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初朱元璋的「禁海」開始，該項政策時緊時松，沿海百姓為此苦不堪言。同時，在對走私、海盜的強力鎮壓的過程中，許多有識之士明白了問題的所在，在隆慶年間海禁政策終於有了鬆動。其實，早在這之前的1564年，一份奏章上面的觀點就引起了嘉靖皇帝的注意。

大概意思是說：自倭寇犯我東南沿海之後，臣等雖奮力剿滅但成效不彰。其原因就在於，海邊居住的百姓不出海就沒辦法生存，海外的國家如果沒有中國的絲綿帛錦等產品幾乎無以立國。我們守衛邊疆越嚴，他們對中國產品的渴望就越甚。私下交易由此便產生了，如果私下交易不能實現，那麼就只好搶了。古人曾說，掃除壞的東西就如同掩埋鼠穴，需要留一個，如果都堵死了，那麼處處都會被咬壞。

嘉靖皇帝放下奏章之後，思考良久。他知道譚綸說的確實有道理，處處防等於處處沒有防。然而，他卻不敢主張開放禁海。嘉靖皇帝知道自己的名聲不好，24年前一群宮女差點兒要了自己的命，而如今全天下的百姓幾乎都在盼著自己死。即使這項政策是正確的，在他手中開始恐怕仍然會引來眾人的不滿。因此，倒不如留給自己的繼承者讓他來解決，以博取萬世好名。

三年後，這位雖然極有政治手腕卻無治國才能的嘉靖皇帝死了，民間歡呼雀躍。繼位的隆慶皇帝也就是後來的穆宗皇帝朱載垕登上了歷史舞台，儘管他在位僅僅六年，卻博得了後世的好感，他的一系列治國新政，被後人稱為「隆慶新政」。在福建官員的建議下，隆慶決定在月港設立海澄縣，施行「開放海禁」政策。他不僅讓海疆獲得了安寧，在他的支持下，「隆慶議和」後的北部邊疆也獲得了安寧。

在嘉靖年間，明帝國的走私經濟形成了四大基地：澳門、福建海滄、浙江雙嶼、福建月港。

之所以選擇月港，那是因為1557年包括倭寇在內的各方走私者以及海盜勢力曾經大鬧月港，月港是當時中國最大的走私基地。沒有辦法，福建巡撫譚綸只好招撫這些海盜，並在月港設海防同知，將靖海館變更為海防館。到了1576年月港開放海禁之後，月港的收入大增。

月港開放實際上是將走私變成合法，它有三大好處：防止給國家尊嚴帶來傷害；將走私流失的稅收予以收回，充實國庫；防止內陸商品大批流向國外。

凡是想出海的商人，必須首先要在自己的戶口所在地開具證明信，即「保結」，主要內容是這個人是商人，是好人，要去進行海外貿易；然後向所在地省市政府（道府）提出申請，得到批准後由海防機構發給船引，即通行證。

當然，這也是官方的紙面上的操作程序，實際上，只要有牙商（中介商人）、洋行（專門經營海外貿易的機構）出面作保，就可以申請到船引。船引需要填寫限定器械、貨物、姓名、年貌、戶籍、住址、嚮往處所、回銷限期（也就是多長時間內必須回來）等內容。船引需要海防官、府道備案，回國後雙方還要對照查驗是否按照船引行事。

緊隨其後就要繳納營業稅，即當時被稱做「引稅」。起初規定一張船引納銀3兩，之後上升到6兩。

政府還對出海船隻數量進行限制，起初每年船引總計50張，1575年增加到100張。

對外貿對象國也進行了限制。規定除日本以外，可以前往東、西洋，以婆羅國（今天的汶萊）為界，以東為東洋，以西為西洋。

月港開放只針對漳州、泉州兩地的商民，其他地區的海外貿易仍然被禁止。即使明朝政府如此限制對外貿易，小小的月港在稅收方面卻突飛猛進。

月港開放，名曰開放，實質上仍然是禁海，福建巡撫許孚遠曾一語道破其中的天機：「於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簡單地說，就是將無法控制和消滅的走私轉化為可以控制的公開政策。此政策使走私貿易在幾十年間得到了控制。

然而，因為月港開放只針對漳州、泉州兩地的商民，大部分人仍無海外貿易的權利，海盜、走私問題也就不能完全解決。因此，以鄭芝龍為代表的海盜兼海商兼官員為一身的人成為保衛明朝政權的最後一股力量。

鄭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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