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孤寒與資本嗜血，這就是殘酷的現實

本文須特別感謝和米資本管理合伙人谷懿、高榕資本創始合伙人岳斌以及天鷹資本高級投資經理張偉哲提供的支持。

近年來，科技創業的浪潮愈加澎湃，各類巨頭、精英裹挾著貪婪的資本洶湧而至，那陣勢就彷彿開啟了人類又一次科技大爆發的加速器。難怪連谷歌創始人LarryPage也宣稱，「死後會將數十億的財產捐給像ElonMusk這樣的科技狂人來改變世界，也不願將錢捐給慈善組織。」雖然資本對科技的青睞態度愈加明確，可其中是非利弊仍是混沌一片，這持續而瘋狂的財富盛宴對科技本身來講到底是福是禍仍未可知！

受資本掣肘，醫療尋求突破

癌症頑疾已經困擾了整個醫學界很長時間，到現在為止都沒有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我周圍的朋友、同事、親人，包括我的媽媽，他們有一個共同點，曾身患癌症，痛苦不堪，在過去的幾年之內相繼去世。」MIT的金融學教授羅聞全（Andrew W. Lo）在承受著失去朋友和親人的痛苦的同時，也在探索新的癌症解決辦法。這一次，他嘗試動用金融的力量來攻克這一難題。

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一個共識就是隨著人類知識和技能的提升，我們就能克服更複雜、更棘手的問題，但在生命科學領域，這一邏輯似乎行不通。

現在的疾病防治和新葯研製往往需要花費幾年的時間、上千次的臨床試驗以及數以百萬計的資金，最後得到的結果往往還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這麼高的風險自然會使資本望而卻步，如此不斷的惡性循環下去，就會使得早期的醫學研究面臨越來越多的麻煩，投入的經費更加捉襟見肘。

十億美元的研發投入所產出的藥品種類呈遞減趨勢

事實證明，創新發明是風險最大的一件事情，而恰恰投資人最討厭的就是風險。一家醫藥公司的CFO曾直言：財務狀況對公司業務起到的不是「影響」的作用，而是「驅動」的作用，可見資本的力量有多麼大！也正因此，羅聞全教授對這一現象的總結就是「藥物研發越來越困難，風險越來越大，資本投入越來越少」。一切都在暗示技術開發對資本的依賴日益增強。

那麼生命科學難道就真的前途渺茫了嗎？事實恐怕並沒有這麼簡單，根據風險收益數據顯示，以輝瑞為代表的醫藥企業的累積回報要遠高於國債和股市，一旦成功就意味著巨額的財富。

例如，一項普通的醫學研究需要兩億美元，周期十年，十年內投資者得不到任何收益，但在十年之後，你就有5%的機會獲得123億美元的回報。

美國國債（綠色）、股市（紅色）和輝瑞公司（藍色）收益對比

而羅聞全教授正是看到了這一關鍵點，因此他試圖突破令投資者舉棋不定的高投資、長周期、低成功率等阻礙，進行一次創新，將擔保債務憑證（CDO）的模式引入醫學研究，加快從理論研究到臨床應用的進程，同時可以與投資人共同分享收益。

為了進一步實現「金融降低風險」的目標，羅教授成立的megafund基金同時投資了150個生命醫學領域的項目，這總共需要300億美元資金。但重要的是，有98%的機會使3個以上的項目成功，而僅僅這3個項目在十年以後的回報就高達370億美元。而megafund也將由世界頂級的生命科學領域專家和投資人進行管理。

關於這一變革金融的嘗試能否成功還有待時間的檢驗，羅教授所面臨的麻煩並不是偶然現象，更多人也和他一樣尋求解決資本風險和技術發展之間矛盾的辦法。

而我們也將這一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深入淺出的剖開，步步探尋答案。

擁抱資本就能成就傳奇？

同樣是在生物醫藥領域成績斐然的MIT教授羅伯特·蘭格（Robert Langer）在對待上述矛盾的時候所做出的反應跟羅教授可是截然不同，蘭格與資本之間始終保持著緊密的聯繫，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他的成功。

羅伯特·蘭格（Robert Langer）

首先，必須要承認，蘭格是一位傑出的科學家，他被認為是組織工程和藥物釋放研究的先驅，被《福布斯》等媒體評為全球生物技術領域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早在43歲（1991年）時，便已集齊美國三大科學院院士（美國科學院、工程院和醫學院）頭銜。

時至今日，他已發布了1200多篇文章（據谷歌學術，他是史上被引次數最多的十位科學家之一），擁有400多份專利授權（加上在申請的共1000多份）以及220多項獎項（其中包括被譽為「工程學諾貝爾獎」的Charles Stark Draper獎）。

蘭格也曾和其他科學家一樣，走正常的科研道路，但正是一次「缺錢」地窘境使他改變了人生軌跡。蘭格自己在一次演講中稱，他剛開始任教的時候，申請研究經費非常不順利。搞化工的認為他做的不是化學，搞醫學的認為他不懂醫學。迫於無奈，他轉向了產業界，依靠轉讓專利，從一家製藥公司拿到了第一筆研究基金。

那時的科研界認為，科學研究必須遠離產業界以保證自己的「純潔」，但是產業界卻給了初出茅廬的蘭格「第一桶金」。

自那之後，他與投資人便維持著密切聯繫，而且，他們之間有著極其高效的合作模式：每當蘭格有了什麼可以開公司的想法，他就會給風險投資公司Polaris Venture Partners的特里·麥克格雷（Terry McGuire）打電話。

經過討論之後，後者便為他或他的學生提供資金。單是這種簡單直接的方式，他們就已經建立了17家公司，包括1999年以1億美金賣給Alkermes的Advanced Inhalation Research，於2004年完成IPO的Momenta Pharmaceuticals，以及2005年以2.3億美金賣給強生公司的TransForm Pharmaceuticals等等。自1987年起，由他發起、或與他的學生和博士後共同創辦的生物技術公司及醫療器械公司已經多達26家，其中多家已經在納斯達克上市或被強生等巨頭收購。

隨著名氣越來越大，慕名而來的優秀學生和博士後越來越多，圍著他和他的學生轉的投資人也越來越多，為他提供源源不斷的研究資金和創業投資。久而久之，與蘭格相關的科技企業便越來越多，逐漸形成了一棵「蘭格企業樹」。如果蘭格的技術最終都能走向成熟，全球將有超過10億人因此受益。

羅伯特·蘭格通過與Polaris合作建立的17家創業公司，方格裡面的數字是公司所提供服務可以惠及的潛在病人數量（單位：百萬）。

然而，一切雖然都貌似進行得無比順利，但在資本不斷熱捧之下，事情開始變得越來越艱難。即便蘭格本人已經是這方面的專家，非常清楚何時何處什麼技術可以商業化、找誰來幫助商業化、融資結構如何設計，他也多次在多種場合舉辦創業講座，可是他的公司並不總是成功的。

商業的運作或許可以加速，但科學有著它本身的規律。以新藥物研發為例，從論文開始到最終批准上市，大致需要耗費10-15年時間和10-15億美金的支持。期間，多達90%的項目將會因為療效不穩定、技術不安全等原因在漫長的試驗周期中夭折，而這時，錢已經燒掉了。

舉例而言，在蘭格的公司中，BIND BioScienses成立於2012年，公司採用新的納米技術向腫瘤靶向輸送藥物，備受投資人青睞。然而，成功上市之後，臨床效果並不理想，股價並不令人滿意，直到今年5月份，BIND BioScienses宣布申請破產保護。

另外一個例子是InVivo Therapeutics，其主要專註於脊椎修復，也已上市。然而，面臨著客戶群太窄、FDA批准臨床試驗例數不多、安全性存疑等問題。

其他公司，即便看上去融資一直很順利，也遲遲無法盈利：畢竟，這些公司都太年輕，有些技術連進行臨床試驗的階段都還沒有到。

藥物、治療手段的研發需要大筆的經費。然而，即便已經熬到了最後的第三期臨床試驗，項目仍然面臨可能下馬的風險。長達十餘年的研發周期中，只有十分之一的項目可以堅持到盈利的那一天，這還是在極其樂觀的預估之下做出的判斷。而對於這些只能由技術本身決定的事情，資本可以做的非常有限。

與此同時，另一個尷尬的問題也在困擾著蘭格。蘭格系公司較為成功的生物醫藥創業企業，關注的主要是可以帶來豐厚回報的項目：癌症、心臟病、糖尿病甚至是皮膚緊緻的美妝產品。而一些更為重要的項目如對抗生素的開發、研究治療發展中國家因醫療條件差而廣泛存在的肺結核、瘧疾等疾病的藥物等卻因為利潤空間小、看不到回報而被無情忽略。換句話說：公司的主要業務並不包括「窮人病」。

除蓋茨基金會這樣的公益性基金以外，瘧疾、肺結核這樣的「窮人病」很難得到一般資本的青睞

當然，明知公司的做法是為了順應資本的需求，我們也不能責怪資本的無情，畢竟資本的目的是為了盈利，投資科研也是為了新技術開發所可能帶來的巨額回報，順便推進了人類社會發展只是副作用。

這也會導致一個怪相，即科研中可以獲利的項目受到了資本的青睞，在資本的幫助下快速、甚至過快成長。許多科學家在申請經費的時候，不得不生拉硬扯自己的技術可能的應用前景。這也證明純粹為了探究世界奧秘的科學研究的騎士精神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突破轉化瓶頸，技術與資本的持續博弈

全球範圍內的科技領域的投資近幾年一直處於一個加速的狀態，根據Tech in Asia公布的數據，以中國為例，科技領域的投資總額在2015年達到了360億美元，較之前一年的113億美元漲幅達到217%。而和2010年的8.9億美元相比，更是增長了40倍。

但一般來講，真正能為工業界帶來巨大價值的技術，往往是那些出現在實驗室、前所未有、具有顛覆性的技術，典型的例子比如：斯坦福大學授權給雅馬哈的FM音樂合成技術、給奧林巴斯的超聲顯微鏡技術、給通用電氣的計算機輔助斷層攝影技術，以及MIT授權給索尼、松下、三星、LG、摩托羅拉等公司的數字電視技術等。

市場的問題就在於很難在早期作出判斷和量化這些技術的價值。

和米資本是矽谷一家專門致力於深度學習、無人駕駛、人工智慧等深科技領域的新銳投資機構，我們針對上述提到的問題和矛盾，與和米資本管理合伙人谷懿進行了深入探討。如果一項技術很有價值，但在未來幾年內商業化應用並不明朗，可能遠超過投資預期時，投資機構或投資人是否會選擇投資這項技術？

谷懿給出的答案十分中肯且明確：「商業就是商業，一定是以利潤為前提，如果是純粹的科學家進行技術研究的話，那最好在大學的實驗室里。當然，如果這項技術最終成熟，走出了實驗室，可以被真正應用起來的話，我們會考慮投資的。」

谷懿還就這一問題舉了一個太空創業的例子加以闡釋，她說：「最近幾年成立的私營太空公司有很多，但實際上美國整個航天投入中有超過50%是來自政府的，政府的支持對這個盤子的做大有很重要的作用。很顯然，VC很多時候對這些項目就無能為力，可能會失敗。我們要扮演的就不是NASA的角色，在投資深度科技的項目的時候，我們要考慮如何讓投資人的價值最大化。」從資本的角度來講，谷懿的看法十分透徹，也說明了事實。

如此一來，當科技創業者尤其是高校教授在進行技術轉化時就普遍得不到資金的支持，他們不得不依託院校自身的力量，轉變思路，努力實現技術商用的機制。

以MIT為例，該校設立了專門機構技術授權辦公室（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 TLO），來負責將學校的專利授權給產業界。於是，這樣就產生了一種主動將早期技術推向市場的機制，從而降低了資本和企業因專業知識不足而錯失將某些重要技術商業化的幾率。

下圖為2002-2012年十年間由MIT TLO幫助落地的技術型初創公司的技術轉移成績：

大學作為技術型創業公司的最主要源頭之一，其實也一直在探索如何扶植校園創業。目前來看，大學的努力還是富有成效的，很多頂尖院校甚至成立了專門的風投基金。斯坦福大學、紐約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等，在過去幾年都紛紛成立了投資基金來支持學生創業。拿北卡大學為例，全校的風投基金規模約為2.5億美元，應該是現在全美最大的高校風投基金。

除此以外，MIT等頂尖院校已經普及了創業教育課程，教育師生們在最開始就要賦予自身除了教學、科研之外的「第三任務」：商業視野。院方也希望藉助這一手段拉近師生與市場的距離。

總之，技術在向市場轉移的過程中，資本的橋樑作用越來越明顯。但資本天生是逐利的，而某些領域的新興技術商業化又是漫長的過程，絕不是簡單的從0到1，兩者的矛盾天然存在。或許只有將商業邏輯融入科學研究之中，才能夠解決深科技領域技術早期投資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

面對深科技早期商業化的不確定，資本會如何考量？

在某些深科技領域，DT君已經看到國外高校和技術研究機構在尋求技術商業化上做出的各種嘗試和對接，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合理的擁抱和引入資本是推動某些深科技快速發展的有效方式。

然而，並非只有他們意識到在技術早期階段吸引投資所面臨的困惑，如果站在投資人角度看待這個問題，情況又是怎樣的？

風險較高、難以清晰看到短期內的商業應用、投資預期較長等等問題，都是投資機構在涉足深科技領域投資時最切實的考慮。谷懿在訪談中直言不諱，他們的確會考慮何時是介入某項深科技項目投資的最好時期，可能並不會選擇在某項技術最開始的階段介入，比如當該技術已經呈現出比較廣闊的用戶基數和市場增長空間時，他們會果斷、迅速的投資。

對於谷懿來說，「四到五年是她能接受的比較理想的投資周期」，面對深科技領域的快速進展和迭代，他們在判斷技術投資周期時會盡量縮短至四到五年。

在深科技領域投資上，投資人或投資機構的確會考慮到技術投資周期的問題。作為國內一家新銳投資機構，天鷹資本在投資諸如人工智慧等新興技術領域時，通常會有一個投資期限的考慮。天鷹資本高級投資經理張偉哲表示：「三到五年基本上是我們在投資技術領域時一個期限的考慮。」

他同樣提到，在碰到新技術投資項目時，他們並不會盲目跟風，而是謹慎觀望，「如果某項技術還不具備明確的未來應用場景，商業化應用不明顯，我們暫時不考慮投資。」

投資人對於投資周期的考慮一方面是因為深科技領域早期投資的不確定因素，而另一方面可能也會受限於投資基金本身的性質。張偉哲說，如果是人民幣基金性質的，本身基金的周期較短，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限制投資機構在投資技術領域時的方式，並且對LP的考慮有時也會對投資期限產生影響。

另外，其實商業資本和產業資本的差異有時也一定程度影響投資人判斷是否要長線投資某項新興技術。

然而，投資人的考慮可能遠不止於此。實力雄厚的高榕資本掌握著3支美元基金和3支人民幣基金，在AI、可穿戴設備、深度學習等技術領域初創期的投資上有著多年深耕和布局，並且已經有許多成功的投資案例。

高榕資本創始合伙人岳斌表示，在深科技領域，對於早期風險投資來說，不用過多考慮投資期限的問題。如果一項技術本身很有價值，即便這項技術短期內並不能商業化，他們仍然會考慮在技術的早期階段介入，並進行長線投資和長遠布局。

岳斌對於技術商業化的過程有著不同的見解：「技術商業化的過程其實不用太著急，商業化分為兩個層面考慮，一方面是技術慢慢應用起來後，肯定能獲得財務上的回報；另一方面是，技術在積累和發展的過程中所形成知識產權，的價值也是非常大的。」

相對來說，在投資深科技領域時，岳斌會更多考慮技術團隊的實力、綜合素質、學習能力和獨特的品味。除了對技術本身的價值判斷外，岳斌認為，投資人面臨更多的考驗是，對行業的判斷，「投資人要能判斷這項技術的潛力到底有多大，門檻有多高。」這可能要求投資人在技術領域內有很深的積累和很強的學習能力，才能夠在深科技早期投資階段有更多把控和判斷，如果是這樣，他認為前面討論的矛盾問題可能就不是問題了。

谷懿也認為，投資人在技術投資的早期判斷能力很重要，「不僅要看技術創始人，還要看這家創業公司的未來可增長的方向。」她坦言，尤其在深科技領域的早期投資上，投資人有時就像坐過山車，「既要有足夠的樂觀精神，也要考慮到一切可能的風險後果，沒有絕對的準確」。

不同的投資機構在投資深科技領域項目時所做的考慮，以及所使用的思路和方式雖然不盡相同，但他們對技術的商業化、技術與資本之間的關係卻有著較大的默契。投資人絕對不是「甩手掌柜」，創業團隊需要的不僅僅是資金支持，投資人還要能夠與被投資的團隊形成互補和契合，儘力幫助他們在技術商業化過程中共同解決可能的各種問題。

因此，在面對同一個項目時，不同的投資人考慮的事情以及最後做出的選擇可能是不同的，這是一個風險與收益權衡的過程。但可以肯定的是，資本都是要在滿足可承受風險的前提下，實現回報的最大化。

資本逐利當然無可厚非，也的確在有些技術走嚮應用的過程中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當今科技發展得非常迅猛，在某些深科技領域，大量處於早期階段的高價值技術仍然沒有能夠真正得到資本助力並成功實現廣泛的商業化應用。」

岳斌表示，「然而，在這些領域裡一定會有許多可以改變世界、造福人類的偉大技術正在萌生、發芽。」那麼，這些深科技技術又該如何通過資本助力才能最終發揮其改變世界的偉大夢想？這個問題還有待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