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租界地圖來研究上海的城市史

1843年上海依《江寧條約》列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隨後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亦稱《虎門條約》）又允准英人攜眷居住。1843年末，時任蘇松太道道台的宮慕久與英國首任駐滬領事巴富爾(George Balfour)進行了一系列的談判，到1845年10月29日，終於公布了第一次《土地章程》，劃定了租界的範圍。洋商紛紛湧入新辟的租界租地發展貿易，在上海對外貿易迅速發展的同時，原本的社會經濟不得不做出相應調整以適應亘古未有的變局，農業土地逐步轉化為商業用地。正如英國植物學家羅伯特·福鈞在1848年第二次到訪上海時所言，「我曾聽說上海已經建造了英美的洋行，我上次離開中國時的確有一二家洋行正在建築。但是現在，在破爛的中國小屋之地，在棉田及墳地之上，一座規模巨大的新城迅速建立起來」 。1854年第二次《土地章程》頒布，重新劃定英租界範圍，英人第一次租界擴張訴求得以實現。同時《土地章程》逐漸成為租界基本法，雖然這是一部中方勢力缺席的條款，但依舊對當時的上海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中第二條載「凡欲向華人買房租地，須將該地繪圖註明四址畝數，稟報該國領事官」。這實際上是非明文地廢除了英國領事館頒發租地簽署道契的特權，從此洋人紛紛前往各國領事館租地，標誌著英國領事館在上海灘獨攬大權的時代已經結束。1855年美國領事館的租地表中就不僅有美國承租者，也不乏英國人。1855年是第二次《土地章程》頒布後的第一年，洋行租地無疑受到影響。此時上海租界經過十餘年的建設，城市景觀已發生巨大變化，原屬上海的北郊和西郊的租界區域在開埠以前是荒郊或田野，開埠後迅速矗立起了一座新城。有別於中國乃至世界上許多城市，上海城市近代化過程中最大的特點即以城外城的形式進行城市化，這是上海城市發展的特有路徑。然而，上海城市發展中的這一巨變，確切地說是上海城市功能區域的空間轉移，卻極少見諸論著，這自然與研究城市的尺度有關。隨著研究尺度的深入，以及新史料的挖掘和新方法的應用，將上海原英租界區域的近代城市景觀和城市內部空間釐清變為可能。本文試圖利用資料相對豐富的1855年，做一探索性研究。

1855年《上海外國租界地圖：洋涇浜以北》（下文簡稱《上海外國租界地圖》）即「Grand Plan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 at Shanghai, North of the Yang King Pang Canal 」一圖流傳廣泛，是較早關於上海的西方實測城市地圖，向來受到學界關注。《上海歷史地圖集》作為上海歷史地理研究的里程碑，較早將該圖納入研究範疇，其中《租界圖組》部分重繪此圖，與現代地圖疊加對比，今昔城市道路與租界區位一目了然。近年來，由於微觀研究的影響以及GIS技術的運用，該圖的利用逐漸深化。吳俊范將圖中描繪的河流、道路、碼頭作為水鄉的景觀要素，討論它們的消失以及填浜築路的過程。陳琍以此圖作為道契定位的參照，其切入點為地圖實測的英租界洋行道契租地號(Lot.)，利用租地號將道契定位於現代地圖之上。張曉虹利用近代地圖探討上海開埠初期英租界的城市空間同樣引用該圖，並簡單討論該圖與迄今為止所見最早的1849年英租界地圖關係。鍾翀則從地圖學史的角度，將此圖置於前近代至近代初期西洋實測城市地圖背景之中，討論西方實測地圖對中國地圖的影響。不僅歷史地理學、地圖學領域對此圖情有獨鍾，建築、城市規劃專業論著同樣多有援引。鄭時齡利用該圖證明英租界多次擴張的事實，並簡單討論洋商租地及修建洋行情況，伍江用以佐證《土地章程》制定之後上海外國人居留地向完全殖民地化的租界演化過程，張鵬則利用此圖分析外灘沿岸的城市空間關係，上海章明建築設計事務所負責上海外灘源項目，在編著的相關成果中引用此圖與其他地圖對比，證明當時外灘源周邊並無重大建築。

圍繞1855年《上海外國租界地圖》展開的研究雖然不少，然而其史料價值並未完全挖掘。《1855年上海英租界地圖》一文揭示了上海城建檔案館館藏地圖，使筆者開始關注該圖的各個版本的差別。本文即利用1855年《上海外國租界地圖》的各個版本，考證地圖出版的前後序列，並結合道契和《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等資料，考訂英租界洋行租地，運用GIS技術復原洋行平面分布，再結合照片、油畫等圖像資料利用AutoCAD、3dsMax等電腦技術將開埠初期英租界城市景觀推進到立體復原的層面，並在此基礎上討論城市功能分區與開埠歷史事件的關係，並探討開埠初期形成的景觀、城市形態、城市建成區擴展等問題。

地圖版本與內容考證

1855年《上海外國租界地圖》有多個版本流傳於世，現做簡要介紹：

1.上海圖書館版本。上海圖書館所藏版本最為常見（如圖1），因較早的出版物如《近代上海繁華錄》、《老上海地圖》等都引用該版本，其後相關研究也大多轉引此圖。2012年，上海圖書館六十周年館慶展出此圖並單張翻印發行。單張地圖解析度較書中插頁大幅提高，可將上海的城市史研究推進到街區的尺度，本文即採用此圖為研究底本。此版本右下角地圖出版單位信息以及左下角稍有破損，但並不影響主體內容。

2. 上海檔案館版本。較早由上海檔案館編著工部局檔案時揭示，近年上海檔案館甄選珍貴檔案，編輯成《上海珍檔》一書，將該圖再次刊出，此次為單頁刊印，較前述插圖更清晰易讀。該版本地圖內容與上海圖書館版本一致，然而上海檔案館所藏版本保存完整、邊緣無破損，具體出版信息清晰可辨。除上海檔案館之外，上海城建檔案館也藏有此圖的完整版，但僅見諸一文引用。

3. 英國國家檔案館版本。此圖為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由共享平台Virtual Shanghai較早公之於眾（如圖2）。該版本與上述兩個版本有較大不同，該圖圖幅明顯小於上海各館藏版本，英圖圖幅僅繪有1855年英租界圖，地圖兩邊未附表格，同樣地圖上部空白處未添加《外灘，1849》一圖。

筆者翻閱《北華捷報》時發現上海各館藏所流傳的版本所添加的表格皆來源於此（詳下），《外灘，1849》則為一油畫的重繪版。筆者推測，上海各館藏的1855年《上海外國租界地圖》是在原來單純的英租界地圖即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版本的基礎上添加了當時流行的一些信息之後的重印之物。當時習以為常的信息已成為如今不可多得的研究史料和復原當時租界城市景觀的重要線索。

根據上述不同版本的1855年地圖，內容最易識讀的是現藏於上海圖書館的重印地圖，因此本文主要依據該圖進行1855年的上海英租界城市景觀復原工作。

圖1，1855年《上海外國租界地圖》上海圖書館版

圖2，1855年《上海外國租界地圖》英國國家檔案館版

從上海圖書館重印1855年《上海外國租界地圖》的內容來看，該圖所繪主要為上海英租界區域即地圖中部三條主要河流包圍之地，北至蘇州河(Soo Choa River)，南到洋涇浜（Yang Kang Pang Canal，今延安東路），東臨黃浦江(River Wong Poo)，西達周涇浜（地圖未出河流名，今西藏路，此為1848年租界擴充之後新的西界）。其中主要建築集中在1846年所劃定的界路（Barrier Road，今河南路）以東，反映了英租界早期發展情況。地圖清楚地繪製了英租界內各條馬路的走向，用紅藍兩色標明英、美商行的位置。地圖的右上端繪有一幅1849年的外灘概貌，黃浦江上示意性地畫了各式帆船及華人擺渡船，外灘一帶的熱鬧程度可見一斑。其中較為重要的是在外灘沿線的建築下方都清楚地標註出每所房子的業主即洋行名稱，對重建外灘當年的景觀十分重要。地圖左上方有上海簡史(Shanghai History in Brief)，介紹了上海從鴉片戰爭到開闢英、法、美幾國租地的過程。其下方列出當時在滬各大洋行的輪船(Ships in Harbour, May 5th, 1855)以及在港備戰人數(Man-of-War in Port)即槍支數量、戰船及船員數量。除去主圖所繪的英租界的土地使用地圖主要部分外，圖幅邊幅所附的兩份表格同樣具有重要研究價值。圖幅左側列有《1850年駐滬外僑名單》(List of Foreign Residents in Shanghai, 1850)，按照音序排列，並列出外僑服務的洋行，為盤點開埠初期來滬洋人具有重要意義。圖幅右側則是《1855年英國領事館土地租地人名單》和《美國領事館的土地租地人名單》(List of Renters of Land, British Consulate, Shanghai October,1855. United States Consulate, December, 1855)，兩表來源於《北華捷報》，但與報紙所刊表格稍有變化。下文將對英國和美國領事館的兩份租地人名單做必要說明，這兩份租地人名單對復原開埠初期洋行的分布至關重要，唯有結合文字材料地圖所繪製的地理信息才有可能被重新解讀。

1855年土地租地人梳理

基於復原英租界建築景觀的要求，首先需要將《1855年英國領事館土地租地人名單》進行梳理。該表原刊於《北華捷報》1855年10月13日，其實是英國領館發布的一個「通知」(Notification)的附件，告示要求租地人在1855年10月8日之前將土地租金交與「官銀號」(Chinese Government Bank)，並說明租地付款的收據將一式三份，其中兩份將歸還到英領館辦公室，並會按照順序整理。租地表作為附件刊於通知之後並詳細列出了已出租的土地、租地人的姓名以及每塊租地的面積。

細讀《通知》可知該聲明發表的時間為1855年的10月2日，催繳日期為10月8日，見報之日為10月13日，故而催繳時效已過。另外根據1854-1855年租地條例，土地的租金為每畝1500文。參照第二次《土地章程》，第七條關於「納租」有明確規定：「每畝年租一千五百文。每年於十二月中預付該業戶，以備完糧。先十日，又道台行文三國領事官，飭令該租主將租價交付銀號，領取收單三張。倘過期不交，則領事官追繳」。對比第一次《土地章程》，要求「一律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將次年年租由租戶全行支給。其支取之時，先期十日由海關照會領事官，傳知各租戶。」第一、第二次章程此點並沒有大的改動，對比英國領事館公告的時間節點，發現雖然英國領事館公示見報時已過自訂的催繳時限，但見報日為十月中旬比《土地章程》中提及的十二月中還是提早了將近2個月，實際操作方面仍具有時效性。據《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可知，租地表的編纂整理一方面是應《土地章程》規定，一方面是為租界內土地估價以及徵集稅收之用。

美國領事館的租地表同樣也是一份催繳年租的產物，刊登於1855年12月1日的《北華捷報》上。對比英國領事館租地表的公告可知，兩國領事館的告示內容大同小異，僅美國領事館催繳時限晚於英國領事館，然而依舊在中方要求的「十二月中」，並未違背《土地章程》之義。

文幅所限，無法將英美領事館兩份租地名單詳細列出，將表格所列內容做一簡要分析：表頭為租地人表(List of Renters of Land)，具體內容有租地人(Renter)、道契號(No. of Reg.)、分地號(No. of Lot.)、租地面積(Area)、租金(Rent)、租金對應的租期(Period for which Rent is due.)、總租地面積(Total Area)、總租金(Total Rent)。由表中的內容可知部分租地所需要繳納的租金為1854-1855年兩年的年租，而一些則僅需交付1855年一年的年租即可，其中原因不明。

筆者結合道契資料將租地表所列各租地逐一考訂，其間發現《英領事館土地租地人名單》中兩塊分地的更新時間晚於1855年的10月13號，即英領館在《北華捷報》刊登《通知》之日。兩地塊均為Wright, J. W.承租，其一為第159號第166分地，其二為第160號第167分地。第166分地道契載租地人為來帖，英文契記為Jose. Will. Wright，即1855年租地表所刊Wright, J. W.。檢索行名錄Wright, J. W.供職於天孫洋行。該地首租面積為6畝2分6厘6毫，後在咸豐五年十二月初九日（1856年1月16日）划出地基內的3分3厘轉與美國商人克雷，與1855年租地表面積5畝9分3厘6毫相符。第167分地同樣為來帖所租，道契英契刊出全名Joseph William Wright，土地原租2畝2分，同樣在咸豐五年十二月初九日划出五分土地給美商克雷。但與上塊分地不同，1855年租地表卻沒有記錄這塊分地的變化。雖然不明後一地塊為何脫落更新信息，但可以確定的是1855年這份租地表記錄的信息最早也要截止到1856年1月16日，然而該份材料卻刊行於1855年的10月13號的《北華捷報》，時間上並不匹配，暫且存疑待考。

1855年英租界洋行分布復原

由於1855年《上海外國租界地圖》僅繪製英租界區域，因此本文僅能重現英租界一區之歷史景觀。復原1855年英租界洋行分布需首先利用Mapinfo將地圖重新繪製，便於定位。圖中所記的數字即洋行租地的地分號(Lot.)，將考訂完成的租地人名單一一對應後，即可大致復原1855年英租界洋行分布。因租地表與地圖終究為兩份史料，有個別不匹配的租地需利用其他史料進一步論證。下文詳細論述第34分地、第65和第66分地的考訂過程。

第34分地，為美國旗昌洋行(Russell & Co.)於1846年租用，1855年《上海外國租界地圖》上兩處標為第34分地，且相距甚遠，其一在今南京東路與四川中路路口，其一在今福州路靠近外灘的地方。考道契資料，第34分地第25號道契載「花旗國商人旗昌行即路撒公司遵照和約……賃租量見十畝九分七厘九毫，東至公路，西至第三十三分租地，南至公路，北至公路。」而第33分地應為瓊記洋行，道契載「本國商人各你理阿士唾恩聘請租業戶阿各士顛哈地，計五畝三分二厘〇毫，北三十六分地，南公路，東三十四分地，西公路。」兩份道契比對來看，旗昌所租第34分地應在南京東路與四川中路附近（如圖4），然而另一處的租地號從道契資料庫檢索依舊無法確定其謬誤所在，有待其他材料的挖掘。

圖3，1855年地圖細部圖

第65和第66號兩分地則因為恰處1855年地圖摺痕處，稍有破損、字跡模糊，無法辨識。道契載第65分地為英人格醫生（即行名錄所載長腳醫生）於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1845年12月29日-1846年1月26日）租用，面積為二十畝，四至分別為：東至第72分地，西至河，南至河，北至公路。然而，地圖上第65與66分地東臨的土地並未出現第72分地，一者為第82分地，一者為第64分地。查第72分地為英商查理士麥金西（名利洋行）於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1847年7月6日）租用，共三畝五分，東至第七十一分地，西至地七十八分地，南至第二十一分地，北至公路。第71分地同樣為名利洋行所租，位於福州路以南江西中路與四川中路之間。由此可見，第72分地並未與第65分地接壤，道契關於第65分地四至的記載應當有誤。查第82分地，載英商亞巴蘭波文租用，量見六畝二分五厘二毫，東至第三十九分地，西至第六十五分地，南至半河，北至公路。因第39分地確定在今北京東路與江西中路路口，故其西側的分地應為第82分地，從而可以推定第82分地西側的租地為第65分地。值得注意的是，1849年《上海外國居留地地圖》在今寧波路及向西的延長段上以河流表示，可見在1849年之前這裡應該還是河浜，與第65分地載南界為河和第82分地南至半河的記載相吻合，然而待到1855年此河到今河南中路附近已經被攔腰斬斷。與此同時，可以糾正1849年《上海外國居留地地圖》的一處錯誤，即圖幅上出現兩處第32分地，近北京東路的一處應為手寫謬誤，當是第82分地。再從第66分地入手判斷以上推論是否正確，道契載此地為英國民人刻蘭得所租，共五畝九分〇厘三毫，北至華民奚界，南至公路，東至六十三分地，西至公路，與所繪地圖標示一致。至此，第65分地可確定在今北京東路以南，天津路以北，河南路中路以東地塊，而第66分地則在河南中路以東，南北皆與第63分地相鄰（如圖3），而這樣的分布與1849年《上海外國居留地地圖》所標註的情況相符。將考訂後的洋行繪與1855年重繪圖上，成圖4，至此1855年英租界洋行分布清晰可見。

圖4，1855年英租界洋行分布圖

上海成為以航運和貿易為主的城市

開埠以來上海經過幾年建設城市景觀有了翻天覆地變化，然而這種變化主要集中在租界區域，換言之上海近代新城是從外灘一線開始的，無論西人還是華人對近代上海變化之巨的感嘆多因黃浦江沿岸的建築所引發。利用AutoCAD 勾勒1855年《上海外國租界地圖》製成底圖，提取道路、地塊等基本信息，並在此基礎上分別將土地的使用類型進行分類，用不同模塊進行區別，如圖5。

圖5，1855年上海英租界平面圖

圖中地面的色塊用是以區分土地使用者的國別，如淺黃色為英國及帕西洋行和住宅所使用的地塊，淺綠色則為美國洋行和住宅的地塊，土黃色則為中國人的地塊。圖中單體建築用較深的顏色表示以示區別，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用不同的模塊表示：深綠色為倉庫、深褐色為外灘可立體復原的重要洋行、鮮紅色為英國洋行、淺藍色為美國洋行、粉紅色為華人建築、透明色為無法確定功能的建築。如此，當時洋行分布、外人力量對比、土地利用情況等一目了然。

1855年系租界第一次擴張之後所示的租界範圍，由圖5可知洋行的租地確已經越過了第一次劃定租界西邊的界路（今河南路）和北邊的界線李家廠一處（今北京東路）。就各國洋行和租地的分布範圍而言，英國勢力獨大自不待言，其分布最廣且佔據了大量有利區位，黃浦江沿岸之地除去近南京東路、近福州路和近洋涇浜三處為美國洋行，其餘皆由英人控制。在英美勢力懸殊對比的同時，一些中國人的地塊穿插期間，應當是尚未交易的土地，主要是在廣東路以南、洋涇浜以北地塊，還有就是北京東路以北、英國領事館以西地塊。北京路以北地區屬於租界第一次擴張之後的範圍，本地人保留一些土地尚未出租可以理解，但是洋涇浜附近一帶一開始就已劃為租界區，不知為何至1855年時候還保留大量農村土地。

不僅如此，從圖5中可以看到除去洋行在英租界中佔有較大比重外，倉儲用地佔據了很大一部分，這是當時城市形態重要特徵。據《上海對外貿易志》記載，洋商倉儲大多始於碼頭倉儲，起初設施十分簡陋，1850年後洋行為適應進出口貿易而修造倉庫，倉庫之中最著名就是鴉片倉庫了。由圖可知，怡和、和記、仁記、義記、李百里、寶順等洋行，紛紛在黃浦江畔建造了倉庫，旗昌、瓊記和同珍洋行則在四川中路建造倉庫。

倘若城市以倉儲中心的形式出現，那必定是貿易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的產物。仔細觀察可發現倉儲用地大多位於洋行後面（以朝向黃浦江一面為正面），這十分容易理解即主要洋行朝向市口營業，倉儲則鞏固在後方。洋行這樣布局的目的十分簡單明確：保護商品、攫取資源、規範生產過程、佔有產品等。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建造倉庫，佔領某個區域，控制交通樞紐和瓶頸地帶，集中生產地點以利於監督。仔細觀察圖5 可以發現，各個洋行本體建築與倉庫基本上緊密聯合在一起，尤其一些大洋行，通常有四五間倉庫用於儲存待運的貨物，洋行和倉庫將整個街區都佔有。與此同時由於當時棋盤式的道路規劃，各大洋行都可以直接到達黃浦灘，交通不受限於他者，這些布局和規劃都是出自洋行最直接經濟控管的目的。

除去開埠初期的城市形態可利用復原圖解讀之外，關於上海城市（或者說城區）擴展的進程同樣可藉助圖像分析。1848年在洋人的要求下，上海道台復與英國領事商定將租界擴充，北界從原來的李家廠擴展到以蘇州河，西界從原來的界路（今河南中路）擴張到以周涇浜，面積較之於1846年所劃定的範圍大大增加。但是仔細觀察復原圖中當時主要的英國洋行和住宅的分布，它的分布範圍甚至小於初次劃定的英租界範圍。城市建築主要集中在今河南中路以東，廣東路以北，北京東路以南以及黃浦江以西之地，在洋涇浜地區依舊缺席。同樣，倉儲之地也未見於這一地帶，而多見華人之地。洋涇浜雖不及蘇州河的航道，但終有水利之便，此處的發展卻稍晚於其他地方，其原因不明，待考。

簡言之，上述復原圖所展現的英租界城市景觀如下：英國領事館已從城內遷至李家場新址，佔據著黃浦江和蘇州河交匯處的交通要衝，整個英租界區倉儲空間佔據城區重要區位，洋行碼頭充分發展，上海逐步成為一個快速應對以航運、貿易為主的城市。1855年英租界歷史景觀的復原使我們可以經由圖像直接獲取土地利用情況、洋行分布、英美勢力對比等各項內容。結合文字、圖像等多重史料的疊加考證也能使我們更深入探討城市形態、城市建成區擴展等問題。可見城市研究尤其是早期城市研究中景觀復原不僅可以建立具象的圖景，更能從圖中解讀更多的信息，這也是本研究的意義所在。與此同時，業已復原的城市平面、立體景觀可與工部局董事會會議錄等其他重要史料結合，將英租界市政建設、城市規劃等過程逐一復原，從而清晰勾勒出上海城市近代化的進程。（文/羅婧）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本文原載於《上海學》第四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原標題為《開埠初期上海英租界城市景觀研究——以1855年《上海外國租界地圖：洋涇浜以北》為中心》，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