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本的影響最大的是中國古代的一門學問

中日兩國一直是一衣帶水的鄰邦，自古以來兩國之間便有著頻繁的文化交流活動，處於漢文化輻射圈內的古代日本很早便傳入了儒學。那麼，儒學是什麼時候、通過誰、怎樣傳入日本的呢？在中國現存的浩如煙海的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中對此卻沒有確切的記載，因此一般認為，對日本何時傳入儒學的研究，現在只能藉助於日本現存的古代史料。

據成書於公元712 年的日本第一部歷史和文學著作《古事記》記載：「品陀和氣命（應神天皇）在輕島的明官治理天下。……百濟王照古王遣阿知吉師獻牡馬一匹、牝馬一匹。……天皇又命百濟國貢獻賢人。於是，百濟國又派遣和邇吉師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成書於公元720 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書紀》也載有：「（應神天皇）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卯，百濟王遣阿直岐貢良馬二匹。……阿直岐亦能讀經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於是天皇問阿直岐曰：」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對曰：「有王仁者是秀也。』……乃征王仁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一般認為這兩則史料記載的是同一件事，即日本應神天皇十六年儒學通過朝鮮半島的百濟傳入了日本。

（千字文書法）

另據《日本書紀》記載，應神天皇死後，本應菟道稚郎子繼天皇位，但他卻推讓於異母兄大鷦鷯，其理由是大鷦鷯仁孝之名遠聞天下，且年長於己，故應由其繼天皇位。大鷦鷯則以父命難違為由，固辭不就。兩人互相推讓達三年之久，最後菟道稚郎子自殺以示其辭讓之誠。有人認為上述二人的這種做法是在效法《論語。泰伯》所載，中國西周時期泰伯與仲雍出走，辭讓君位於幼弟季歷的做法，這是儒學傳入日本後對日本人思想產生影響的有力佐證。他們據此斷定《古事記》和《日本書紀》關於儒學始傳日本的記載是基本可信的。

那麼，確切的說日本應神天皇十六年相當於公元紀年的哪一年呢？關於這個問題，學者們的觀點尚不一致。有人認為是公元285 年，也有人認為是公元405年，還有人認為是公元446 年。然而，問題是根據《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記載，王仁到日本時帶去的書中有《千字文》一卷。

《千字文》一書為南梁周興嗣所作，其成書時間當於梁武帝在位年間，即公元502 —549 年，如果《古事記》和《日本書紀》記載無誤的話，王仁到日本的時間當在《千文字》成書後的公元6 世紀，而上述幾種推測中最晚的公元446 年也是在《千字文》成書之前。這不能不令人懷疑上述幾種推測是否正確。但是，從日本現存的作於公元5 世紀的金文銘文中可明顯看出儒學對日本人思想的影響，這又說明早在《千字文》成書之前，最晚在公元5 世紀儒學已傳入了日本。不過，我們也不能因此便簡單地否定前引《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記載的可信性，關於這個問題也許有兩種可能。

第一、《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記載有誤，即王仁去日本是在公元6 世紀以前即《千字文》成書以前，王仁帶到日本的書籍中沒有《千字文》一書。那麼，當我們引證上述兩書的有關記載研究儒學始傳日本這個問題時，就必須首先對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考證。

第二、《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記載正確無誤，王仁去日本是在公元6世紀即《千字文》成書之後，王仁去日本時帶去的書中確有《千字文》一書，有關此事的記載，並非儒學始傳日本的記載，這是因為，在王仁到日本前、儒學早已隨著中日兩國的民間交往活動而進入了日本，並對日本人的思想意識和社會生活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前引《古事記》和《日本書紀》關於王仁去日本的記載，充其量不過是關於日本官方首次引進儒學的記載，絕非儒學始傳日本之史證。那麼，傳統的那種根據《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的兩則史料考證儒學始傳日本的研究方法及由此所得出的有關結論顯然值得懷疑。

於是，有人提出儒學不是由官方經朝鮮間接傳入日本的，而是通過民間交往從中國直接傳入日本的，時間是在公元前二三世紀。具體地說，持這種觀點的同志認為，徐福東渡首次把儒學經典——《尚書》帶到了日本。因為我國北宋著名文學家歐陽修的《日本刀歌》中說：「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嚴令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誠然，歐陽修的詩作並非信史，且除此之外別無他證，更何況迄今為止，連是否確有徐福其人其事尚無定論，不過大多數學者認為，儘管目前尚不能肯定地說歷史上確有徐福其人其事，但可以肯定地說，相當於傳說中徐福生活的年代，日本古代文明發生了一次空前的大飛躍，從以漁獵採集經濟為主要特徵的繩文文化時代，進入了以農耕生活為主要經濟特徵的彌生文化時代。其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即是這一時期有大量移民從中國大陸移居日本，帶去了先進的漢文化，極有可能這一時期儒學經典便隨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術一起被移民們帶到了日本。可見，歐陽修的說法不無道理。當然，這種觀點缺乏足夠的證據，目前只能算是一種推論。

綜上所述，日本何時傳入儒學還是一個謎，有待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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