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是怎樣開始的

我也說不上，寫作是怎樣開始的。

18歲前，生活中沒有任何徵兆。我是個面目乏味的好學生，認真聽講，按時作業，指甲剪得很乾凈，襯衫袖管從不捋到肘部以上，每個小測驗都要努力考滿分，還積極出黑板報和參加文藝演出。總之，每樣可以拿來比一比的東西，我都立定心意要比上一比。我是理科班的，英文最強項，物理化學也在校外得過獎。可我心裡清楚，我不是理科天才，在音樂繪畫方面也沒才華。我不知道自己擅長什麼，就把手邊的事情認真做掉。我的作文也還好，泛泛的好，一個班級排名前三的好。課外讀些席慕容，考試背點古詩詞和名人名言，僅此而已。那時，我壓根沒想過當作家，甚至不太願意在寫作文上浪費時間。我的時間主要用來背英語和攻讀數理化，那些才是高考中拉分的課程。

那時的我，就是如此現實。填寫高考志願也是現實的。我性格敏感，恐懼社交，自認不大適合做記者，卻仍報考了復旦新聞。完全出於一個小市民的考量：這個專業在當時比較好找工作，說出去也體面。既然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那就去讀一個似乎什麼都可以做的專業吧。

那種彷彿事事明確的樣子，其實不過為了掩飾迷茫。為何對於最厭惡的功課，我都力爭優秀呢？回想起來，主要是因為自卑、不安全感、對他人的討好，以及面對生活不確定性時的恐懼。在後來的生活中，這些隱蔽的心理深遠而長久地困擾我。可惜在填寫高考志願時，我還太年輕，對自我缺乏警醒，故而自以為能夠籌謀一切。

進入大學不久，我突然成為了一名文藝青年。這種內心轉變是怎麼完成的，我不能隨隨便便解釋。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中描寫了一位面目乏味的股票經紀人，某一天與生活決裂，悄悄跑去塔希提畫畫了。股票經紀人畫家的內心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毛姆也沒有隨隨便便解釋。他借用旁觀者的敘述視角，迴避了這個問題。或許毛姆認為讀者可以自行理解，可以憑藉他們各自的情感與閱歷，為主人公的行為賦予邏輯。是的，我認為讀者完全可以理解。每個人的靈魂都是豐富而有意味的。只不過多數時間，它們陷於沉睡之中。這也是為什麼，後來相當長的時間裡，我喜歡書寫小人物，書寫他們靈魂被遮蔽的狀態，書寫他們偶爾的蘇醒和長久的沉睡。

回到那段校園歲月。復旦的中央海報欄，彼時已被GRE廣告和管理學講座預告佔據大半，但80年代的餘溫還是燙到了我。總有背吉他的長髮青年呼嘯而過，草坪上有詩歌，相輝堂里有話劇。也是那時候，我才知道有個卡夫卡。在沒有互聯網的年代，一個被課外閱讀書單和《中學作文範例一百篇》左右了閱讀趣味的年輕人，眼睛嘩地被打開了。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

那是一段鬆散時光。逃課、看書、發獃。我越來越對自己親手選擇的專業喪失興趣。我的很多同學是天生的記者，世界的快速變化令我惶恐，卻讓他們興奮而昂揚。一天新聞課，老師讓全班即時跑到五角場采寫新聞。我踩著自行車，慢吞吞走到半路，就飛快折回校園。我為想像中那跑來跑去找新聞的未來而絕望。正因發現了自己的興趣所在，我第一次對沒有興趣的任務感到無法忍受。

那個下午，下課鈴響了我都沒回教室。我坐在草坪上，松懶著身體，看一些光閃閃的面孔來了又去，腦中不禁晃動起一些詞藻，什麼午後啦、草坪啦、陽光啦之類。我拿出紙筆，寫下來，修改幾遍，感覺那似乎是一首詩了。

自此我就開始寫詩。寫得毫無章法。一會兒受了中學時讀的席慕容的影響，一會兒又刻意模仿Wallace Stevens和E.E.Cummings。在高冷的校園文學團體里，抒情是一件受恥笑的事，先鋒才是政治正確。所以我也趕緊先鋒起來。

在慌不擇路的初習階段，我積攢下了一些詩歌。自我欣賞的同時，居然起了讓更多人看到的念頭。我挑選了幾首，謄寫在文稿紙上，抄了《萌芽》雜誌社的地址，寄出去。

在我快把這事忘掉的時候，錄用信來了。隨後便是在《萌芽》上接連發表和接連的新概念得獎。一切似乎來得太容易，完全沒有很多作家描述的出道艱難。我作為大學生，參加的新概念成人組，這個組別不受媒體關注，所以生活中依然魚不動水不跳。最大的收穫是《萌芽》老師對我的鼓勵，在他們的語氣中，我儼然是有文學才華的。

於是我也不禁自認是有才華的。擅長一件事情，原來這麼不費力便能做出點樣子。我起了更大的野心，想要寫寫小說。在我最後幾首詩歌中，敘事成分已經非常明顯了。我有講更多話，描述更多事的慾望。當時我很喜歡《大家》雜誌，每期必買。有位女作家吸引了我。名字現已記不太清，但她的敘述方式讓我印象深刻。當時我還不知道「原敘述」之類術語，只覺得那種在虛構與現實之間跳躍，在敘述與絮叨之間切換的方式很有意思。自由，容量大，也便於模仿。

於是我花了一天時間，寫出了人生中第一篇小說。它由情節片斷、哲學說理和各種碎碎念融匯而成，是薩特、昆德拉、博爾赫斯在我頭腦中混炒而成的一鍋半生不熟的雜燴。那時我剛學會電腦，便列印出來，寄給了《大家》雜誌社。我記得寄出後唯一的想法，是慶幸出現了電腦這種好東西。否則雜誌社懶得退稿的話，那麼長的文字，得手抄多少份啊。

完全沒想到，《大家》來信了，不是退稿，是一封薄薄的錄用書。編輯李巍老師隨後打來一個鼓勵電話。我高興得快要飛起來，在教室里隨手抓住一個男同學說：「我的小說被《大家》錄用啦。」同學說了句「恭喜」。我從他茫然的眼神看出，他並不知道《大家》是什麼。然後兩廂無話，他禮貌地走開了。那時同學們都在忙實習、找工作、考托福或者其他與前途相關的事務。而我好像一直在夢遊。後來一位哲學系朋友告訴我，當時她向我的同學打聽我，得到的回饋是：任曉雯啊，這人怪怪的。

我的確怪怪的。我居然決定報考新聞系的研究生。我不擅長這個專業，但發現這裡比較好混日子。我逃課逃得任課老師長啥樣都不知道，仁慈的老師們居然讓我畢業了。於是我又繼續學起新聞來。這個選擇和以前填寫高考志願的心態差不多。我還沒下決心成為作家，也不知道自己想成為什麼，那就暫且選個可進可退的專業吧。

事實上我曾考慮過中文系，幾位中文系碩士竭力阻止我，說：「中文系博士找起工作來，還不如一個新聞系本科吃香。」其實我也可以回答他們：我不在乎找工作，我想為寫作奉獻生命啊。那樣聽起來似乎顯得崇高些。但我想了想，覺得未免虛張聲勢。於是點點頭，聽從他們的建議，放棄了報考中文系的念頭。

在成為研究生的三年里，除了讀點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後現代理論應付導師，餘下的時間就是寫小說。《大家》之後，又在《人民文學》發表了一篇。我一點不知道，那是最後的運氣，未來我將要迎對生活各個方面的漫長的不順利。

我漸漸發現，寫小說遠比想像的難。學徒狀態的寫作，就跟段譽的六脈神劍似的，靈感時有時無，力道無法控制。而對於一名新手而言，能不能夠發表，更是無章可循。

最初受到的鼓勵一直支撐我。中短篇還沒寫熟的我，開始動念寫長篇了。第一次嘗試失敗，第二次勉強成功。在2002年，我用幾個月時間完成了第一部長篇小說《島上》。最早的靈感緣於米歇爾?福柯。我構思了一群瘋子的故事。在龐大的野心裡，我認為應該有權力與反抗的母題，有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反思，有關於當代亂相的折射。一個新左派學術文藝女青年頭腦里蕪雜堆砌的概念，推動了這部作品的形成。

此後便是不停的投稿和退稿。被雜誌社退稿，被出版社退稿。我賭著一口氣，反覆修改這部作品。這個過程中，我感覺到了一些門道。原來寫小說是個系統工程，就跟建築學一樣。頂級的建築是藝術，但在成為藝術之前，必須一磚一瓦地學功夫。未經訓練的人是不可能成為建築師的。小說家亦如是。最初的無知狂妄被消磨掉了。我把頭低下來，開始練習基本功。很多年後，有媒體選了我的一句話做為訪談題目。我說：「世上最不缺的就是才子才女。」一位朋友看見了，半開玩笑道：「你太傲嬌了。」他可能不知道，這句看似做作的話，是我多年煎熬而得的體會。

我至今記得《島上》無數次被拒中的一次。當時我和一家民營出版公司簽了約，三校好像都過了。編輯把校樣寄給我，我修改了好幾遍，小到一個「的」字的添刪，都要反覆斟酌。在某些頸椎刺痛的時刻，我會放下筆，轉轉脖子，摩挲那疊列印稿，下決心要讓它完美。我還把已經設計好的封面圖片列印出來，剪貼在別的書面上，插在架子里，不時抽出來翻翻，彷彿真在翻閱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似的。就在這個時候，當初與我簽約的朋友從出版公司辭職，編輯也跟著走了。未來由誰接手，有點不明朗。我安慰自己：大不了書出來以後，沒人再管宣傳的事。不宣傳就不宣傳唄，總也能自己拿著送送人。這麼想著，出版公司就把我叫去了。一位戴眼鏡、扎低馬尾、長得有點像政教主任的中年女士負責接待。我屁股尚未坐穩，她就劈頭問道：「你覺得你自己有什麼賣點。」我略覺尷尬，結結巴巴自誇了幾句。她打斷我，開始批評我和我的小說。聽起來她應該沒讀過小說，所以話頭漸而集中到貶低我這個人。我愣愣看著她，感覺每句話都在耳朵里轟響。她避開我的目光，偶爾乜斜一眼，看看我的反應。遲鈍如我，逐漸聽明白了：出版公司想毀約，但不想承擔法律風險，於是逼我自己放棄。我紅著臉，忍受著，心想：再熬一熬，也許她會心軟閉嘴，讓書照舊出版。中年女人數落了一大通，見我還不反應，便有些急了，措辭愈發不堪起來。我終於抵擋不住，鬆口說：「那就算了，我不在你們這裡出書了吧。」

我已不記得走出那間出版公司時，是怎樣的心情。此後生活里無數更大的挫折，早已把那次挫折的創痛感磨平。我只記得在那天，我意識到一個事實：文學可能給不了我什麼，甚至會奪走我已有的。那又如何呢，我就是喜歡。在已被肆意揮霍掉的小半輩子里，我真正喜歡過什麼呢？除了寫作，就沒有了。中學時代那個顯得興趣廣泛的我，不過是在表演一個多才多藝的好學生，試圖以此博取不相干者的好感罷了。我不喜歡繪畫跳舞彈吉他刻圖章，就像我不喜歡數理化。很多人一生都沒找到自己的喜愛和擅長，他們是懷著某種無法言明的虧空感度日的。相比他們，我已是幸運，至少知道了我這麼個器皿，是生來盛放什麼東西的。

在2008年，經過了整整六年，《島上》終於出版。沒什麼宣傳，沒什麼關注，就像世界上一切不重要的事情那樣，悄無聲息過去了。我捧著這本真正的書，早已失去當初把裹了列印封面的模擬書從架上抽出來時的喜悅。

事實上，自那以後，所有的發表出版和各種榮譽，再不能真正滿足我。它們更像是一些事後補償之物。我不敢往上看，因為那裡有巨大的胃口在等著吞噬我。曾經的慾望和失望有多大，那個胃口就有多大。我只能往下看，往我寫下的每一個字里看。在感覺自己的寫作有所長進時，我才能得到滿足。

此後的光景，仍是不停地寫作、投稿、退稿。我花了五年時間，寫了三十九萬字的長篇《她們》。我不知道把寫作篇幅拖得那麼長，是不是為了延緩後續事務的到來。可能有那麼一點心理因素吧。果然如我預感的，《她們》的命運和《島上》一樣挫折多舛。雖然最終它還是出版了，並在鮮有關注的情況下，意外獲得了華語傳媒大獎的提名，但那漫長磨人的過程，簡直要讓我患上「長篇小說寫作收尾綜合症」。有時我不免想像：完成一部作品後，馬上把它刪除掉，是否能讓我輕鬆很多。有相熟的人說：「這真奇怪，市面上垃圾文字滿天飛，很多初學者隨隨便便就出書，你怎麼老是這樣不順利。」我也講不清楚。或許上帝通過他的方式管教我，讓我學習忍耐和等待吧。在這個地面上，絕對的公平和幸運是沒有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人生的馬拉松跑場上不停往前。

於是，我似乎又變回了當初那個一絲不苟的中學生。寫作成了一項日常功課。不同的是，再沒人給我評分數，也沒人在意我落後還是進步。剩下的只有我自己。自己要求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自己給自己確定方向。這是絕對的自由，也是絕對的寂寞。

很快，另一個六年過去了。灕江社的王珏姑娘從網上找到我，表示想重版《島上》。她把腰封文案寫得花團錦簇，讓我有點不好意思。相隔兩三個月，《島上》瑞典文版也出版了。此事純屬偶然：遠在瑞典的翻譯家陳安娜女士無意在圖書館讀到這本書，覺得喜歡，便在不認識我的情況下，開始著手翻譯。在同一年，十月文藝的韓敬群老師發現了我的文字，先後簽下我的三本書，其中兩本在簽約時都還沒寫完。再後來，各路約稿就紛紛來了。對於這些認可我的師友，我一直心懷感激。我也必須告誡自己，要學會感謝打擊過我的人。因為人是多麼驕傲，沒有打擊怎能想起低頭審視自己呢。

當然，這些都是我的內心戲，說少了含糊，說多了矯情。更關鍵的是，寫小說的人應該是幕後工作者，「我」並不重要，除非「我」被拆分成無數「你」和「你」的經歷。這導致我平時不太愛講心路歷程之類的廢話。但這是一篇不好意思推掉的命題作文。所以，如果我說得太多了，就請你見諒吧。

寫於2016年9月20日星期二（文/任曉雯）

作者簡介

任曉雯，小說家，著有長篇小說《她們》《生活，如此而已》《島上》，短篇小說集《陽台上》《飛毯》。作品被翻譯成瑞典文、英文、法文、義大利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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