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迷信文物開始，跟著沈從文入門服飾史

本文節選自《我是一個很迷信文物的人——沈從文在湖南省博物館的演講》，原文是口述，比較冗長，所以我進行了縮減，並且將一些主要的關節點用小標題寫出來了。由於年代久遠，部分觀點可能與現有研究結果有衝突，請辨證察看。

沈從文先生我們都知道他也是一個半路出家的古代服飾專家，他的經歷對於許多想學習古代服飾而彷徨無從入手的人其實是有很大啟發。雖然他或許有他的年代特殊性，而我們也有我們的時代優越處。共勉！

沈從文

太長不看版

有興趣卻沒有知識的時候，可以通過最簡單的看展覽開始接觸；

學服飾的歷史必須重視文物的作用；

有些以前沒發現的問題，可以通過文物重新發現；

文獻和文物結合起來才能了解立體的歷史；

有些孤立的事物通過文物學習可以發現它們內在的關聯；

學習服飾可以解決其他學科的問題，不單單只是服飾史的問題。

有興趣沒知識就多看展覽

（建國後沈從文先生）轉到歷史博物館工作。當時歷史博物館大約有十三個教授級的，大家談到學習時都坐下來學習，我一天就泡在陳列館。

中國歷史博物館，即現中國國家博物館

什麼原因呢？因為我對文物沒有一點知識，有興趣沒知識，我只覺得這個東西應當好好地學。因此有個很好的機會，每一次歷史博物館的展覽，我都要參加，從開始展覽一直到關門，我都要參加。什麼輝縣的，鄭州二里崗的展覽，安陽展覽，麥積山的，炳靈寺的展覽，楚文物展覽，全國文物展覽，我都參加了。特別是敦煌藝術展覽，我呆得特別久，差不多前後一年。我的基本常識就這麼點兒。我始終是一個不及格的說明員，主要原因就是東西越來越多，來不及了，人也老了。

離開文物就沒法子說懂歷史

我要談的不是服裝，我要談的是一個工作方法。服裝這個問題，是個最麻煩的問題，因為歷史久、時間長、民族多，搞這個東西是很難的。外國學者多是從《輿服志》著手，《輿服志》有它的好處，就是它都寫清楚了，但是有它的弱點。

我記得一個故事，十多年前一個國內的歷史專家，寫了一部戰國史，大家公認寫得很好，但是到選插圖的時候，他臨時到歷史博物館來找幾個不太相關的插圖，原因是什麼呢？學歷史的按照習慣呢是不大看得起文物。

從我們學文物的人說來，要懂歷史，離開文物就沒法子說懂歷史。

馬王堆出土的T型帛畫

文物帶給歷史全新的啟發

假定中國有二十五史就夠了，那我們知道這些年地下埋的不止二十五史、二百五十個史。很多歷史上說不準的，都從地下得到解決，提出新的解釋。歷史上講得模糊的，我們都可以得到很新的啟發。

以楚國為例，按照金石釋家來說呢，好像都是衣衫襤褸，貧窮得一塌糊塗；吳越嘛，就是斷髮紋身，野蠻得可觀。按照現在挖的結果呢，我們可以那麼說，商代以後，最能夠接受楚文化的可能是湖南。這個提法當然歷史學家是不承認的，但是搞文物的呢，一大堆東西擺在那兒，你不能不承認。至少是我們商朝的發展，從文物上看來呢，楚國地下出的東西最能填補空缺。

我記得是三反五反的時候，參加三反五反關於古董業的問題清點。當時北京有正式掛牌的一百二十八個古董鋪，我大約前四十天就看了八十多個古董鋪，就是珠寶、皮毛我沒有資格看，其他的關於雜文物類的東西我幾乎都看到了。這個時候我長了不少的常識，我就總覺得——我有那麼一個偏見吧，就是要理解文物文化史的問題，恐怕要重新來，重新著手，按照舊的方式，以文獻為主來研究文化史，恐怕能做的很有限。放下這個東西，從文物制度來搞問題，可搞的恐怕就特別多了。

文物幫助我們了解文獻里的織物

我曾經做過記載，談到織金錦的年代問題和它的用途。我們知道，元朝大概前後一個世紀中間，大量織「納石矢」，就是波斯的金錦。但元朝被消滅了以後，這個名詞也消滅了，都不知道「納石矢」是個什麼東西。我們凡是沒有的，從上下四方去求索，可能得到一些東西，做些比較材料。

織金錦辮線袍，袍服的面料為納石失織金錦

記載上提到，宋朝關於用金的技術有十八種。到了明，提到中國用金有三十八種。所以我們知道金工的發展是相當廣闊。但是金子在首飾方面不易保存，因為它變成了貨幣價值的。織金織物按照佛教的習慣保存得非常之好，完完整整的。

比如定陵發掘的時候，一百七十件衣服，一百七十多匹完完整整的錦緞。凡是劉若愚《酌中志》上面都有。定陵錦緞的名稱，用的全名稱，什麼什麼八寶雲，很長的名字。上面還有每個織工的名字，多少尺寸，哪一年進貢的，每一個都有一個黃棍棍，給人一個方便可以拿來核對《天水冰山錄》嚴嵩抄家的那批錦緞。現在我們談到錦緞，總是這兩個材料。因此我們向上去推，就知道我們所見到的這幾萬錦緞，中間有許多花紋不僅有唐宋的還有更早的，這是我們從大量的實物中間得到的小小的結論。

比如說，湖南這批錦繡出土了，它不是一個孤立的東西，一般都只曉得美麗、精細，超過我們所想像的以外，其實提到許多另外的問題，這是我們過去不知道的。我們過去只估計到，印染的問題，大概是秦漢之間出現的，這次就幫我們證實了。

馬王堆的長壽綉

文獻和文物結合起來看問題

單純地談服裝不容易，《輿服志》說得太簡單。《輿服志》只能解決一半的問題，就是統治者在某種技術上的事，按照圖像是看不出來的。比如說漢石刻，現在我們一切從比較上看才能知道東漢石刻反映的，確是東漢的。原來很少人注意這問題，西漢和東漢頭上的問題完全是兩個樣子。

但是，是不是埋墳的問題就都能解決了？墳裡頭，以為墓葬應當是很可靠的，但也是相對的。最近朱檀墓的出土，一大堆俑，大家說，這可是明朝的了，沒有什麼問題了。實際上從服飾上稍稍注意一下，才曉得最主要的是那個牽馬的，原來是個宋朝的樣子，還是平翅襆頭，元朝都不用了。

還有遼墓中間有許多穿漢人裝束的官僚在桌子邊服務的樣子，說這是民族團結。實際上雖然有些南官的制度，但這些都是當差的，在那兒侍奉統治者，正像《宣和遺事》上提到，把宋朝宗室全部擄到北京以後，平時讓他們到民政司烤火，繡花，到了他們喝酒的時候，金朝這些將帥，就叫宋朝宗室的這些婦女呀，來唱歌侍宴。這是從政治上來處理問題。所以我們搞這個東西從這方面來研究，有些頭緒就比較清楚。

宣化遼墓《散樂圖》

有些名畫可以提出新的懷疑

特別像唐朝，現在我們在畫上，也有許多問題的。過去我們不清楚，人云亦云，現在我們要從另外一個角度，從制度上提出新的懷疑。有些畫可以做些新的肯定，或者提出新的懷疑，可供繪畫的專家作參考。

最出名的就是《韓熙載夜宴圖》，都以為是南唐，這好像是眾口一詞的。特別是我們興的辦法，凡是權威定了的，或是出國了的，或是國家收藏為一等品的，誰都不能否認。

《韓熙載夜宴圖》局部

現在我們看看這個畫所有的男的都穿綠的。所以從制度上我們做個新解，從制度上來看這個畫可能是北宋初期畫的比較合乎實際。特別是從另外一個資料上看，按照宋朝新立的制度，凡是閑者諸人，即不做事的人，都要「叉手示敬」。這是宋朝的方式，一直到元朝還流行。這畫是宋太祖至宋太宗時期產生的可能性大一些，儘管他們不承認。我們的專家是最怕用另外一個唯物的形式，總是把矛盾上交，會以名家留傳有序、乾隆作詩等方式不通過，反對這種唯物主義的論證，這是不大妥的。

還有第三個材料也證明這個畫是拼湊起來的，就是男人的衣著。誰也沒注意到唐、宋的圓領完全不同。不僅是襆頭的式樣不同，唐初是前傾，五代是方正，慢慢的宋朝才變成平翅襆頭，這個過渡期就在五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唐朝圓領即是圓領，沒有別的。但是宋朝到元朝都有個襯衫，從大量的壁畫上都可以證明這是宋朝制度，這個衣服是宋朝普通的。

大概我們搞這個，就是探索、試驗，從這些穿的戴的各方面比較探索來看問題的。

有些文物又印證了我們的推測

商朝有多少玉人，眼前是最多的，大概有二十多種，新出的婦好墓有五個玉人，是嶄新的材料。它沒出土以前，我們發現很多玉人，頭上包一個帕子系個紐紐，後頭結個小辮子，疑心它這東西恐怕是通用的東西。婦好墓出土的兩個小玉人兒，雖然小，但是解決問題，果然是通用的帽子形象。

還有馬王堆新出的材料，發現曲裾衣，盤繞而下的，啊，大家都認為是嶄新的，是楚國人專用的。其實這個東西我們早就注意到了，說的「繞衿謂之裙」，這個「衿」字總以為是領子，註解上一再講是衣領的領。現在所知道的領子合領，是曲裾衣下來的，像琵琶襟的樣子，繞下來就不同了。所有的衣服都是繞襟而下的。有的是不同的從這樣繞下來，有的是繞到背後下來，其實繞就是通常現象。就知道：歷來文字學家注這個字的時候，是領啊？是襟啊？以為是衣字旁加個命令的令。恐怕還是「衿」字，衣襟的「衿」。

為什麼繞呢？有的說是楚國的制度，也打破了。因此，我們理解古代另外一個問題「衣作綉錦為緣」，衣是繡花，織錦作為衣緣。這個問題解釋較單純，現在因為這個材料被發現多了，我們才進一步知道，繡衣底料經常是在輕容綃上，薄紗綉，薄極了。這個衣服旋轉下來，如果沒有一個厚重的邊緣作骨架，它就不能走路，走路就裹起來了。

你看印度人走路，不就是裹起來嗎？包括鞋子的式樣，早先是雙歧履，後來是兩歧履，最後是兀頭履，圓的。到了唐代變成高牆履，重台履，這都是同應用有關係。衣服長了，像永泰公主墓壁畫那人走路才不摔跤，不被衣服套住。都有一定的用處。

永泰公主墓壁畫

從文物發現里全新的歷史脈絡

特別是帽子的問題，做些探索，很有趣的一些探索，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帷帽的問題。過去一直以為是冪離，記載相傳以為是白狄，或者是東胡，胡人像。這是籠統而言，一直到現在為止。到北齊北周，沒有發現全身障蔽這種，發現的並不障蔽眼睛，像戴孝一樣，像觀音渡戴這麼個東西，僅在俑上，在敦煌畫上都沒發現。

帷帽正式發現是唐初。現在新疆正式出個俑，戴著斗笠有網。按記載上說就不行了，說流行於開元天宗間，因為楊貴妃歡喜漂亮，她們姊妹靚妝露面才把它取消，其實沒有，一直下來元朝還有。

阿斯塔那187號墓出土彩繪戴帷帽騎馬女俑

以後我們知道「透額羅」，根據元正史上提到：竇彩舂漫過常州透額羅。但是透額羅什麼樣子，誰也不知道。這名詞變成一個抽象的了。這就又需要我們從文物上來提問題了。原來敦煌壁畫《樂廷壤夫人行香圖》，開元天寶間的，後面幾個家屬中間有三個人頭上有網子在額頭，恰好就是這三個能說明問題。

《樂廷壤夫人行香圖》

好像是孤立的，但是不孤立，為什麼呢？這個透額羅啊，很快就變了，到宋朝就變成了「漁婆勒子」，這是元朝人戲劇上用的。到清朝叫「勒子」，因此傳到我們母親這一代，現在西南的鄉下可能還戴。但是誰也不知道，這是從帷帽變成透額羅發展下來的。主要原因是沒有好事的人來從這問題上追究探索。

服飾不僅僅解決服飾史的問題

之所以我們研究服裝不是為了好看搞，也不是為了演戲搞。意思是可以探索許多，互相來證它。特別是我們去學習文物工作的同志，對這方面要充滿了興趣。關心這些小事物，可以解決許多一般的或是專家不能解決的問題。我們可輕而易舉地解決，也為提的都是證據，一切實事求是，唯物嘛！一方面可以補充歷史文獻所不夠的，一方面可以豐富歷史文獻的內容。

因為《輿服志》這個東西它是死的，《畫論》按照舊的習慣，太舊了。現在還有《明皇幸蜀圖》都講是宋朝人畫的，大家也提到這是故宮博物院定的，按照山水來定的，其實也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見作參考。因為題的這個人，不管他是徽宗也好，乾隆也好，他就不知道這個時候就沒有這個帷帽。這個畫所有的女人戴的都是帷帽。他可能在開元天寶以前，而且絕對不是《明皇幸蜀圖》。

《明皇幸蜀圖》

我們讀白居易的《長恨歌》都知道，「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他一個六軍，這個上面都是商人，實際上本來就是《蜀道圖》或《蜀道行旅圖》，絕對不是《明皇幸蜀圖》。是無知的妄人題法，後人題的不管他是皇帝還是無知的大專家，總而言之，他不是《明皇幸蜀圖》，是可以肯定的。從這方面看來，我們從文物，從制度出發做一些新的探索研究，不僅是解決服裝的問題，還可以解決一系列的文物的制度，古代的繪畫的問題。

注本文節選自王亞蓉編《沈從文晚年口述 》一書，文字主要為OCR識別，人工校對，如有錯漏還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