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寧：保守的柏克、自由的柏克

柏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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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保守主義者都是自由市場經濟最虔誠的信奉者，因為市場經濟產生自由和繁榮。自由主義的根本使命是減少和約束國家對市場經濟和私人領域的介入，對國家與政府的權力加以必要的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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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柏克、自由的柏克

文：劉軍寧

柏克被公認為是保守主義的鼻祖，可他自己並不認這個賬。從「黨籍」上看，他是個輝格黨人，不是托利黨人。輝格黨在近代英國政治史中始終扮演著從托利黨爭取自由的角色。柏克雖死後以保守者「留名」，但生前卻以改革家「著稱」。他所在的輝格黨數十年間在國會一直是反對黨，在許多問題上都與當局和風尚對立。哈耶克認為，輝格黨是自由的黨(the party ofliberty)。《保守主義》的作者塞西爾指出：保守黨人希望提高國王的權力，輝格黨人反對提高國王的權力，並致力於保護臣民和議會的權力。另一位著名的輝格黨人阿克頓鮮明地代表了輝格黨傳統的自由主義傾向。可以說，輝格黨的傳統是自由主義傳統的同義詞。輝格黨的柏克也就是自由的柏克。

柏克的自由主義立場首先表現在他全力支持北美殖民地人民反對英王統治的鬥爭。柏克看到，美洲的自由問題與英國的自由問題密不可分。美洲殖民地人民對英國政府任意權力的抵制不過是英國人民抵制這種權力的另一個階段。柏克對美國革命的支持與柏克對稅收問題的看法有關。柏克把稅收與政制的關係看得很重。他在《法國革命反思錄》中有句名言：「國家的稅收就是國家。」因為稅收是一切公共權力的源泉，而稅收的源泉是財產。而保護財產及其權利是國家得以存在的根本目的之一。稅收對國家至為重要，但前提是「取之有道」，不受納稅人監督的徵稅是不義之舉。按英國本土的政治傳統，自《大憲章》以來，一直是「沒有代表不納稅」。徵稅而不經同意、不受監督，則無異於暴政。若這一傳統不能適用於北美殖民地，不就等於推翻英國政府自身的合法性了嗎？從英國和美國的經驗來看，對創發市場經濟和代議政治來說，抵制「取之無道」的稅收比無條件地履行納稅義務似乎更重要。沒有正當的稅收當然也就沒有合法的國家。柏克之所以站在北美人民一邊，是因為他反對英王所擁有的「專橫的權力」(arbitrary power)。他反對法國雅各賓派及其領導的大革命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他發現，雅各賓派在對其同胞及法蘭西傳統中行使「專橫的權力」。他指責法國的革命家們摧毀被其視為惡之來源的家庭教區、地方社區、行會、社會等級、教會等這樣的中介結構，因為高度集權的政府毀掉了國家與個人之間的上述「緩衝區」。在柏克看來，傳統對於社會秩序與自由是至關重要的，而摧毀上述舊制度並不能真的除掉惡的源泉，卻給人們帶來白色恐怖。他也沒有認為傳統是盡善盡美的，只是認為全盤取代傳統的「新生事物」可能危害更大。他敏銳地洞察到，既然大革命消滅了舊制度，本由舊制度所承擔的社會凝聚職能只好由軍隊和暴力來執行。用暴力來製造凝聚力，必然要造成暴力的濫用，侵犯人的自由。一七九年以後在法國和其他國家所發生的事件，一再證明了柏克在一七九年作出的預測。

雅各賓派時期的斷頭台

英美革命與法國革命有許多相似之處，它們都是民主革命、都聲稱追求「自由」。這兩類革命之間的差別也同樣深刻。這種差別決定了柏克對不同革命的不同態度。可以這樣說，前者是現實主義革命，後者是烏托邦革命。美國革命的領袖們認為，公民的自由比民主和平等更重要，自由對政府來說也是更容易實現的目標，不像後者那樣，只有通過對社會加以全面徹底的改造才能實現。此外，即使對平等的強調也只是機會的平等，而不是結果的平等(平均)。在法國革命中，對平等、自由和正義的追求則是靠斷頭台來實現的。

在美國的革命家們眼中，政治追求與價值的實現需要靠制度而非多數人的「公意」，所以，他們把民選政府置於共和的、憲政的、自由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而非靠單純的「多數決定」來治國。勝任的政府需要如下的品德，如穩定、遠見，審慎、公平。所以，這種政府既紮根在民意之中，又與表面上的民意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在法國雅各賓派這些烏托邦革命家的想像中，惡的根源在社會結構之中，只要消滅了這些制度結構及其階級化身，罪惡就會消失，美德就會盛行。現實主義革命家認為，人類的惡的根源在於自我，推翻惡的制度並不能保證有一個更好的制度取而代之。

柏克作為英國議會的一員，按「階級分析」的方法，也屬統治階級中的一分子。他似乎更有理由反對美國革命，同情法國革命，因為美國革命的矛頭是針對英國的，而法國革命與英國毫不相干，是法國人反對法國人的革命，更何況這場革命還打著「自由、平等、博愛」的招牌。由此可見，柏克對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不同態度是出於對人類命運的關懷，而沒有狹隘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的「小家子氣」。

法國革命是人類政治史上空前而有後的事情，是近現代烏托邦革命和塔爾蒙(Talmon)所謂的「極權民主」的濫觴。這場革命企圖按照理性主義的原理對社會進行全盤徹底的改造。在法國，雅各賓派的革命者以平均代替平等，以專橫代替自由；美國革命則為當地民眾爭取實實在在的自由。法國的革命並不致力於改進農民、教士、商人、貴族等的生活，而是用教育、說服乃至用強力和恐怖去改造人性。雅各賓主義的目標是在以「公意」象徵的、全新的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建立集中的不受約束的權力。

法國的革命導師們相信盧梭的「枷鎖論」(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並以「天賦人權」的名義試圖打碎「枷鎖」，以重新獲得「自由」。這種枷鎖作為社會對人的約束，或許需要加以改進，卻不能徹底取消。為了打碎枷鎖，法國革命家試圖剷除舊制度的社會結構。而為了達到這一不可達到的目的，且沒有必要達到的目的，只得大量增加在法國社會中使用武力。他注意到，對傳統和舊的社會結構的毀滅，不可避免地導致人們去服從一個全權的領袖而別無選擇。而且柏克深深懂得這些社會結構，如階級、階層、群體、教會及傳統勢力對中央權力構成了有效的制約，並「構成了抵制過度專制的障礙。」因此，這些社會結構及其權威的消亡必然導致把權力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

美國革命則既是一場自由的革命，也是一場保守的革命，其精神與光榮革命是一致的，與法國革命是相左的。所以，柏克支持美國殖民地人民的要求，卻譴責法國國民議會的專橫。從英法革命的經驗及教訓看，封建的等級制度是通向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階梯。若打碎這一階梯，取締托克維爾所說的那種「封建的自由」(feudalliberty)，通向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道路會更加漫長。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消滅真正的「封建自由」，也就刨掉了培育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土壤。在柏克眼中，頭等重要的是自由和秩序，而不是大英帝國的國際霸權。塞西爾認為，他是美國的朋友，因為他相信美國(革命)的事業就是自由的事業，他是法國(革命)的敵人，因為他相信法國(革命)的事業是摧毀秩序和敵視宗教的事業，也是(以「自由」的名義)毀滅自由的革命。

在國家問題上，柏克同樣持的是自由主義的觀點，因為他既反對絕對的皇權，又反對極端的民主，而持一條中間路線。其次，他意識到，人類在本性上有根本的缺陷，容易濫用權力，因此，過分強大的國家是很危險的。他反對法國革命，是因為這場革命造就了一個極權的專制國家。他還反對國家對商業和經濟的干涉，在經濟事務上持自由主義的立場。他力主用代表制度來約束政府的權力，主張國家的權力和能力應受到限制，尤其受到市民社會中各種自願結社的約束。他有保留地主張言論與新聞自由，幾乎無保留地擁護法治與財產權。他極力主張宗教寬容，除非這種宗教顯示出強烈的政治激進主義傾向。宗教與財產是社會的雙重基礎，如果社會要維護，兩者必須先得到維護。攻擊這兩者的人自然也就是社會的敵人，攻擊這兩者的革命也必然是罪惡的革命，因為它在摧毀人類文明的兩根支柱。財產是天然的，自由經濟也是天然的，富人少，窮人多，若強制再分配，對富人有害，而對窮人無益。柏克指出：「除了暴君之外，誰會想到竟不經起訴，不容申辯，就剝奪成千上萬各色人等的財產呢？」財產帶來權利，財產是法律、政治、道德與藝術的基礎，也是社會的基石。財產與財產權是文明社會的標誌，衡量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是看其財產權得到保護的程度。處在野蠻狀態下的人類，根本沒有財產權的概念。財產權本身可以說是文明人的特有權利，是生命(存)權和幸福的關鍵。很難想像，一個連財產都得不到保障的人，其幸福(權)和生命(權)能平安無事。財產權是人性的條件，也是人類超越自然的條件。西諺「籬笆好，鄰居好」指的就是人們可以利用他們自己的知識來追求他們自由的目標，而不必同他人發生衝突，條件是在各自的財產之間用結實的籬笆標出一道明確的界限。這是所有人類的文明得以成長的基石。財產權制度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解決、協調人與人之間的衝突而不致造成衝突的最有效的辦法。籬笆不好，鄰居會加倍覬覦他人的財產，就像制度不好會誘使政治家們加倍僭取權力一樣。對自由的態度是衡量自由主義的圭臬。柏克他極其宏揚個人的自由，認為自由應得到維持，自利也應予以理解和鼓勵，而不應該阻礙；他所理解的自由是個人潛能得到充分發展的機會，而且對自由的尋求絕對不能以犧牲秩序為代價。自由作為人的權利不是人後天爭來的，因為自由是人的先天本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自由的權利若要轉化成自由的果實卻絕對離不開後天的努力。柏克的自由思想也顯露出強烈的保守色彩：秩序與權威應優先於自由。人要享有自由，必須先使自由受到限制。自由不僅受到政治秩序的限制，而且要受到政治秩序的保護。在《反思錄》中，他強調，「我所指的自由是與秩序聯繫起來的自由，自由不僅與秩序和美德並存，而且沒有後兩者就沒有自由。」若社會中沒有作為個人與國家之間的中間結構，個人的自由是沒有保障的。另一方面，人的知識和智慧是有限的，故必定會對人享有的自由度產生限制。因此，柏克的自由概念是有限的自由，沒有限制的自由必然要導致無秩序和放縱。因此，如果秩序是合法、正當的，自由必須服從於秩序，秩序必須最大限度地保障自由。

作為輝格黨人的柏克的經濟思想與經濟自由主義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極其相似。與柏克討論政治經濟學的有關話題時，斯密發現，在未經事先勾通的情況下，柏克就與斯密的經濟主張完全吻合。這件事一直被後人傳為佳話。比如說，柏克和斯密都反對通過立法來限制穀物貿易，認為任何「統購統銷」的作用只會加劇穀物的短缺和窮人的貧困。現在常有人用柏克的思想來為國家干預經濟和加強中央集權乃至實行權威主義辯護，把主張經濟自由主義的柏克誤讀成重商主義的柏克。真正的保守主義者都是自由市場經濟最虔誠的信奉者，因為市場經濟產生自由和繁榮。自由主義的根本使命是減少和約束國家對市場經濟和私人領域的介入，對國家與政府的權力加以必要的約束。保守主義的矛頭是針對激進主義的，並不是針對自由主義的，除非這自由主義在哲學上信奉理性主義，在政治行動上追隨激進主義。保守主義的關鍵不在保守與否，而在保守什麼。若撇開了保守的具體對象，保守主義便空洞無物。「保守」是任何人都可能具有的一種天然傾向，並不自動構成「主義」。對於「保守」自身的多變性和不確定性，美國散文家愛默生曾有過生動的描述：「我們在春天和夏天裡是改革者，在秋天和冬天卻成了守舊派。我們在早晨是改革者，在夜晚是保守者」。柏克創立的保守主義保守英國的憲法，保守親和自由的制度，保守對自由友善的傳統。所以，保守的柏克只為特定的傳統辯解。柏克的保守主義並不為任何傳統(尤其是敵視自由的傳統)進行辯護或是提供理論支持。所以，援引柏克為一切傳統辯護當屬無稽之談。

亞當·斯密

柏克關心傳統，卻落實在自由上。柏克畢生所關心的是自由與正義：即法律之下的自由。他認為，英國政制的傳統即是自由的傳統，英國「政制的一貫政策是提倡和維護我們的自由權，把它們看作我們祖先給我們傳下來的，並將由我們傳給後代的遺產。」可見，保守的柏克與自由的柏克之間珠聯璧合。人類要保守「自由」作為人這個物種中最美好的東西，就要珍視作為過去的智慧之凝聚的傳統。保守主義保守有價值的傳統，保守自由的傳統，非為傳統而守傳統；保守主義未必是執政者，甚至不是既得利益者。相比之下，政治上的守舊派則保守被證明為不合時宜的傳統，往往反對增進自由的改革；而且往往是既得利益者，甚至有可能曾是極端的激進派。

「保守」作為一種主義與通常意義上的「守舊」有著根本的區別。柏克不是「九斤老太」，不以為過去有一個「黃金時代」，也從未指望把英國拉回到歷史上的某個「黃金時代」。守舊派認為，黃金時代在過去；激進派認為，黃金時代在未來；保守主義者則認為，人類從來沒有黃金時代。守舊派在文化和政治傳統上是一種「凡是派」：凡是傳統的、舊的都是合理的、可取的。激進派則常常忽視了社會政治傳統對社會的深刻影響，以及這種傳統中所積累的人類智慧，而只是一味地向未來去追求理想的秩序。

保守主義常常被理解為贊同維持現狀的傾向。其實一切政治行動都想保守一定的東西。保守所有的傳統和維護所有的傳統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柏克並不認為傳統是政治行動的唯一依歸。並非任何建立在傳統之上的東西都是正當的，而且傳統本身也是道德判斷的對象。他並沒有因為反對法國大革命，就放棄了對舊制度的批判。他指出，「法國君主制度的首要惡習是想要統治一切的無休止的願望。權威之手時時可見，處處可見。因此，對所有的國內事務，政府無不插手；隨著這種官方干預越來越普遍，我可以說，凡是始於不當的權力的事情，概莫能外地以不屑一顧的蠢行告終。」

與著名的自由主義者阿克頓爵士一樣，柏克對人性的看法一向不樂觀，懷有張灝先生說的那種「幽暗意識」。因此，要由政府來維持秩序約束個人，另一方面，既然政府也是由凡人組成的，其權力當然要受到約束。同時，既然人是有局限的，人類的進步就不可能是無限的。對於政治，他也是從消極的角度來看待的。即政府的目的在於保護公民的自由，而不在於培養公民的美德，更不在於領導全社會去追求一個官方的理想。政府的權力只能用來「止大惡，作小善」。在對待民主的態度上，柏克顯然不是一位無條件的民主派。不過，當時所理解的民主與現代的自由民主間有一些重大差異。當時理解的民主僅僅指的是「多數人的統治」。這一民主不僅與自由對立，而且會危及秩序。如果以投票的形式來決定諸如經濟、社會、道德事務中「不可投票」的事情，豈不天下大亂？所以，柏克斷言：「完善的民主無恥之尤，無畏之尤。」正是考慮到純粹的多數決定所具有的這一巨大的潛在危害，現代民主要接受種種限制。首先，民主只能局限於國家政權的組織中，不能擴大到其它領域；其次，民主首先以保障自由為前提；最後，民主只能用作建立和維護秩序的手段，即民主必須輔之以憲政、共和(以共和的手段共同管理公共事務)和法治。如此看來，柏克對民主的疑懼在今天仍然值得我們深思。為追求「完善的民主」，把民主擴大到一切領域的嘗試不過是在為專制鋪路，把社會徹底民主化的企圖只能造成政治民主的徹底失落。

二十世紀的自由主義所表現出來的集體主義和理性主義性格迫使老派自由主義者進一步加入保守主義行列來一同捍衛古典自由主義的原則。哈耶克在《為什麼我不是保守主義者？》一文中把孟德斯鳩、亞當?斯密、大衛?休謨、柏克、托克維爾所代表的傳統首先看作是輝格黨人的傳統，即自由主義傳統，其次才看作是保守主義的傳統。所以，哈耶克儘管被奉為新保守主義的代言人，卻自認為是一位(古典的)自由主義者，一位老派的輝格黨人。保守與自由之間有著內在的邏輯聯繫，正如雷蒙?阿隆在《回憶錄》中寫到，在英法這類自由民主國家中，只有自由派才是真正的保守派。他們只想著保守自由的狀態，保守代議制度，保守傳統的價值準則，保守歐洲文明的原則。真正的自由派不僅要保衛政治的自由，而且要保守經濟的自由。可見，保守與自由是柏克以來的保守主義的一體兩面。

保守的柏克與自由主義的「瓜葛」還從以下的事實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證：柏克對在他之前的自由主義先驅，如英國的斯密、休謨，法國的孟德斯鳩等人讚賞不已。柏克最欣賞的思想家是孟德斯鳩，認為孟氏「是啟蒙了這一時代的最偉大的天才。」而他之後的歐美自由主義者，如《古代法》的作者梅因、《自由史》的作者阿克頓，美國的聯邦黨人、十九世紀法國的自由主義者如托克維爾、貢斯當、當代許多西方古典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和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都對他推崇備至。

柏克的睿智在於他在法國大革命一開始就預見到了其慘烈的後果。但是，作為一位賢德之士，對政治災難的先見之明卻使他因為自己的卓見而更加感到痛楚和悲哀。當代美國保守主義思想家柯克(Russel Kirk)指出，偉大的自由主義者都受到過柏克精神的浸染。他們都目睹激進主義政治運動對全能政府的追求，對個人自由的踐踏，對傳統與秩序的破壞，甚至對人性的威脅。柏克是自由主義者，因為他是保守主義者；柏克是保守主義者，因為他是自由主義者。這並不是語言遊戲，而是說明在由柏克奠定的保守主義中保守與自由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沒有自由的保守必然要淪為守舊與頑固，這樣的保守主義必然在政治上淪為威權主義；沒有保守的自由必然淪為激進、放縱乃至暴力的泛濫，這樣的自由主義必然要走向理性主義和激進主義。

由是觀之，柏克在政治上珍視自由，維護憲政，反對國家的專橫權力，反對中央集權；在經濟上維護財產權；在道德文化上堅持信仰自由，鼓吹宗教寬容。柏克保守主義思想的自由主義傾向不僅表現在政治領域，而且表現在經濟領域和道德-文化領域。保守的柏克比自由的柏克顯眼，但自由的柏克比保守的柏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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