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洲上將：信仰一旦崩潰，比不曾有過信仰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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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事實：比如，從大米中認識了石蠟，從火腿中認識了敵敵畏，從雞蛋中認識了蘇丹紅，從牛奶中認識了三聚氰胺。這種無道德是無信仰的體現，因為道德的源頭是信仰。正因此，信仰的重建在今天比物質的構建要重要百倍。

了解一個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這是一個民族的基因。基因決定了一個民族的特徵、發展和變異。要知道一個國家未來向哪裡去，可以先通過基因分析看看它從哪裡來。

中國的國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輝煌的。春秋時期，中國人性格陽剛勇武，思想燦爛絢麗，極富進取心也極富創造力，到處是慷慨悲歌俠肝義膽之士。與之相得益彰的則是直到今天仍令我們神往的諸子百家、洋洋大觀！那時的中國人是有信仰的。他們信仰的是中國傳統中最健康的東西，如信、義、仁等等。秦始皇之後，專制皇權大行其道，對人民一代一代進行奴化教育。被統治階級閹割後的儒學道統使得中國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權利不允許民眾樹立信仰與道德，因此成了一盤散沙。尤其是經過元、清兩個馬背民族的統治，中國人的血性幾乎被摧殘殆盡。你看看明、清的繪畫，很多是顏色黑白的山水畫，愁雲慘霧，給人一種凄涼壓抑的感覺。戴季陶說，日本最消極的「浮世派文學藝術」的畫中，都含有不少殺伐之氣。

二百多年前，一個叫馬戛爾尼的英國人到中國走了一趟，回去後，一針見血地說了一句話：「中國人沒有宗教，如果有的話，那就是做官。」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國後得出一個結論：「人心腐敗已達極點。」他提出，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分子」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這比政策失誤還要可怕。這也是甲午戰爭中國慘敗的最深層次原因。

不過，中華文明有一個特點：一旦遭遇外侮，就會迸射出自強之光。中國總是在接近谷底時獲得重生。甲午一役，中華民族走到了懸崖邊。一個人只有站在懸崖邊才會真正堅強起來。

一個民族也是一樣。斷了退路才有出路。最慘痛的沉淪造就了最輝煌的崛起。就在甲午戰爭發生四十年後，有一批中國人做出了這個民族近千年來不曾有過的壯舉。這個壯舉令世界震驚。這就是1934年紅軍進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國工農紅軍一掃甲午年間中國人的那種懦弱、麻木、貪生怕死，展現出來的是一種全新的精神面貌。他們是那樣英勇、大無畏，那樣藐視死亡和苦難。長征，被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比作猶太人出埃及、漢尼拔翻越阿爾卑斯山和美國人征服西部，他認為：「本世紀中沒有什麼比長征更令人神往和更為深遠影響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布熱津斯基說：「對嶄露頭角的新中國來講，長征的意義絕不只是一部無可匹敵的英雄主義史詩,它的意義要深刻得多。它是國家統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後東西的必要因素。」這支衣衫襤褸、面帶飢色的軍隊從中國南方出發時有八萬多人，到陝北時只剩下不到六千人。可正是這支軍隊，後來建立了一個強大的新生政權。僅僅四十年，他們應該還算是甲午同代人。他們怎麼會這樣？是什麼使他們改變得如此面目全非？——還是信仰。

馬基雅維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強大國家的首要條件不在於造槍炮，而在於能夠造就其國民的堅定信仰。」中國共產黨在當代最偉大的歷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國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這群有信仰的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走出了甲午戰爭失敗的陰影。抗日戰爭中，他們不僅徹底戰勝了日本侵略者，還在第二個甲午年到來之際，打勝了一場抗美援朝戰爭。這似乎是一個宿命。當年的甲午戰爭，因朝鮮而起。抗美援朝戰爭，又回到了六十年輪迴的原點，這一仗不僅挽回了中國軍人自1840年以來屢戰屢敗失盡的顏面，而且為民族復興提供了重要心理支撐點。

建國以來，特別是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國很多人包括不少共產黨人在內，信仰再度丟失了。信仰一旦崩潰，比不曾有過信仰更糟糕，就像文明一旦崩潰，比不曾有過文明還要糟糕一樣。有段子說，中國人從食品中完成了化學的掃盲。比如，從大米中認識了石蠟，從火腿中認識了敵敵畏，從雞蛋中認識了蘇丹紅，從牛奶中認識了三聚氰胺。這種無道德是無信仰的體現，因為道德的源頭是信仰。正因此，信仰的重建在今天比物質的構建要重要百倍。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今天反覆強調我們黨一定要重新找回初心的重大意義所在。精神一變天地寬。我們相信，一旦我們的黨員都有了真正的信仰，我們的人民都有了真正的信仰，中華民族的大氣象和大氣魄將再度顯現無疑。

本文節選自劉亞洲上將著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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