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就是那麼愛上他的，愛上那個演匪兵甲的人

那一年秋天，我10歲或者11歲，是台北市中正國民小學的一名學生。每一個學期的開始，學校必然要舉行一場校內同樂會，由全校各班級同學表演歌舞、話劇和雙簧等節目。

記得那一次的同樂會上演了兩出話劇，畢業班的學長們排練的是《吳鳳傳》。我姐姐被老師選出來女扮男裝，演主角吳鳳。

除了《吳鳳傳》，畢業班的學長們還在排練另外一出話劇《牛伯伯打游擊》。這兩個話劇組每天中午都在學校的大禮堂綵排。我吃完了便當，就跑去看姐姐如何「捨身取藝」。她演得不大逼真，被殺的時候總是跌倒得太小心，還細聲細氣地叫一聲「啊！」吳鳳被殺之後，接著就看牛伯伯如何打游擊。當然，綵排的時候劇情是不連貫的。

綵排了幾天，那個指導遊擊戲的老師突然覺得戲中的牛伯伯打土匪打得太容易了，劇情沒有高潮和激戰的部分。於是，他臨時改編了劇本，用手向台下看熱鬧的我一指，說：「你，吳鳳的妹妹，你上來，演匪兵乙！」

之後的午休時間，我的任務便是蹲在一條長板凳上，面前一大片黑色的布幔將我與前台隔開。當牛伯伯東張西望地經過布幔時，我就蹦出來，大喊一聲：「站住！哪裡去？」有匪兵乙，當然，也有一個匪兵甲。甲乙兩人一同躲著，一起跳出去，一起大喊同樣的話，也各自拿著一支掃把柄假裝是長槍。

在當時的小學裡，男生和女生是禁止說話，也不可能一同上課的。如果男生對女生友愛一些，或者笑一笑，第二天上學的路上，準會有人在牆上塗上「某年某班某某人愛女生不要臉」之類的鬼話。在那個時代，老師居然將我和一個男生一同放在布幔後面，讓我們一同蹲在長板凳上，真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們始終沒有在排練的時候交談過——他是一個男生。我們天天一起蹲著，那種神秘而又朦朧的喜悅卻漸漸充滿了我的心。總是在默數到17時，布幔外牛伯伯的步子正好踩到跟前，我們便一起拉開大黑布幔，叫喊著衝出去了。

就是那麼愛上他的，愛上那個演匪兵甲的人。

同樂會結束了，學校的一切照常進行。我考試不及格，被老師喝問為什麼退步時，我講不上來。於是老師責罰我，打完後我撩起裙角，彎下腰偷偷擦掉了眼淚。竹鞭子打腿其實並不怎麼痛，只是我很想藉此而疏解傷心。

那個匪兵甲，我只有在朝會的時候可以遠望一下，要在隊伍里找他倒也不難，因為他的頭比別人光，也比較大。

那齣戲演完後，隔壁班級的男生總是成群結隊地欺負人，下課時跑到我們女生班的門口叫囂，說匪兵乙愛上了牛伯伯。被誤解已很難過了，更令人難過的是，上學經過的牆上被人塗上了鬼話——牛伯伯和匪兵乙正在戀愛。

有一天，我下課後走田埂小路回去，迎面來了一大群男生，雙方在狹窄的泥巴道上對峙，那邊有人開始嬉皮笑臉地喊，慢吞吞地：「不要臉，女生——愛——男——生——」

我衝上去要跟站在最前面的男生打架，大堆的臉交錯著撲向我。錯亂中，一個幾乎是在受著極大苦痛而又驚慌的眼神傳遞過來，那一瞬，我的心，尖銳而甜蜜地痛了起來。我突然收住步子，拾起掉到水田裡的書包，低下頭默默側身而過。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地過下去，朝會的時刻，我總忍不住輕輕回頭，眼光掃一下男生群。那淡淡的一掠，總會被一雙漠然的眼睛接住。我總固執地相信，那眼神里的冷淡，是另有信息的。

中午不再去排戲了，吃完了飯，我就坐在教室的窗口看同學。也是在那一次，我看見匪兵甲和牛伯伯在操場上打架，匪兵甲被壓在泥巴地上，牛伯伯騎在他身上，一直打他。那是雨後初晴的春日，地上有許多小水塘。我看見牛伯伯順手挖了一大塊濕泥巴，「啪」的一下糊到匪兵甲的鼻子和嘴巴上，被壓在下面的人四肢無力地划動著。那一剎那，我幾乎要窒息，指甲掐在窗框上都快把木頭掐出洞來了，眼睛卻不能移位。後來，我跑去廁所里吐了。經過那一次，我更肯定了自己的那份愛情。

在那長長的高小生活里，每天夜晚，我都在黑暗中苦苦哀求垂聽禱告的神，苦求有一日長大了，做那個人的妻子。我哀哀地求，堅定地求，說絕對不反悔。

當我們站在同樣的操場上唱出畢業的驪歌時，許多女生哭得稀里嘩啦，女老師們的眼眶也是淡紅色的。司儀一字一句地喊，我們一次一次地向校長、主任、老師彎下腰，然後聽見一句話：「畢業典禮結束。禮——成。散——會。」我沒有按照兩年來的習慣回一下頭，而是跟著同學們往教室里沖。理抽屜，丟書本，打掃，排桌子，看了一眼周圍的一切，這，就結束了。回家的路上，我儘可能地跑，沒命地狂跑，甩掉想要同行的女生，一口氣奔到每天要走的田埂上去，喘著氣拚命地張望——那兒，除了陽光下一閃一閃的水波，沒有什麼人在等我。

進初中的那年，我穿上了綠色的制服，坐公共汽車進城上學。刻骨的思念，即使再回頭，也看不見什麼了。可我依然要在夜間祈禱了才能安心睡覺，那個哀求，與高小時仍一模一樣。有一次，我反反覆復祈願，說著說著，竟然忘了詞，心裡突然浮上了一種從未體驗過的無能為力的悲哀。

「當年，你真愛過牛伯伯吧？」

我笑了起來，說：「沒有，真的沒有。」

許多年過去了，兩次小學同學會，來的同學都帶了家眷。人不多，只佔了一張大圓桌。說起往事，我心中湧出一些淡淡的喜悅和親切，畢竟這都已成往事了。

飯後，一個男生拿出我們那屆的畢業紀念冊——學校印的那一本。同學們尖叫起來，搶著看當年彼此的呆瓜模樣。那一張張自以為是的小面孔，大半莊嚴地板著，好似跟攝影師有仇。

「小時候，你的眉頭總是皺著。真受不了！」一個男生說我。

「原來你也偷看我呀？」我順手拍了一下他的頭。

輪到我一個人捧著那本紀念冊的時候，順著已經泛黃了的薄紙找名單——六年甲班。找到一個人名，翻到下一頁，對著一排排的光頭移手指，他，匪兵甲，在我眼前出現了。我連忙將目光移開，還是吃了一驚，好似平白被人用榔頭敲了一下。「我要回去了，你們是散還是不散呀？」

大家喊喊叫叫地散了。坐車回家，付錢時，我手裡握的是一把仔細數好的零錢。下車了，計程車司機喊住我，慢吞吞地說：「小姐，你弄錯了吧！少了5塊錢。」我沒有跟他對數，道了歉，馬上補了。司機開車走的時候笑著對我說：「如果真弄錯倒也算了，可是被騙的感覺不大舒服。」

那天晚上，我躺在黑暗中，只能說一句：「哎，老天爺，謝謝你。」

（來自《讀者雜誌》，六月的雨摘自哈爾濱出版社《傾城》一書，李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