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四句話撬動中國千年管理壁壘

提起范仲淹，大多數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一千古名句。然而細觀范仲淹，深入品析其思想世界，隱約間，你會看到儒家管理思想正蜿蜒曲折地向你走來。

提起范仲淹，大多數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一千古名句，彷彿他這種憂國憂民，心繫天下的情懷使其揚名立萬。然而殊不知，從管理學角度來看，他對後世產生的影響更具有深遠的意義。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每當讀到這句話時，很多人都會被范仲淹這種博大的情懷所感動，為其視天下為己任的豪情所感慨。細觀范仲淹，深入品析其思想世界，隱約間，你會看到儒家管理思想正蜿蜒曲折地向你走來。

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後人論及范仲淹，往往稱道他的操守和事功。但從管理思想角度看，范仲淹的重要性並非在直言進諫、抗擊西夏、主持新政這些方面，而是在他確立的士大夫精神方面。

所謂士大夫精神，是孟子的大丈夫精神與治理天下之志的結合。孟子曾經強調，普通人的思想與態度與其物質產業相匹配，「有恆產者有恆心」；只有那些德行修鍊達到一定高度的士，才能不依賴於產業支撐而成為社會中堅。「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范仲淹則把這種思想推演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且強調士大夫以憂患意識為主導，「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無論在朝還是在野，都要胸懷天下；「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這段話，說明了士大夫的擔當和責任，所以膾炙人口，千古傳誦。思孟學派在修身方面弘揚了儒學的基本精神，而且為由修齊到治平構思出德治仁政的思想路線，但沒有提供由修齊到治平的操作路線。所以，漢代以後，獨尊儒術更多的是一種思想上的指導。到了范仲淹，則變為一種行為上的踐履。可以說，范仲淹是儒者從政的提倡者。

這種從政已經不再是從五經中尋求答案，而是要追求士大夫的自我實現。這種自我實現不再局限於儒者個人，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擔當。所謂從政，不僅在廟堂，而且在江湖。也就是說，以天下為己任，不僅僅是一種職責，更重要的是一種人生使命。

憂國愛民，心懷天下，「進則持堅正之方，冒雷霆而不變；退則守恬虛之趣，淪草澤以忘憂。」（《潤州謝上表》）「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謝轉禮部侍郎表》）錢穆認為，這是一種時代精神，被范仲淹呼喚出來，此即他的偉大之處。同孟子的「夜氣」「浩然之氣」相比，孟子所說的大丈夫，是儒者個人意義上的大丈夫，而范仲淹則把其變成了社會意義上的大丈夫，由此打通了修身到治國、內聖到外王的踐履通道。

在士大夫的養成上，范仲淹重視名教。他曾教導青年張載放棄抗擊外敵的追求而去讀《中庸》，理由是「儒家自有名教，何事於兵」？他曾讚頌東漢嚴光「大有功於名教也」。今人言及儒學名教，多持批判角度。而范仲淹所說名教，無非懷仁抱義，尊禮貴德，以誠立人，弘揚三綱五常。「道從仁義廣，名由忠孝全。」朱熹認為，在學問上，范仲淹粗放而不精密，但在風氣上，范仲淹「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

二、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

范仲淹治理國家的基本思路，見於他的「四論」。在《帝王好尚論》中，他並不贊成老子主張的無為，認為帝王是天下的表率，所以其好尚關係到政風民俗。「聖帝明王豈得無好，在其正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為正，故能天下歸心；桀紂秦隋，所為不正，故招喪亂之禍。在《選任賢能論》中，他強調「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選人之道應當遵循孔子的四科（德行、政事、言語、文學），重俊義，斥柔訥，勿使英雄失望於時。在《近名論》中，他反對老莊的養生保身，主張弘揚儒家名教，以激勵天下之忠臣烈士。在《推委臣下論》中，他主張強化君權，委政大臣。

關於君主與大臣的關係，是范仲淹最上心的問題。他認為，君主離不開大臣輔佐，然而重用大臣又可能導致君權旁落，所以在君臣關係上必須做到「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

凡是治理國家的內政外交、文治武功、蒞民治事、上下庶務，都屬於人臣之職，均可委任臣下辦理；凡是「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都屬於人君之權，必須由帝王親掌，絕不能委給臣下。

按照范仲淹的這種思想，執行權乃至決策權均可委之大臣，但清要雄劇之職的用人權、組織制衡的職能配置權以及組織運行的監控權，一概歸之君主。皇帝之下的國家治理系統，以宰輔（文）和將帥（武）為主體，以御史監控整個系統，以京尹管控核心區域，以有司分理金谷刑法，以州縣教化黎民百姓。而君主則掌握不同類型的人才儲備，區分宰輔人才、顧問人才、諫諍人才、將帥人才，然後恰當使用。用人大權獨攬，庶務小權分散。「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在這些方面，范仲淹並未超出前代儒者的思想水平。

三、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

范仲淹和歐陽修，在儒家強調的諫諍方面不愧為出色的代表，他們二位為人的正派，意志的堅定，儒學修養的深厚，加上宋朝對台諫的重視，政治環境的寬鬆，使他們的諫諍行為垂範史冊。如果說，唐代魏徵的進諫和太宗的納諫，還屬於小心翼翼的政治改良，那麼，宋代范仲淹和歐陽修等人的強諫，則已經形成大張旗鼓的習慣性制度。史稱「嘗考宋之立國，元氣在台諫」（《宋史》卷390論曰）此時的諫諍，已經成為政治體制的組成部分。而言諫的榮耀，既要立足於諫官的個人品質，又不僅僅來自於個人品質。儒家的批評者角色，已經被職業化制度化。

歐陽修自己稱，為官「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不妨說，儒家的道統傳承，在宋代的台諫中有了淋漓盡致的表達，並且以近乎嚴苛的眼光審視著政統的正當性和治理的合法性。

在體制建構上，皇帝與宰執的互動，構成政務決策系統；台諫對宰執的制衡，構成決策檢驗系統；台諫對皇帝的進言，構成決策糾錯系統。台諫與宰執之間的張力，形成中國特有的權力制約。皇帝以任免兩部分官員的權力，調整這種張力的大小和方向。這種話語權和行動權之間的制衡體制，正是儒家道統與帝王政統互為作用形成的。

順便指出，從南北朝以後，中國的監察制度就形成了「風聞奏事」的傳統。史稱御史台「舊制但聞風彈事，提綱而已」。注曰：「舊例，御史台不受訴訟，有通辭狀者，立於台門，候御史，御史竟往門外收采。知可彈者，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通典？職官六》）可見，所謂風聞奏事，並非沒有根據，而是略去舉報人姓名的一種保護方式。即便是道聽途說，也應當有確切來源。

很多人都把風聞言事作為台諫可以言事不實的證據。王安石就是這樣理解的，他說：「許風聞言事者，不問其言所從來，又不責言之必實。若他人言不實，即得誣告及上書詐不實之罪。諫官、御史則雖失實，亦不加罪，此是許風聞言事。」但言事不實是否加罪，要根據具體情況。在宋朝鼓勵進諫的情況下，不加罪意味著朝廷寬大，而不是允許捕風捉影。批評可以有誤，但彈奏官員必須有據。

四、微斯人，吾誰與歸

范仲淹、歐陽修的治國實踐中，真正遇到的難題是朋黨問題。人們往往只讚揚《岳陽樓記》的士大夫精神和社會責任擔當，而忽視其結尾的「微斯人，吾誰與歸」之反問。修齊治平，修齊可以獨行，而治平則須群力。

在儒家思想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處理人際關係的金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則有可能存在障礙。從邏輯上講，立人達人，必須以立人者和被立者、達人者和被達者在「立」與「達」上認知一致為前提。如果「立」的標準不同，「達」的方向各異，那就很有可能甲認為是立人，乙認為是害人；甲認為做出社會貢獻才是達人，乙認為自己榮華富貴才是達人。一旦「立人」和「達人」的認知對立，那麼行為衝突就在所難免。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朋黨問題才在宋朝頻頻出現。

平心而論，仁宗在古代算是比較開明的皇帝，然而，當仁宗拒諫時，按照儒家學說，他就被貼上了「昏君」的標籤。早期儒家孔子和孟子在統治者那裡不斷碰壁，這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宋朝，出於對皇帝權威的維護，大臣同皇帝的衝突不難解決，儒學的熏陶使大臣做好了自我犧牲的準備。但是大臣之間的衝突就不一樣，較為極端的儒者，會把與自己價值觀念不同的其他大臣都歸入奸佞而加以排斥；即便不是奸佞，起碼會歸入小人，而決不會把他們當作君子。

就以先後同范仲淹、歐陽修發生衝突的大臣為例，宰相呂夷簡儘管有種種不足，但是相比較而言把他歸入奸佞或者小人並不恰當，但在范、歐的言諫中，無疑是把呂夷簡劃入了敵對一方。更嚴重的問題在於這種衝突往往最後被小人所利用，旁生枝節，造成嚴重的內耗。即便是公認的正人君子之間，行為矛盾和認知不一也普遍存在。范歐二人與其他正人君子，如范與梅堯臣、歐與富弼，都有過不和與衝突。

言諫之外政務處理中的矛盾，何為可容忍的分歧，何為不能容忍的分歧，儒學並未給出確切標準和尺度。在理論上，技術分歧可以協商，而價值趨向分歧就無法接受。正是這一點，反映出儒家管理思想是一種精英學說，尚未解決群體行為問題。

儒家管理思想本來就隱含了改造和同化他人思想的內在邏輯。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實際上就充滿了改造小人的自信。儒學往往自信教化的作用，然而一旦教而不化，非強制別無他法。而儒學提倡的君子人格和大丈夫氣度，恰恰要求人不能隨風倒。正是這個環節，成為由內聖到外王的邏輯障礙。范仲淹倡導的士大夫精神，歐陽修主張的道義忠信，都未能消除這個障礙。范仲淹試圖用先憂後樂、歐陽修試圖用同心共濟，以取得最大公約數，這不失為一種思路。然而，當利益多元、價值多元成為社會常態時，這一思路在精神層面雖然可以鼓舞人心，而在實踐層面未免效果遞減。

實際上，范仲淹和歐陽修都已經覺察到了這一問題。他們並未從理論上回答這一難題，而是在實踐中摸索解決辦法，代表性事例就是范呂和解。范仲淹和呂夷簡死磕，兩人是否和解，至今在史學界有爭論。原因在於歐陽修為范仲淹所寫碑文中有「及呂公復相，（范）公亦再起被用，於是兩公歡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之語。問題是，范家後人刪去了這句話，而這一刪改據說又是韓琦審定的，富弼更反對歐陽修這樣寫。

歐陽修為此大怒，指責范家後人說：「此吾所目擊，公等少年，何從知之？」並託人轉告富弼，自己堅持不改，除非請他人重寫。蘇軾直言：范公身歷宰執後知行事之難，因而悔過，「二公晚年歡然相得」。司馬光也稱呂夷簡為長者，不念舊惡。如果從對朋黨問題的反思來看，范、歐二人，實際上是在試探政見不同者之間的求同路徑。

在整個宋代儒學向理學的發展過程中，正是因為朋黨之爭，導致理學由追求外王出發，落腳於追求內聖。這一思想演變軌跡，是由范仲淹發端。

追求外王，還有一個難題沒有解決，即皇帝的作用問題。儒家治國理念要付諸實踐，需要皇帝的支持；而皇帝權力的加強，又可能反過來排斥儒家道統對皇權的約束。對此，范仲淹和歐陽修都是強化皇權的支持者，在這一問題上，他們比唐代的陸贄退了一步。不過，他們並不是無原則地向皇權讓步，而是主張對國家權力加以分解，任用大臣權交由皇帝不可旁落，政務處理權交由宰執靈活運用，台諫對二者都有制約。了解范仲淹和歐陽修的管理思想，可以看出儒家管理思想在實踐中的曲折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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