自的寫作習慣、方法、困惑和生活等等。
本文為《巴黎評論·作家訪談2》中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訪談的部分內容。
《巴黎評論》：在你職業生涯早期，你採訪了許多人。你是一個很好的採訪者嗎？
大江：不，不，不。好的採訪是把以前從未談到過的某種主題揭示出來。我沒有能力成為好的採訪者，因為我根本不能提煉某種新的東西。
一九六〇年，我作為入選的五位日本作家代表團成員去採訪毛主席。我們是作為抗議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運動的成員去那兒的。我在五個人當中年紀最小。我們見到他時很晚——凌晨一點鐘了。他們把我們帶到外面一個漆黑的花園裡。黑得都看不見附近有茉莉花，可我們能聞得到它。我們開玩笑說，只要我們循著茉莉花的香味，就會走到毛那兒了。
他是個令人難忘的人物——個頭非常大，尤其是以亞洲的標準看。他不准我們提問，不直接跟我們談話，而是跟周恩來總理說。他從他的著作中引用他本人說過的話——逐字逐句——從頭到尾都是這樣。他有很大一罐香煙，煙抽得很兇。他們說話時，周不斷把罐子從毛主席那裡慢慢挪開去——開玩笑地——可毛不斷伸手把它慢慢挪回來。
次年我採訪了薩特。這是我第一次去巴黎。我在聖日耳曼酒店要了個小房間，而我最初聽到的聲音是那些遊行者在外面高喊「阿爾及利亞和平！」。薩特是我生活中的主要人物。像毛一樣，他基本上是在重複他已經發表過的那些話——《存在主義是人道主義》和《境況種種》當中的話——因此我就停下來不做筆記了。我只是把那些書的題目寫下來。
1960年毛澤東、周恩來等在上海接見日本文學家代表團。
《巴黎評論》：你在政治上的積極行動給你惹來過麻煩嗎？
大江：眼下我正為《沖繩札記》里的誹謗而遭到起訴呢。我對二戰最重要的記憶便是使用原子彈和一九四五年沖繩的大規模自殺。前者我寫了《廣島札記》，後者我寫了《沖繩札記》。沖繩戰役期間，日本軍方下令沖繩沿岸兩個小島上的人自殺。他們告訴當地居民說美國人是那樣的殘忍，他們會強姦婦女，把男人殺掉。他們說在美國人登陸之前自殺會更好。每戶人家發給兩枚手榴彈。在美國人登陸那一天，五百多人自殺身亡。祖父殺死兒孫，丈夫殺死妻子。
我的觀點是，駐紮在島上的防守部隊的領導要為這些死亡負責。《沖繩札記》差不多是四十年前出版的，但是大約十年前一場國家主義運動開始了，這場運動企圖修改歷史教科書，要將書中提到的二十世紀早期日本在亞洲犯下的任何暴行都抹去，諸如南京大屠殺和沖繩自殺這類事件。寫日本人沖繩罪行的書出版了不少，但我的那本是為數極少仍在印刷的書之一。
保守派想要一個靶子，而我就成了那個靶子。相比我的書出版的七十年代那個時候，目前的右翼對我的攻擊看來國家主義色彩是要濃得多了，具有復活的天皇崇拜的成分。他們宣稱說，島上那些人是死於一種效忠天皇的美麗純潔的愛國主義情感。
《巴黎評論》：你認為一九九四年拒絕文化勳章是對天皇崇拜的有效抗議嗎？
大江：就這一點來說它是有效的，讓我意識到我的敵人——就敵人這個詞基本的意義而言——是在何處，意識到他們在日本社會和文化當中是採取何種形式。不過，為將來其他受獎者拒絕領獎而開闢道路，據此而言它是無效的。
《巴黎評論》：你試圖在你的小說中傳達政治信念嗎？
大江：在我的小說中，我沒有想要訓誡或是說教。但在我那些關於民主的隨筆文章中，我確實想要教導。我寫作時的身份是有小寫字母「d」的民主主義者（democrat）。我在作品中一直想要理解過去：那場戰爭、民主。對我來說，核武器的問題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個基本問題。反核的行動主義，簡言之，是反對一切現存的核武器裝備。在這一點上，事情絲毫都沒有改變過——而我作為這場運動的參與者也絲毫沒有改變。換句話說，這是一場毫無希望的運動。
我的想法從六十年代以來確實沒有改變過。我父輩那一代把我描述為贊成民主政治的傻瓜，我的同時代人批評我消極無為——因為安然自得於民主政治。而今天的年輕一代其實並不了解民主政治或戰後民主時期——戰後的二十五年。他們必定贊同T.S.艾略特所寫的，「別讓我聽從老年人的智慧」。艾略特是個沉靜的人，但我不是——或者至少我不希望是。
《巴黎評論》：你覺得和村上春樹、吉本巴娜娜這些作家有競爭嗎？
大江：村上是用一種清澈、樸實的日本風格寫作的。他被譯成外語，受到廣泛閱讀，尤其是在美國、英國和中國。他是以三島由紀夫和我本人做不到的某種方式在國際文壇為他自己創造了一個位置。日本文學中這樣的情況確實是第一次發生。我的作品被人閱讀，但是回過頭去看，我是否獲得了穩固的讀者這我是沒有把握的，即便是在日本。這不是競爭，但是我想看到我更多的作品被翻譯成英語、法語和德語，在那些國家中獲得讀者。
我並沒有想要為大量讀者寫作，但是我想和人們接觸。我想告訴人們那種深深影響了我的文學和思想。作為畢生閱讀文學的那種人，我希望去傳播那些我認為是重要的作家。我的第一選擇會是愛德華·薩義德，尤其是他那些晚期著作。如果我看起來總像是沒有在傾聽，那我是在考慮薩義德。他那些思想一直是我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幫助我在日語中創造新的表達方式，在日本人中創造新的思想。我也喜歡他這個人。
《巴黎評論》：你和三島由紀夫的關係讓人發愁。
大江：他恨我。我的《十七歲》發表時，三島給我寫了封信說他非常喜歡它。因為這個故事想像一位右翼學生的生活，三島大概覺得我會被神道教、國家主義和天皇崇拜拉過去。我從未想要讚頌恐怖主義。我想要努力理解一個年輕人的行為，他逃離了家庭和社會，加入一個恐怖分子集團。這個問題我仍在考慮。
但在另一封信里三島寫道，我是那樣的醜陋真讓他吃驚，這封信發表在他的書信選中。人們通常是不會發表這樣一封侮辱人的信的。例如，在納博科夫的書信中，那些明顯侮辱人的信件並沒有發表出來，直到雙方都去世了為止。可三島是出版社的上帝，他無論想出版什麼都會得到允許。
《巴黎評論》：你曾在一次宴會上把三島的妻子叫做傻逼，這是真的嗎？
大江：那是編出來的。約翰·內森在《教會我們擺脫瘋狂》的導言中寫了這個。他想把我塑造成一個臭名昭著的青年作家形象。三島和我在出版宴會上見過兩次，但是有女招待伺候喝酒，一個作家是決不會把妻子帶到那種宴會上去的。那個時侯三島是頭牌作家。不會有這種事。按照約翰·內森的說法，那個字眼我是從諾曼·梅勒那裡學來的。
可我已經知道那個字眼了——我是在美國大兵周圍長大的，這是他們扔給日本女孩的一個詞。作為一個有自尊心的人，我是絕不會使用這樣一個字眼的。再說，如果我恨什麼人的話，那也絕不會去冒犯他的妻子。我會直接去冒犯那個人。為了這件事情，我沒有原諒過約翰·內森，雖說他對那本書的翻譯我是喜歡的。
大江健三郎的長子、日本作曲家大江光
《巴黎評論》：光出生時，你已經是著名的小說家了。你和你的妻子被看作是很風光的一對。你有沒有擔心過和光一起生活會剝奪你的職業生涯？
大江：那時我二十八歲。是我獲得頗有名望的芥川獎之後的五年。但是生下一個殘疾兒我並不覺得害怕，也不覺得丟臉。我的小說《個人的體驗》中的鳥這個人物覺得和殘疾兒生活在一起不舒服——對於故事情節來說這是必要的——但我從來沒有為此感到焦慮。我想要我的命運，就像哈克貝利·芬。
《巴黎評論》：在光剛剛出生之後，你對他會活下來是沒有把握的。
大江：醫生告訴我說，他存活的幾率是很小的。我覺得他會很快死掉。光出生幾周之後，我去廣島旅行。我看到很多原子彈倖存者把某個已經死去的人的名字寫在燈籠上，讓它在河裡漂流。他們注視著燈籠流向河對岸——死者的靈魂進入黑暗之中。我想要加入。我把光的名字寫在燈籠上，心想，因為他是一個很快就要死去的人了。那個時刻，我都不想活了。
稍後我把我做的事情告訴了一個朋友，一個新聞記者，他女兒是在廣島原子彈期間死去的。他說，你不該做那種多愁善感的事情。你得不停地工作。後來，我承認我做的事情是最為糟糕的那種多愁善感。從那以後我改變了態度。
大江光的音樂作品
《巴黎評論》：光經常作為人物出現在你的小說里。
大江：我和他生活了四十四年了，寫他已經成為我文學表達的支柱之一。我寫他是為了表明，殘疾人是如何意識到他自己的，那樣做是有多麼困難。在他很小的時候，他就開始通過音樂表達他自己——他的人性。通過音樂他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表達悲哀這樣的概念。他進入一個自我實現的過程。他在那條路上一直走了下來。
《巴黎評論》：你在小說中寫了那麼多有關光的事情，你其他孩子對此是怎麼想的呢？
大江：我也寫了我兒子小大和女兒菜采子的事情。只有菜采子才會讀我寫的光的故事。我得非常小心才行，否則她會跟我說，光並沒有說那種話哩。
大江健三郎關於大江光和家庭的作品
《巴黎評論》：你獲諾貝爾獎時，你家裡是怎麼反應的？
大江：我家裡對我的評價沒有變。我坐在這裡讀書。光在那兒聽音樂。我兒子，他是東京大學生物化學專業的學生，還有我女兒，她是索菲亞大學的學生，他們在飯廳里。他們並不希望我獲獎。晚上九點左右來了個電話。光接的電話——這是他的一個嗜好，接電話。他可以用法語、德語、俄語、漢語和韓語準確地說「喂，哪位？」於是他接了電話，然後用英語說，不，接著又說，不。然後光把話筒遞給我。是瑞典學院諾貝爾評委會的號碼。他問我說，您是健三郎嗎？我問他是不是光代表我拒絕諾貝爾獎了，然後我說，抱歉了——我接受。我把電話放下，回到這張椅子上，坐下來，對我家裡宣布說，我獲得了這個獎。我的妻子說，沒弄錯吧？
《巴黎評論》：她就說了這個？
大江：是的，而我的兩個孩子什麼都沒說。他們只是悄悄走到他們房間里去。光繼續聽音樂。我從來沒有對他說起過諾貝爾獎的事情。
《巴黎評論》：他們的反應讓你失望了吧？
大江：我走回去讀我的書，但我忍不住想要知道，是否絕大多數家庭都是這樣反應的。然後電話鈴開始響起來。五個小時里沒有停過。我認識的人。我不認識的人。我的兒女只是想讓那些記者回家去。我拉上窗帘，給我們一點隱私。
《巴黎評論》：獲這個獎有什麼不利方面嗎？
大江：獲這個獎沒什麼特別負面的東西——但是獲這個獎也沒什麼特別正面的東西。到我獲獎那個時候，記者在我家門外集合了三年了。日本媒體往往是過高估計諾貝爾獎候選人的價值。即便是那些並不欣賞我文學作品的人，或是反對我政治立場的人，聽說我有可能獲獎時，也都對我感興趣了。
諾貝爾獎對你的文學作品幾乎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它提高你的形象，你作為社會人物的地位。你獲得某種貨幣，可以在更加廣闊的領域裡使用。但是對作家而言，什麼都沒有變。我對我自己的看法沒有變。只有幾位作家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後繼續寫出好作品。托馬斯曼是一個。福克納也是。
大江健三郎與莫言
《巴黎評論》：你遵守哪一類寫作時間表？
大江：一旦我開始寫小說，我每天都寫，直到結束為止。通常我早晨七點醒來，工作到大約十一點鐘。我不吃早飯。我只喝一杯水。我覺得那樣對寫作是最好的。
《巴黎評論》：你認為寫作是艱苦的工作嗎？
大江：在法語中，工作這個詞是travail，這個詞的意思既包含以極大的努力和痛苦做出掙扎，也包含那種努力的結果。對普魯斯特來說，寫《追尋逝去的時光》的掙扎和那種努力的結果是一回事。我並不覺得寫作是一種掙扎。寫初稿是一個非常愉悅的過程，但我對初稿徹底加以修改。那樣做是艱苦的，但完成作品也是一種愉悅。
2006年，大江健三郎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巴黎評論》：你的睡眠不正常，這是真的嗎？
大江：我的睡眠一直有麻煩。因為這個緣故，我上大學的時候就開始寫小說了。我有兩年依賴安眠藥，但是每天晚上我服用夜酒，通過這個辦法讓自己恢復正常。我走進廚房，喝下大約四杯威士忌——有時候增加一倍——以及兩到四罐啤酒。我喝完威士忌，喝完啤酒，然後就非常容易地睡著了。問題在於我要完成的閱讀量大大增加了。
《巴黎評論》：回顧你的人生，你覺得你選擇的是一條正確的道路嗎？
大江：我在家裡度過我的生活，吃我妻子煮的食物，聽音樂，和光在一起。我覺得我是選擇了一個好職業——一個有趣的職業。每天早晨，我醒過來意識到，要讀的書我根本就讀不完。這是我的生活。
我想要在完成一部作品之後死去——這個時候我已經寫完了，剛好可以讀了。小說家夏目漱石的職業生涯非常短，是從1905年到1916年。有關他的著名故事是，就在他臨死之前他說，我這會兒死掉的話就成問題了。他根本就不打算死。在日本，如果作家死了，留下未完成的手稿，有人就會將它出版的。我想在臨死之前燒掉所有未完成的手稿和所有筆記本。我要把我想重印的書以及其他一切我不想重印的書都挑選出來。
2011年大江健三郎在東京參加「反核大集會」。
《巴黎評論》：絕大多數作家不都是這樣說說而已的嗎？
大江：對於真正偉大的作家而言，未完成的手稿中會有重大的發現。但是以我而論，即便是出版的作品也都是沒有完成的。我的寫作過程經過幾稿之後都沒有結束。它得要經歷一個漫長的修改過程。不經過修改，那些就不是我的作品。
《巴黎評論》：你覺得你最成功的作品是哪一部？
大江：《萬延元年的足球隊》。這是我青春時代的作品，缺陷是明顯的。但我覺得它是最成功的，連缺陷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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