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塔洛》理解為藏族電影，它是普世性的

我是在杭州的平行影展上看到《塔洛》的，之後萬瑪才旦導演問我能否寫一篇短文，於是重看。

劇情很簡單，是寫一個牧羊人為辦身份證而進城拍照，結果失卻了自我與身份的事兒。有感於拍照那一幕，受約翰·伯格的啟發，就寫了一篇名為《一種肖像》的文章。

在上海電影節上又遇到萬瑪，他送我一本短篇小說集，與《塔洛》同名。封底錄有法國維蘇爾亞洲電影節的頒獎詞，說影片「描繪了一個孤獨生命的肖像，他一無所有，即便如此，仍舊是至善至美的生命」。發現原來法國人想法也是一樣的。

十九世紀末，人們在埃及的法揚省發現了一些肖像。它們被希臘裔的埃及人畫在木乃伊的棺木上，描繪著主人生前的容貌。它們是殘存下來的最早的肖像畫。並且和我們熟知的側面輪廓式的埃及肖像不一樣，幾乎全部是正面的，「比之後兩千年的歐洲傳統藝術還要現代」。

這些肖像的功能，「是身份圖片——就像大頭照——讓死者隨豺狼神阿努比斯前往冥府。」埃及人認為死後的世界才是永恆的世界。肖像畫是他們在那個新世界裡的憑證。

豺狼神阿努比斯

《塔洛》的主人公去拍標準照，也是因為需要一個在新世界裡的憑證。作為現代社會的一員，他被動地接受這一事實。「有了身份證，別人才知道你是誰。」這是影片中派出所的多傑所長對塔洛說的話。對自我身份的探尋和反思一直縈繞著萬瑪才旦導演的這部作品當中。這是顯而易見的。

影片的開場是一個固定機位的長鏡頭，主人公塔洛一邊給布袋中的羊羔餵奶，一邊用誦經的語調背誦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這個場景近乎完美地同時展示出肅穆和荒誕來。正面中景的牧羊人塔洛，樸素的形象在嚴謹的黑白影調中，甚至有一份古典的神聖感。

這是一個警察局的內在空間，在電影中沒有出現它的外部視角，它處於什麼樣的街道上，有著什麼樣的現實環境，我們都不知道。換句話說，它雖然明顯是一個世俗的國家權力機關，同時也是高度象徵性的真空場域——它聯接著塔洛的自身與世界之間關係。

能用漢話流利地背誦著《為人民服務》，同時又站在毛澤東字體「為人民服務」的標語前——萬瑪才旦用一個儀式感極強的開場，展示了歷史遺留在塔洛身上的烙印、以及塔洛所身處於何種當下。

我們都看到鏡頭前的塔洛是一個沒有身份證、也沒有身份的牧羊人，天生的記憶力使他成為一個出色的牧羊人，但又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幾乎淡忘了——因為他腦後有根小辮子，而人們都直呼其為「小辮子」。

為了獲得身份證、也獲得身份，為了別人能知道自己是誰——儘管塔洛並不認為自己有這個需要——他必須進入鎮上的照相館，照一張標準照。為了拍攝這張標準照，他又必須除下帽子、理順頭髮、摘掉護身符，經過了有著輕微的象徵意味的一系列舉動，獲得了純潔而標準的形象，才能正式「成為」國家的公民。

塔洛坐在白色布景，正面對著鏡頭，腦後的頭髮不合時宜地凌亂。這是塔洛的肖像——或者說是「小辮子」成為塔洛前的肖像。當有人問我對影片的印象，我脫口而出的是「尊嚴」兩個字。我並不知道自己當時為什麼要這麼說。

儘管這部作品凝練簡潔而又寓意豐富，但似乎無關「尊嚴」（反而更像是在形容萬瑪導演的前作《老狗》）。但是，當這樣一幅肖像出現在銀幕上時，它是如此認真、親切。之後發生的，都是現實世界中的一切的一切對這幅肖像的塗抹與修改。

《塔洛》令我想起約翰·伯格寫的「法揚肖像」。他說：「他們雖然脆弱，卻表現出一種被遺忘的自尊。他們證實了，儘管一切的一切，生命永遠是一份禮物。」塔洛是個孤獨者、是個失敗者、是個迷失的牧羊人，但是萬瑪才旦並未讓這個人物籠罩在悲情之中，即使他最終迷失了自我，即使純真已被改變，即使他最後背向我們，我們也仍然看得到他身上的某種堅定。

我們知道，從進入照相館的那一刻起，塔洛的命運就此改變了。

照相館內是「外面的世界」的一種鏡像。或者說是幻象的縮影。當不同的布景拉開，坐在布景前的人就彷彿置身拉薩、北京、或紐約。（同樣的場景和意象也曾經出現在寧浩的初期作品《綠草地》中）。閉塞的邊陲生活與遙遠的廣闊世界之間的對照，這種方式是最直接、最強烈、也最有諷刺性的。

《綠草地》（2005）

為了拍出合格的標準照，塔洛被推進了女孩楊措的理髮館裡。那是一個進入「外面的世界」的入口。塔洛頻頻出現在理髮館的鏡子中。他就像隨身攜帶的、剛出生的羊羔一樣，好奇而無辜。他第一次知道有乾洗、第一次看到短頭髮的藏族女孩。他的不適應與情慾的誕生，開始讓他逐步迷失了。

《塔洛》是圍繞著一個人，如何為了獲得身份，為了「讓別人知道我是誰」，而最終丟失了原先的自我，最終「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故事。影片最具象徵意味的情節，無疑是他將從小留起的「小辮子」剪去了。

他的樣貌和名字都被改變了。小辮子成為了塔洛。而同時被改變的是，他從死記硬背的毛的文章中獲得的價值觀和道德感。他對自己是好人還是壞人，感到了由衷的困惑。

無疑，塔洛的故事這是一個悲劇。但這個悲劇超脫了與社會道德、國家體制的關係。在這個故事中，我們看見了塔洛的改變來自世界的誘惑、以及自身的慾望。這種誘惑與慾望是客觀存在、也是與生俱來的。這是個人與世界的衝突。

萬瑪才旦導演經常會被人問及是否強調自己的藏族身份，而他覺得「電影就是電影」。《塔洛》是對這種問題的最好的回答。塔洛的悲劇是普世性的。是一個孤獨者面對外面的世界時的必然。

影片之中，塔洛回到山間獨自生活的段落，是最令我訝異。他是如此孤獨而又如此深情。在黑夜裡，塔洛完全溶入風景。情節與對白都消失了，卻如此感人至深（俄羅斯學習攝影的呂松野展示了他高超深沉的技巧）。

是周遭世界、以及這個周遭世界之外的世界，重新塑造了塔洛。影片最終結束於塔洛燃放手中的炮竹。畫面之外的炮竹聲，無疑是一聲悲鳴。我們知道他再也回不到過去了。過去的塔洛已經死亡，電影嘎然而止，一切成為永恆。

就像約翰·伯格通過對兩千年前的「法揚肖像」的評論告訴我們的那樣，萬瑪才旦通過塔洛這個人物也告訴我們：消失的不僅僅是塔洛的自我——只是對塔洛的同情和遺憾是不夠的，因為那些是註定的——還有「這個時代失落的東西」。他讓我們意識到，失落的正是我們共有的。這是《塔洛》這幅深情而莊重的肖像的真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