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超越體驗是教出來的嗎？

文史 11-09

人生的超越體驗是教出來的嗎？

超越體驗是教出來的嗎？

約翰·卡格克蘭西·馬丁著

吳萬偉譯

作者簡介：約翰·卡格（John Kaag），馬薩諸塞大學洛威爾分校哲學教授，著有《美國哲學：愛情故事》（本月即將由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克蘭西·馬丁（Clancy Martin），位於堪薩斯城的密蘇里大學哲學教授。著有《愛情與謊言：論真實與欺騙》和《成長與關心愛欲》（(FSG, 2015）。

啊，我到今已把哲學、醫學、法律，可惜還有神學，

都徹底地發奮攻讀

到頭來還是個可憐的愚人！

不見得比從前聰明進步。

對兩位教授來說，歌德的《浮士德博士》的開頭話語總是有些令人擔憂，只是到了最近，隨著年齡的增長，開始不斷出現在我們的腦海里。

坐在周圍是墳墓，落滿灰塵的圖書室內，浮士德在哀嘆人類知識的嚴重不足。他可不是一般的學者而是真正的博學者---是精通哲學、神學等人文學科的大師，也是精通法學、醫學等實用學科的大師。在中世紀的大學，這些學科是體現一生學習修辭、邏輯、語法、算術、幾何、音樂和天文學的成果的巔峰。

換句話說，所有值得知道的東西浮士德知道。雖然如此，在仔細回顧了讀書生涯之後，他令人擔憂地意識到自己所學的所有知識真的並不重要。令人遺憾的是，他的學術研究對揭開人生之迷沒有帶來任何幫助。

我們和學生也處於同樣的處境嗎？我們是否教給學生了一切，卻沒有教給他們如何思考最重要的人生大問題？有沒有課程闡述我們為什麼來到世界上？我們為什麼到世上受苦並最終死掉？

這些問題是每個偉大神話和智慧傳統的根源：其中就有印度古代經典《羯陀奧義書》（the Katha Upanishad）、《博伽梵歌》（Bhagavad Gita）的開頭詩行、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5～406?古希臘三大悲劇詩人之一（Sophocles）的《埃阿斯》（Ajax）和聖經《約伯記》。雅各對著蒼天呼喊，乞求上帝解釋作為人的困惑。但上帝沒有回答，就象歌德對古代聖經故事進行現代改造中的浮士德的開頭那樣，雅各置身於黑暗中，在旋風中掙扎。

約翰的祖父保羅今年春天去世，終年99歲。他是個藥劑師，當時藥劑師就象醫生一樣受人尊重。在20世紀初期作為藥劑師意味著你可以製藥，保羅就是這樣，而且是專家。他們在賓西法尼亞中部的家中有製藥作坊，裡面堆滿了當今很難搞到的東西如顛茄製劑、嗎啡、苯丁胺。他教導家人相信現代科學的威力，相信化學和生物學能夠解決奧秘，至少能夠解決人類生死問題的奧秘。他幾乎到人生盡頭都一直相信這一點。

保羅本來不可能直接告訴我們他對哲學的看法或對我們選修哲學並講授哲學的看法。但是，在他的晚年，令孫子感到吃驚的是，他認為學習哲學也許不是浪費時間。他有很多問題：為什麼有罪惡？有上帝嗎？有來世嗎？人生的意義是什麼？蘇格拉底說未經審視的人生不值得過到底是什麼意思？在疾病纏身、行將就木的晚年，這位老人有太多嚴肅的問題需要解答。

「我們是否教給學生了一切，卻沒有教他們如何思考最重要的人生大問題呢？」

克蘭西的媽媽還活著，70多歲了仍然充滿活力。但是，她最近寫信給兒子求助，就好像他可能真的知道問題的答案一樣，「我需要做些什麼以便迎接死亡的到來？」她不是在談論不動產的管理或臨終關懷等實際問題，也不是在談論父母上了年紀後我們必須幫助他們處理的所有其他令人害怕但非常有道理的決策。她不是在討論人們如何應對死亡本身的心理學議題如思想培訓或恐懼管理等技巧。她在談論的是最重要的問題，那個讓古希臘人焦慮不安的問題，即人生終結的不可避免性：接下來是什麼，我如何做好準備？

人必然死亡的內蘊性---我們馬上而非在遙遠的未來死掉的事實---應該創造出哲學反思的強大動力。在某種抽象的意義上，大部分哲學家明白這一點。柏拉圖對話就是建立在審判以及蘇格拉底為某個理由死亡的背景下：面對死亡的困難是遭遇突然的挑戰，你需要詳細描述你的人生即柏拉圖所說的辯護書。

當瀕臨死亡最終帶領我們來到必然結局之時，我們可能會思考忍受這個艱苦審判的理由到底是什麼。不幸的是，這個理由無法依靠現代大學裡崛起的很多學科表達出來。為什麼不能？本科生教育為什麼不能讓學生為豐富的人生和有意義的死亡做好準備呢？

生物學提供了有關生死的某些答案。它能描述細胞凋亡、細胞自我吞噬、細胞壞死、普遍的衰老、程序化細胞死亡和細胞解體、受傷和惡化等。但是，所有這些描述似乎都很抽象、怪異、與生死體驗有些差距，就像使用的術語那樣。當一個98歲的老者問「我為什麼如此痛苦？」生物學家的答案是：血管收縮、脫水、和毒性。進化論生物學家或許說，疼痛是人對世界上的危險做出的調整性反應。但那些都不是能夠讓快死的人感到滿意的回答，同樣也不能令浮士德滿意。浮士德的「為什麼？」表現在不同的語域，他是在渴望宇宙的或存在的答案。

但是，宇宙答案能夠在天堂找到嗎？能夠在對天堂的研究中找到嗎？浮士德逃出圖書室，來到黑夜的天空下對著星星呼喊自己的疑問。在當今時代，我們做同樣的事。我們請宇航員和宇宙物理學家解釋宇宙的演化，解釋事物的起源和熄滅。但是，在說到宇宙舞蹈的意義時，物理本身保持沉默或至少是難以解釋的。當地球精靈用令人恐懼的模糊方式回答了之後，浮士德前往黑暗夜空的冒險就突然終止了。在它面前，這個小個子只會畏縮顫抖。當今雖然有明星指導下的科學，但與過去並沒有不同。

身體科學或者浮士德所說的「醫學」的問題是，在談及死亡的困難時，科學家承諾於特定的方法，必然迴避令人滿意的存在問題答案。生命終結的議題只能依靠主觀來感受；對每個匆匆而逝的生命只有單一的體驗質量。這就是海德格爾宣稱死亡是一個人「自己的最主要可能性」所表達的意思。當老人問「生活的意義是什麼？」時，他同時在詢問的是無限多的具體問題，「我的人生意義是什麼？」還有下面這個問題「我的死亡意義是什麼？」

任何滿意的答案都必須解決這個源自內心和主觀感受到的意義到底是什麼。總體上看，身體科學嵌入實證性的、客觀性的調查，是從外部考察事物。它們對於人們的感受---沮喪、後悔、恐懼、內疚、忐忑、欣慰、喜悅、安詳等來說麻木不仁，而那些正是直到進入墳墓為止都會令人感到痛苦的東西。

這並不是說西方哲學和神學做的工作就好得多。在浮士德看來，他們做得不好。神學是研究宗教的但不是宗教本身。神學，真正的神學應該有令人討厭的後果，它顛覆信仰而不是鞏固信仰。如果你尋找人生意義的答案，那種讓你能夠在晚上睡得香的答案，你不應該求助於神學家。甚至對於虔誠的教徒來說，閱讀阿奎那的《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並不是動人的或令人安慰的體驗。那是對已經擁有的信仰的邏輯論證，瀕臨死亡的無神論者閱讀了他會變成信徒嗎？宗教哲學的很多老師刻意迴避上帝存在的證據是有原因的：它們無聊得要死，那種無聊乏味事實上能夠說服人們相信人生根本就沒有任何偉大的目的。請吧，去閱讀《神學大全》。來說服我們它很有趣甚至很有說服力。

而且，正如克爾凱郭爾所說，理性上知道上帝之所以存在是由於某種證據，這與相信上帝以某種相關方式存在並不相同。就像神諭（the Oracle）在《黑客帝國》中告訴尼奧（Neo）的話：「開始成為救世主就像開始墜入愛河，沒有人能告訴你你戀愛了，你只是慢慢感覺到而已，只有你自己知道，徹徹底底，毫無疑問。」如果信仰有什麼安慰的話，它絕不會是從別人的嘴裡告訴你的。

傳統的西方神學缺乏浮士德最終渴望的東西：感受人類體驗的把手。神學作為一門學科並沒有花費很多時間探索人類的內心或感受到的超越性體驗，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稱之為「眾多宗教體驗」。神學家常常迴避可感受到的對超越體驗的需要和渴望。

誰需要超越體驗？我們覺得，人人都需要。當然，的確很難說清楚到底什麼是超越體驗。但是，我們會嚴肅看待喬西亞·羅伊斯（Josiah Royce）的話，他說超越體驗的需要是真實的，大部分人在某個時刻會真切地感受到。在羅伊斯看來，它是感受到的東西，是徹底、完全、絕對迷茫的對立面。失去生命或靈魂的前景讓這種超越體驗的需要成為關注焦點。否則，如何看透腳趾甲生長、死亡、脫落的含義，如何克服對這些的恐怖？如何理解喪失靈魂的體驗，抓撓胳膊一直到流血的體驗，辨認不出親人的體驗，肌肉慢慢脫落直到什麼也不剩下的體驗？神學並不觸及這個地方。但是，我們要朝著這個地方去，而且誰也阻擋不了。我們想知道死亡不是消失得無影無蹤。

奧利維亞·畢（Olivia Bee）說，西方哲學常常遵循神學的腳步，犯下類似的錯誤。在大部分歷史時期，哲學渴望獲得科學的觀察力。因為現代科學席捲歐洲，它對愛智慧施加了嚴肅的限制。培根、笛卡爾、霍布斯、休謨、康德等這些現代哲學的大師就像實驗室科學家一樣旨在描述存在而不是探索存在最深處的意義。

從最好處說，其理性體系掩蓋了浮士德感受到的焦慮，這種焦慮來自一種意識，即人類生活雖然有理性和邏輯的偽裝，在本質上具有非邏輯性。我們活著只是要受苦嗎？那絕對是說不通的。按照蘇格拉底的說法，哲學在某種程度上是為死亡做準備的，是獲得存在之家以免被吹跑的方式。或者因為需要有秩序，哲學為接下來發生的事做準備。但是，這個最初的意圖消失在哲學越來越渴望成為數學或者科學的分支的慾望之中。

在1806年完成了《浮士德博士》的第一部分之後，歌德曾經寫到，笛卡爾的理性主義在17世紀中期繁榮發展之後可能會遭受攻擊。理性主義者可能確認有關數學和邏輯的真理，如X=X，對於自然界，它卻非常遺憾地說不出什麼東西來。在確定性上，理性主義者有了收穫，但其描述威力卻喪失殆盡。經驗主義---培根、休謨等人的著作---也有繁榮之時，但其自然世界模式主要是為了解決實際生活關注的問題。雖然科學在更小的、可證實的問題上提供確定性，但在更大、更重要的問題上，它不僅喪失了確定性甚至還喪失了想像力。

歌德寫到，科學在哲學理論上的失敗之後步了另外一個德國人康德的後塵。康德試圖將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融合起來，因而保留了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精華。當然，在歌德看來，康德也有缺陷：在試圖統一現代思想的兩大理論時，他創造了另外一個抽象體系，該體系與普通男女的現實生活沒有多大關係。

在19世紀初期，歌德幫助創立的後康德哲學是通過對康德的批判工程的概念移動的不滿而定義的，他們意識到這種哲學已經脫離了生命和行動的生活體驗。康德的哲學應該是關於自由和人類自主性的，但他的書甚至在當時都被認為枯燥乏味，死氣沉沉。就其論述來說，或許「正確」，但受其影響的思想家並沒有足夠深入地探討。康德錯過了對人生意義的感受的討論。

到了晚上，約翰的祖父保羅讓孫子聽他談論愛情，看到他哭泣，還讓他分享家族史上傳下來的故事。他在賓夕法尼亞州阿爾圖納（Altoona, Pa.）長大，那是煤炭開採之城，甚至在1920年代就開始衰落了。他愛上了一個名叫希望的姑娘，那是約翰的祖母，來自雷尼（the Rainey）煤炭公司的「補丁鎮」尤寧敦（Uniontown）的更慘淡的街區艾莉森（Alison）。希望和保羅有親屬關係，但兩家對孩子們結婚的前景都不很高興。所以在夜幕的掩護下，兩人私奔到馬里蘭州，此後前往紐約市。在遙遠的過去的某個時間，保羅已經親身體驗過充滿刺激的生活，愛情和自由的意識讓生活變得有意義，但到了中年之後，生活的現實性將其稜角打磨得幾乎沒有了。只是到了臨終之時，保羅才願意和能夠回歸到被壓抑的情感中去。

歌德和他的同代人如席勒認為這是悲劇卻具有教育意義。他們呼籲讀者接受「情感教育」。這後來成為19世紀教育者的基石。很可能來自亞當·斯密及其《道德情操論》，而且受到浪漫主義詩人的影響，他們認為對體驗、情感和自然的特定立場是成為全面發展的人的關鍵。

對於受過教育的人來說，情感或者主觀感情在激發和維持道德關係並充分挖掘個人潛力方面是必不可少的。人們能夠閱讀、寫作、和談論自由，但要真正成為自由人，就必須感受到單純的可能性的狂喜，並允許這種意識來決定其行動。情感教育與讀書學習沒有多大關係，卻與人類生活體驗中的教訓密切相關。這種體驗的滿足感是經久不衰的。

這是浮士德最渴望的東西：體驗一切。或更確切地說，學習人類體驗無論多麼短暫或者脆弱逐漸意味著即便不是一切至少不是無關緊要的。人們很容易認為浮士德渴望的是體驗範圍無限---橫貫整個地平線---但我們猜測他渴望的是深度和高度，是一種奇怪的體驗質量，這種體驗偶爾能夠瀰漫整個人生。

如果17世紀的哲學可以被定義為「認識論轉向」---確定客觀真理本質的接近於痴迷的慾望，那麼19世紀的哲學家見證了「實驗轉向」，即持續不斷地嘗試探索思想生活內部的主觀因素。當然，該運動的高潮就是我們所說的存在主義。

歌德聚集體驗和豐富體驗的要求得到1830年代美國超驗主義者的呼應，這種要求非常吻合缺乏悠久傳統卻痴迷於機會和可能性的國度。在愛默生看來，歌德是這樣一個「作家」，他「來到過於文明的時間和國家，天生的才華受到過多書籍和機械輔助設備的壓抑，受到太多主張的干擾，他教導人們如何擺脫這種大山一樣的大雜燴，使人恭敬順從。」但是，恭敬順從什麼？在歌德看來，答案非常複雜。

他將體驗置於傳統的思想生活之上的前提是對塑造文化（Bildung教育）的更深刻承諾，他相信觀點本身如果沒有相應的情感伴隨就沒有改造社會的潛力。歌德或許幫助啟動了實驗轉向，但在一定程度上，情感教育仍然具有工具性，緊緊地與社會改造聯繫起來。愛默生認為，那是有待於實現的一種革命。這位美國人寫到，歌德的觀點「甚至不是投身於純粹的真理，而是為了文化的緣故投身於真理。」用愛默生的話說，這個將籠統的文化提升到培養個體之上的立場讓歌德「不再推崇最高級的統一性；他不能夠成為屈服於道德情操的自動的繳械投降者。」

「擁有真實生活而且知道面對死亡該怎麼辦的需要被糅合在一起，那是我們通常的思想途徑無法充分處理的問題。」愛默生不願意犯下類似錯誤。他1844年出版了隨筆「體驗」。開頭就重新回顧了浮士德在40年前表達的絕望、沮喪和困惑。但是，與浮士德不同，這個存在危機不是虛擬的東西，不是表達出來僅僅要在教育運動中等待克服的東西。愛默生的兒子瓦爾多在此之前2年已經去世。孩子在5歲時患上了猩紅熱，幾天後就不幸夭折。愛默生寫到「我接受了這個幻滅和所有客體的狡猾性。當我們緊緊抓住它們的時候，它們卻從我們的指縫中溜走。消失的速度之快讓我們根本來不及反應。這或許是最難的，也是體驗最深刻的教訓，這是許多人到了人生的黃昏之時才了解到的東西。如果明白了這一點，人生秘訣就是儘早地學習這些，否則就來不及了。」

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隨筆「體驗」後來成為美國哲學經典，它表達出來不是為了被宏大的文化運動所使用，而是重新聚焦主觀對最緊迫人類問題的意識。愛默生寫到：

我們的誕生降臨在自然的某種貧乏和節儉中嗎？她對火非常吝嗇，對地球非常自由，以至於在我們看來，我們缺乏確定性原則，雖然我們擁有健康和理性，但我們沒有新創造所需要的豐富精神。

從歷史上看，學者如果不是公然逃逸，至少是迴避了那個問題。他們退縮到似乎為本來動蕩不定的體驗賦予某種壓艙物的傳統、機構、體系、規範等中。但是，逃離體驗等於是逃避主義不朽功績的超驗性。但是，在瓦爾多死後，這種逃逸不再是愛默生的選擇。體驗：那是名字，是動詞，終極而言，對19世紀的很多學者來說，它是一種難以逃脫的命令。體驗--去體驗一切。愛默生教導說，「人生不在於長度，而在於深度。」

愛默生說，當人們試圖聽起來有深度時，有可能去聆聽內心靜悄悄的聲音。甚至我們最深處的、最狂喜的時刻都無法挽救我們，這個聲音說「再次起來，老傢伙。」體驗中的這種堅韌不拔而非文化復興的任何超驗性夢想才是經典美國哲學的情感教育的核心。在所有方面，它指向愛默生的年輕朋友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所說的改善「時間的缺口」（the nick of time）。每個時間缺口，每個關鍵時刻能夠被佔據和改善，它總是單個人的、總在現場的。梭羅到瓦爾登湖不是展現某種環保主義者的議程，而是要「生活的深刻，汲取生活中的所有精華，」用壓力和精確性切割和標記分配給他的時間。

19世紀初期的美國有一種非常討厭哲學家的氛圍，對歐洲思想家往往敬而遠之。但這種說法不準確。他們是對某種抽象的思想家感到志趣不同，有些歐洲人開始承認美國哲學家對行為和思想之間關係的探索可能讓人面對長期性的存在兩難問題。尼采寫到，愛默生是「好朋友和讓我在黑暗中開心起來的人。他擁有很多可能性，在他看來，甚至美德都是精神性的。」

浪漫的衝動深藏在兩位思想家心中。體驗是對生命的確認，不是以抽象的方式而是體現在個人情感和思想領域。從最好處說，哲學是通過背誦學習的東西，不是不加思索的機械記憶而是用心思考。這種最具個人性的知識旨在給予個人決定自己生活方式的勇氣和提出尼採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提出的問題：「你如何深刻地、溫柔地和細膩地製造你的時間缺口？」

這些問題似乎在學術界沒有地位。是因為實驗轉向按計劃進行還是暫時中斷了？

「最偉大的體驗」問題應該是我們在大學裡復興的東西。無論是狹隘的還是宏大的課程都要從生活中吸取精華，當你思考的時候，它們是最關鍵的和沒有時間性的問題，無論是尋找自我的10多歲孩子還是尋找目的的90多歲的老者。

約翰的祖父保羅81歲的時候想在最後看一次大提頓山脈（the Grand Tetons），他要求約翰陪伴出遊。全家人都認為這太荒唐了。一個身上裝著機械髖的老人卻要搭車到森林裡遊玩。他們是正確的。這個老人是以「屁股坐在錫杯上」的方式去的（用他的話說），不得不被送進急救室（這是當時沒有傳到坐立不安的女兒們口中的事實）。到了85歲時，他想再次騎自行車，雖然他不能把腿邁過橫樑，而且再次把家中的哲學家當作幫凶。這是另外一次進入急救室的秘密旅行。一年後，他想討論愛情，雖然在一輩子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竭力迴避這個辭彙。這次出現了比急救室更引人注目的事：眼淚。

他擦乾了眼淚說，「我們應該再來一次的。」

存在某種能持續召喚和吸引我們的體驗質量問題，雖然有些困難。

那麼，體驗的吸引力到底何在？梭羅給我們了暗示：「你必須生活在當下，在每次波浪中啟動起來，在每個時刻找到你的永恆。傻瓜只會站在機會之島上遙望另一塊兒陸地。但根本就沒有別的陸地；除了當下的生活，根本就沒有別的生活。」那聽起來或許是他在贊同膚淺的享樂主義生活，但我們並不這樣認為。體驗是在當下進行的，是被主觀性吸收進來的。也就是說，是在浮士德最具個人色彩的存在問題領域內。死亡或許是最具個人性的可能性，但那也是體驗。探索體驗的深度讓我們真正擁有自己的生活，無論好壞，我們可以說這種生活是「我自己的生活」。

在臨終的最後幾個月，保羅忘記了一切---他的鑰匙、他的孫子、他的名字---任何東西。但是，就在死亡前的幾個星期，有一天早上，他記起來從自行車上摔下來的事。他喘著氣一字一頓地說「我做到了」，他還特彆強調我字，嘴邊露出了笑容。

他表達出了體驗的某種吸引力：那是在每個時刻個人感受到的東西，自己過的獨特生活的標誌，即便沒有宏大的目標，但至少有真實性。古代哲學家的要求「認識自己」，如果沒有體驗決不可能讓人感到滿意。在20世紀的邊緣，繼承了愛默生的超驗主義，並用美國實用主義將其重新改造的威廉·詹姆斯宣稱，正是體驗的「興趣和風味」幫助讓生活變得有意義。

在這種對體驗的討論中隱含著一種普羅米修斯式的自我依賴，一種生活在當下的意願，並宣稱「除了這個生活沒有其他生活」。但是，體驗還有另外一個方面，它能帶領我們超越現代主觀性的約束，防止常常反對體驗轉向的唯我主義侵襲。梭羅的方向是「在每個時刻找到你的永恆。」這裡的「你的」很重要，但其重要性並不能與「永恆」相提並論。

「你的」和「永恆的」。在這個交叉口你會發現祖父對深層體驗的渴望和母親在面對道德問題時求助於某種超驗視角來獲得指導。作為深愛父母的孩子和哲學家，我們感覺到迫切需要為其提供有意義的回答。

真實生活和知道快要死之前做什麼的需要在某種方式上是糾結在一起的，我們通常的智慧途徑沒有辦法充分解開這個謎底。它與那種既完全屬於自己又不完全被自己掌握的體驗有一種奇怪的關係。從本質上說，體驗就是超越性的，其要點是超越了自身，它出現在與他人的交往中。

那麼，約翰的祖父如何自己與死亡達成和解？克蘭西的母親如何為死亡做準備？我們如何解決死亡問題，如何幫助學生正確理解死亡？當然，這不可能簡單地歸結為一個閱讀清單或精心準備的課程；謙恭的根本性的退後一步，來觀看我們的知識及其運輸工具的理由和原因。

那些再次都不能造成傷害。作為大學教師，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引導學生探索比其眼前利益更大的追求，帶領他們遭遇挑戰，就是要向學生提出有關痛苦、生命和死亡的意義等這些難以回答的問題。歌德曾在其他地方寫到「一個人在不知道要到什麼地方去時，他是根本不可能走遠的。」這是個很大的啟示。認識生命和死亡的難以捉摸性或許就是要點。就像愛上一個人，甚至就像記得騎自行車一樣，思考死亡問題或許是擁抱未知和不可知的東西的意願。那個古老的懷疑論者蘇格拉底在面對死亡問題時表現出的開朗達觀是非常合適的，他聰明得很，坦率承認他對最重要的問題一無所知。

浮士德的絕望不是他的知識局限性的結果，而是對錯誤態度感到沮喪。是的，在生死問題面前，所有的知識都成為浮雲。的確如此。生死的意義不是我們能知道的東西，它們是我們願意或者不願意去的場所。時時刻刻去感受它，真實地、充滿激情地、反思地感受它直到生命的終結，答案就是生活本身。對教育者來說，向學生展示試圖前往這些地方的重要性或許是我們能教給學生的最好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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