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麵包青天：看包拯如何痛斥北宋冗官弊端

包拯廉潔公正、立朝剛毅，不附權貴，鐵面無私，且英明決斷，敢於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師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後世將他奉為神明崇拜，認為他是文曲星轉世，由於民間傳其黑面形象，亦被稱為「包青天」。

包拯（資料圖）

在中國，無人不曉包拯。包拯執法嚴明，鐵面無私，剛直不阿、公正廉明的「包青天」形象流芳百世。翻讀史書，記載最多的是包拯治理開封府的事迹：敢於懲治權貴們的不法行為，堅決抑制開封府吏驕橫之勢，及時懲辦無賴刁民，以致民間流傳「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的民謠。其實，史書也還記載著包拯「寬民利國」的經濟思想。包拯在歷官三司戶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間，先後出任京東、陝西、河北等路轉運使，每至一地，都以減輕民間負擔、改革弊政、發展生產為己任，在經濟方面做了許多利國益民的事情。然而，史書卻很少記載包拯對於官僚機構臃腫、冗員泛濫成災，導致盤剝百姓，民不聊生，社會腐敗的尖銳抨擊及其卓越的政治遠見。

近讀史書，見記載有《包拯集·論冗官財用等奏》上的一段文字，猶似醍醐灌頂，大受啟發。

包拯在任開封知府之前，只是諫院的一名普通官員。但當時他就敢於仗義執言，上疏朝廷，痛陳弊政，為民請命。包拯在這篇上疏里列舉了官僚機構龐大，各級冗員繁雜，財政來源枯竭，人民不堪重負等嚴重現象。

他指出，宋真宗景德、祥符年間，天下文武官員總計9785人，可是，當朝(宋仁宗嘉佑年間)朝廷內外官員總數已達到17300人，(據《宋史-地理志》記載，北宋大觀三年人口約11，275萬。由此推算，嘉佑年間人口不會少於1億，這樣估計，當時官民比例約為1:5500)這還未統計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及守選人等，官員增加了一倍多!他回顧歷史說，唐堯、虞舜時代，官員只有百人，夏商時官吏增加了一倍;周代設立六官，官員及部屬逐漸增多。秦始皇統一六國後，設立郡縣制，設立三十六郡，郡下設縣，於是官員大量擴充。到漢、魏以及隋唐，官員更加繁多。接著，他筆鋒一轉，指出前朝「雖設官浸多，然未有如本朝繁冗之甚也。」

那麼，這麼多的繁官冗員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呢?包拯指出：除了朝廷命官之外，一是「台寺之小吏」，即御吏台、大理寺、中書監等各官府所設的下屬機構中額外增加的官吏、衙役。二是「府監之雜工」，即各官府為自己辦事方便而增加的勤雜官員。三是「蔭序之官」，即因祖上做過官、立過功而受封的家屬子女，或憑關係受照顧的親屬、官親貴戚。四是「進納之輩」，即用金錢或買或捐的官吏、衙役等等。同時，國家每三年舉行一次科舉考試，每次也要錄取一千餘人。

北宋冗官現象有其封建王朝的制度共性，也有其時代特性。北宋前期，在統一國家過程中，採取「偽署並仍舊」的辦法，同時為加強中央集權，在保留後周舊機構的基礎上又增設了一些平行的新機構，使之互相牽制。這樣，就形成了「一官而數人居之，一事而數人治之」的現象。結果，一是造成官名與實際職權不一致，因而職責不明，上推下卸，互相推諉，政事淹滯;二是造成機構繁複，彼此牽制，導致重床疊加，閑官過多，效率低下惡果;三是造成冗官冗費，耗竭財力;四是造成寄祿官制度混亂，這種與前代風格不同的品秩制度，職事分離，使得庸碌腐敗的官員大增。

面對種種官制痼弊和財政窘困的局面，自真宗朝以後的歷朝有識之士，大多上奏要求「去冗」、「減費」、「裁官」。尤其到了仁宗以後，問題已成燃眉之急。當時，不少「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子和官員，紛紛上書朝廷，要求改革症弊。范仲淹就向仁宗條陳十事，主持「慶曆新政」，革新吏治。包拯，也是強烈要求改革弊政的一名有識之士。

包拯在這篇上疏里不無憂慮地指出，現在，全國有州郡320個，縣1250個。按照定額用吏不過五六千人，現在已經超過三倍多。「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乏哉!」吃國家俸祿的官吏日益增多，耕種田地的人一天比一天減少，造成國家財用、老百姓物力更加匱乏。現在國家每年的收入比前朝增加了一倍多。而且，先祖時國家所徵收的稅目只是實物，後來收取賦稅時將實物折算為錢，這樣，稅戶在常稅之外增加了五六倍的賦稅。包拯痛心疾首地大聲疾呼：「重率暴斂，日甚一日，何窮之有!」「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輸者已竭，取者未足，則大本安所固哉!」稅率本已很重，再加上官府橫徵暴斂日益嚴重，且沒有止境。土地不會增加，納稅的老百姓已經一無所有，而官吏冗員多，所耗用度就多，長此以往，國家的根基能安定穩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