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援助如何做才好？

國際援助如何做才好？

徐瑾

扶貧仍然是國際組織的核心議程，發展經濟學卻淡出主流研究多年。但是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可謂其中異類，其研究在理性之外，更不乏激情，吸引了不少國際關注。

伊斯特利是美國人，上世紀80年代在麻省理工獲得博士之後，在世界銀行工作多年，2001年之後在紐約大學任教。可以說他對於國際援助知根知底，也正因此，他對世界銀行的援助政策批判也更為到位辛辣，從國際媒體到《獨裁者手冊》等著作，都廣泛引用他的研究。

他的觀點可謂「休克療法」之父傑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對立面，他在演講中也多次直接點名薩克斯，在其新著TheTyranny of Experts中的題目「專家」很可能就是包含薩克斯這樣的人。

薩克斯出生哈佛，少年得志，除了以休克療法聞名之外，長期以來一直在消除貧苦方面努力。他一直覺得援助的問題不是無效，而是不夠。對比威廉·伊斯特利的數據，薩克斯曾經對FT記者表示，非洲每位窮人過去60年每年獲得援助僅為16美元，「我看到這個數字後說，這是相當少的一筆錢。其他人看到同樣的數字後說，這是一場慘敗，幾乎使我們破產。」

威廉·伊斯特利不同意薩克斯，其觀點明確立場堅定，但是這並不等於簡單。他反覆強調，雖然他討論「威權與自由」，但其主題絕不是「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的老調重彈。他認為在發展領域裡，「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與「威權主義發展與自由型發展」兩種爭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它們絕不是同一議題，因為前者絲毫沒有涉及政府與個人的權利問題：無論支持自由市場還是支持政府干預，他認為雙方都關注到了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之間的區別，但雙方都沒有談及對政府權力的限制，「無論哪方贏得這場辯論，政府仍然能肆無忌憚地侵犯個人的權利」。

也正因此，對外援助為什麼可能弊大於利，除了典型的經濟學分析，其實應該有一些政治學分析。首先，發展中國家往往制度不完善，國際援助往往被這些國家執政者分配給自身以及自身利益集團，國際援助間接強化了執政者的統治。此外，發達國家即便往往是民主國家，在對外援助中，手法往往也不那麼民主，也傾向於忽略發展中國家人民的權利。

國際援助如果方式不當，往往強化國家統治者，滿足自身利益集團的利益機制。美國經濟學家迪頓(Angus Deaton)是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家，其獲獎源自對消費、貧困和福利的研究。他對國際援助的觀點在威廉和薩克斯之間，一方面他認為對醫療、兒童的一些援助有效，另一方面，他承認國際援助也可能導致腐敗，甚至導致統治精英與民眾之間關係緊張——這兩點都不新鮮，有經濟學家幾十年前就表示，國際援助往往是富國納稅人轉移應該上繳的稅金，同時導致窮國精英階層更加富裕。迪頓等人研究揭示，也許經濟援助尤其是直接的經濟援助並不是好主意：第一，好的援助並不一定意味著很多錢，第二，受益窮國的援助並不一定意味著直接給去窮國。

根據《金融時報》報道，智庫「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研究顯示，近年一些富裕國家國內政策阻礙其為窮國提供更多援助，典型如美國的環境政策和日本的移民與安全政策，對比之下，一些發展中國家卻表現不俗，比如巴西、俄羅斯、印度與中國。有趣的是，這家機構主任歐文·巴德（Owen Barder）曾經和伊斯特利有過公開辯論，探索國際援助的有效性等問題。然而，2013年 2 月，歐文·巴德(Owen Barder)在一次演講中將發展定義為「複雜適應系統的自然屬性」，即發展是整體系統，能夠自我適應，也沒人能操縱這樣複雜的系統。這一觀點引發不少點贊，但其實也可以追溯到哈耶克的「自發秩序」，威廉感嘆哈耶克的不幸之處在於他走在了自己所處時代的前面，當時不被理解，如今類似於「自發秩序」的概念非常多，「無論是被稱為複雜性、複雜適應系統、自我組織系統還是湧現，無論是自然科學家還是矽谷精英的習慣說法」。

國際援助之中，夢想和現實往往存在差距，即使專業援助機構對於窮人的認知也往往存在偏差。根據2015年在世界銀行一份報告，該機構許多員工對窮人和窮人需求的認知存在「偏見」，「這些發現表明，發展專業人士所假設的窮人，可能比實際中的窮人更缺乏自主性、責任感、希望和知識」，「並不總是善於預測貧窮對觀念的影響」。

對比世界銀行等機構絕口不提自由民主等，伊斯特利重提經濟自由與政治並舉，強調將兩者合二為一才符合我們對發展的定義。他認為「個人權利」既包括政治權利也包括經濟權利，也就是當今成熟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一貫尊重和認可的所有權利，「它既包括保護你不被他人控制的政治自由，也包括保護你的財產不被他人掠奪的經濟自由;你既有選擇與誰集會的政治自由，也有選擇與誰進行貿易活動的經濟自由;你既有選擇優質的、撤換不稱職的公共事業提供者的政治自由，也有選擇精湛的、剔除不合格的私人服務的經濟自由。 」

發展國際援助，一旦變成一項事業，也難免變得日漸體制化，或者說，變為一門生意。伊斯特利的做法，勇氣類似說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小孩，其後果也很可能是相當於掀翻了整個桌面，很多人擔心，在潑出去髒水的同時，可能也將「孩子」一起倒走。

對於貧困應該如何做？不少人的觀點，包括國際組織以及薩克斯之類，總認為努力嘗試，總比什麼都不做強。對比之下，伊斯特利認為自己不是探討「我們應該怎麼做才能終結貧困問題」（又黑了一把薩克斯），他也無意為救援人員及慈善家撰寫指南，他強調行動源於原則和理解，他希望重新釐清討論發展的原則，他警告錯誤的行動同樣很危險，一旦失敗，甚至可能造成更嚴重的冷漠和幻滅感。

作者為青年經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