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圖書館館長：收藏中國文獻，美國何以後來居上

美國對中國文獻資料的收藏，雖然歷史不是很長，但是發展的速度和目前收藏的總規模，卻是其他西方國家難以望其項背的。中國學研究在美國能夠發展到今天的水平和規模，首先得益於遍布全美各地的學術圖書館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中的不斷努力，最終形成了中國境外最為龐大的中國文獻收藏。在過去的近二十年里，我本人曾在位於美國東岸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圖書館東亞部，中西部的密歇根大學亞洲圖書館和西岸的斯坦福大學東亞圖書館工作過，因此對美國的中國文獻收藏事業的發展和現狀有些了解，在這裡與大家分享。

斯坦福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 楊繼東

篳路藍縷的19世紀

相較於歐洲諸國，美國收藏中國文獻的起步很晚。早在明末清初，來華傳教的耶穌會士們已經開始將大量的中國書籍帶回歐洲。到了17-18世紀，「中國風」（chinoiserie）在西歐建築和裝飾藝術中廣泛流行。而當時沿北大西洋岸的十三個英屬殖民地跟中國的聯繫還僅局限於茶葉、瓷器和絲織品的貿易。在獨立以前，這些殖民地與中國的貿易基本都被宗主國英國壟斷，本地的商人很難從這個獲利甚豐的貿易中獲得好處，這也成了美國獨立運動的一個重要導火索。建國以後，美國與中國建立了直接的貿易聯繫。從塞勒姆（位於波士頓市以北）、紐約和費城等港口出發的商船開始到達中國的口岸。儘管當時的美中貿易總額並不是很大，而且需要很大的投資並具有很高的風險，但是它能給成功的商人帶來非常可觀的利潤。

隨著貿易航線的暢通，美國的基督教新教教會也開始將眼光投向了遙遠的東亞。從1830年代開始，來自北美的新教傳教士陸續抵達中國。他們前往中國的航程比歐洲傳教士更為遙遠和艱辛。在加利福尼亞州成為美國的一部分以及縱貫美國大陸的鐵路開通以前，前往中國的新英格蘭地區的美國人乘坐的帆船首先要克服大西洋上的驚濤駭浪，抵達非洲大陸的西岸以後，再南下沿著歐洲人赴華的傳統航線，繞過南非的好望角，穿過印度洋和馬六甲海峽，最後抵達香港、澳門和中國各地。

漢學乃至整個東方學在美國的開端，與它在歐洲的起源一樣，跟傳教士的事業息息相關。為了有效地說服中國民眾皈依基督教，美國的赴華傳教士們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學習和研究中國的語言、歷史和文化，從而成為該國最早的一批中國通。隨著傳教事業帶來的對東方各國了解的深入，1842年「美國東方學會」（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宣告成立，這也是美國成立的第二個全國性學術組織。翻看一下該學會在19世紀出版的學報（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就會發現當時的傳教士奉獻了大多數研究東方各國包括中國的成果。耶魯大學聘用的全美國第一個漢學教授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s），和在其他一些美國大學教授漢學的教授，也都是傳教士。

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s）

美國赴華傳教士從中國帶回來的文獻資料，構成了19世紀美國收藏中國文獻的重要一部分，比如麥嘉締（D. B. MacCartee）贈與賓夕法尼亞大學和傅蘭雅（John Fryer）帶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漢文書籍。除了傳教士，美國早期收藏中國文獻的來源還包括清朝政府（比如同治皇帝於1869年贈送給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數百冊漢文圖書）以及早期赴美的中國人士（比如容閎和戈鯤化）的贈送。但是在整個19世紀，美國的公私學術機構對中國文獻的收藏還遠沒有沒達到自覺的階段，都還沒有開始使用自己的常設經費來採購中國書籍。而上述這些捐贈的中國文獻，在美國各機構中也很少有人問津使用。畢竟對於當時的絕大多數美國人來說，中國實在是一個太遙遠太神秘的國度。而且由於漢語教學以及漢學研究課程只是在極少數大學裡剛剛起步，在美國本土上能利用那些文獻的人其實是屈指可數的。

20世紀上半葉的發展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幾十年，是美國的經濟起飛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儘管美國還沒有完全擺脫孤立主義傳統，但是已經成為首屈一指的經濟大國和世界舞台上的一個主要角色。與此相適應，美國公眾對世界各國包括東亞的興趣日益增長。值得一提的是該國迅速膨脹起來的新富階層在此階段培養起了對中國藝術品的特殊喜好。今天散布美國各地的中國文物大多都是在20世紀上半葉入藏的。

進入20世紀後，漢學研究在美國的大學和研究生院里獲得了實質性的發展，而傳教士在東方學界的領導作用迅速退化。由於本土人才奇缺，美國的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比如哈佛、伯克利和菲爾德博物館（在芝加哥）在20世紀初陸續從歐洲招聘了一些著名的漢學家。他們在將美國漢學推入學院化階段起了重要的作用。到了1920和1930年代，在美國培養起來的本土博士逐漸成為該國漢學界的主力。

漢學的發展，使得美國的大學和其他教育機構獲得了收藏中國文獻的強勁動力。以機構日常經費支持的主動採購開始取代19世紀以捐贈為主的被動收藏。國會圖書館以及哈佛、哥倫比亞、普林斯頓、康奈爾、芝加哥、夏威夷等大學都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開始撥款採購漢文書刊。國會圖書館以及哈佛和普林斯頓等大學圖書館更是成立了專門收藏中日韓資料的分館。除了一些教育機構的日常經費，洛克菲勒基金會也從1930年代開始撥出慷慨的款項支持一些大學收購東亞文獻。

但是儘管有了這些重要的進展，20世紀上半葉美國的東方學和非西方文獻收藏的整體水平與同期的歐洲相比仍然差了很多。因此當美國正式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政府便發現自己極其缺乏懂得非西方語言和文化的人才，這對當時的軍事行動造成很不利的影響。為了彌補這個缺陷，軍方不得不在戰爭期間投下巨資在全國各地辦了好幾個大規模的外語強化培訓班，這種臨時措施使得外語教育在短短几年的時間裡急劇發展起來。

二戰以後的迅速發展

二戰結束後的美國，徹底擺脫了孤立主義的傳統，取代了歐洲的幾個傳統大國在世界舞台上的領導地位。隨著這種國際地位的改變，美國政府和學術界對於非西方國家的興趣達到了一個空前的程度。許多大學以及洛克菲勒、福特、卡內基和梅倫基金會等幾個主要的私立文化教育贊助機構都撥出巨款支持外語教育和外國研究項目。與此同時，「區域研究」（area studies）作為一個學科概念在1940年代末的美國學術界趨向成熟並開始取代原先的東方學概念。這種新概念強調對非西方國家進行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並側重於這些國家的現當代歷史文化，從而與起源於歐洲的偏重古典的傳統東方學形成鮮明區別。與此相對應，「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漢學（sinology）的概念。

1950年代初開始的冷戰，使得發展區域研究顯得更為急迫。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後，美國朝野大受刺激，國會於1958年通過了《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該法案的第六款（Title VI）規定聯邦政府須對外語教育和區域研究（Foreign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簡稱FLAS）項目進行實質性資助，並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一批資源中心（resource center）。該法案的通過，使得推動對非西方語言文化的研究正式成為美國的一項國策。從1960年代以後，這個法案的具體實施由聯邦政府的教育部負責。直到今天，由教育部管轄的所謂「第六款資金」（Title VI funds）依然是很多美國大學競相爭取的目標。

在上述那些來自聯邦政府、私立基金會和各大學的經費支撐下，美國的外語教育和區域研究進入了一個飛速發展的階段。相應的系、科、中心在遍布全國各地的大學裡建立起來，培養出的博士生數量呈幾何級數增長。這些資金中的相當大的一部分被投入了收藏非西方文獻資源的工作。由於投入資金的巨大，使得美國在短短的半個世紀里走過了西歐和日本花了幾百年時間走過的過程，成為西方世界最大的非西方文獻包括中國文獻的收藏國家。

美國收藏中國文獻的現狀

目前美國的很多大學圖書館都有專門的中國文獻館藏。這些學校包括私立大學中的所有八所「常春藤」大學（即達特茅斯、哈佛、布朗、耶魯、哥倫比亞、康奈爾、普林斯頓和賓夕法尼亞）、紐約、喬治·華盛頓、喬治城、杜克、愛默里、芝加哥、聖母、華盛頓（聖路易斯）、萊斯、楊百翰、南加州、斯坦福大學以及若干所小型的文理學院，還有公立大學中的馬薩諸塞州立、紐約州立若干分校、羅格斯、賓州州立、匹茲堡、弗吉尼亞、北卡羅萊納、佛羅里達、密歇根、密歇根州立、俄亥俄、俄亥俄州立、印第安納、伊利諾伊、明尼蘇達、威斯康辛、艾奧瓦、堪薩斯、亞利桑那、亞利桑那州立、華盛頓（西雅圖）、俄勒岡以及加州大學大學系統內的幾乎所有分校（包括伯克利和洛杉磯分校）。

除了大學系統，美國的很多公共圖書館也有專門的中國文獻收藏。其中最大的當屬有國家圖書館性質的國會圖書館，它的中國文獻館藏（包括漢文和其他中國文字）之豐富，在美國境內鮮有匹敵。紐約公共圖書館也是一個主要的收藏單位。除此之外，在全國各地華人聚居地區的社區圖書館也收藏來自中國大陸和港台地區的漢文圖書。比如我本人居住過的新澤西州的 Cherry Hill 鎮，密歇根州的 Ann Arbor 市以及加利福尼亞州的 Alameda 縣，其社區圖書館裡均有不少漢文書刊供閱讀。此外，全美各地還有不少專門的文化機構比如收藏大量中國文物的博物館，也都有專門的中國文獻館藏。

近年來美國光是學術圖書館（包括上述所有的大學圖書館以及國會、紐約兩個公共圖書館，還有若干藝術博物館的附屬圖書館）每年採購中國文獻的資金就高達800萬美元以上，比西歐各國以及澳大利亞、加拿大全部加起來的採購資金還要大。個別主要的大館比如國會、哈佛、普林斯頓、哥倫比亞、密歇根和斯坦福的年度中國文獻採購經費就接近或超過50萬美元。在美國以外的西方國家裡，唯有德國國家圖書館具備這樣的採購能力。

在上述學術圖書館裡，都有專門的「中國研究館員」（Chinese Studies Librarian）或者「東亞研究館員」（East Asian Studies Librarian）負責中國文獻的採購工作，同時他們還負責向讀者提供諮詢服務。這些館員大多接受過專業的圖書情報學訓練，並對中國研究領域有相當深厚的專業知識。在大多數收藏中國文獻的機構里，也有專門的編目人員負責這些文獻的整理工作。在各個學術圖書館裡負責東亞文獻的圖書館員們有一個全國性的職業組織，即「東亞圖書館理事會」（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該組織還包括了來自加拿大的東亞圖書館同行們，是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一個分支，每年舉行一次年會探討會員們共同感興趣的問題。

相當多的美國圖書館在長期發展中建立起了有自己的特色中國文獻收藏，例如國會和哈佛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漢文善本書和中國少數民族文獻，哥倫比亞大學所藏近現代中國稀見雜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收藏的漢文碑帖，斯坦福大學的東亞圖書館和胡佛研究所收藏的現當代中國歷史資料，明尼蘇達大學藏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舊照片，賓夕法尼亞和華盛頓（西雅圖）等大學所藏二戰時美軍繳獲的日軍繪製中國地圖，等等。近十多年來，不少學校投入相當大的資金對這些珍貴的收藏進行數字化。比如哈佛燕京圖書館，就已經將該館所藏珍稀中國文獻大部分數字化，並將它們在網站上全部公開，供全球讀者免費使用。

美國學者很早就開始嘗試在中國研究的領域裡利用電子計算機。早在1970年代末，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郝若貝（Robert Hartwell）教授就開始用計算機編製宋代人物傳記資料。到了1980年代，美國的很多圖書館系統已經開始使用MARC-8編碼系統對非西方文字包括漢字資料進行自動化處理，這是全世界第一個投入大規模使用的包括漢字在內的多文字編碼系統。1990年代，中國大陸和台灣製作的漢文全文資料庫開始進入美國學術圖書館，對中國研究的開展起到了極大的推進作用。進入21世紀以後，各種漢文全文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和電子報紙等數字資源大量進入美國圖書館，成為很多東亞文獻館藏的標準配置。

近十多年來，「數字人文學」（digital humanities）在美國漸成氣候。這是以電子信息技術為基礎的人文學研究和呈現方式。與利用全文資料庫的研究方式相比，數字人文學已經跨越了將計算機當作純粹的索引和檢索工具的階段，開始將地理信息系統、大數據挖掘、文本分析、社會網路分析等技術引入文科學術領域。數字人文學的發展，需要大學圖書館提供比以前更強的技術支持。目前在斯坦福、哈佛和康奈爾等校的圖書館，已經有專門的部門專門向師生提供這類支持，並做成了一些包括中國研究在內的數字人文學項目。

美國收藏中國文獻的前景展望

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抬升，美國對中國文獻的收藏工作還會持續加強。儘管二戰結束以後的高速發展階段已經過去，但是現有的規模不僅會維持下去，而且會進一步擴大。

進入數字時代以來，圖書館的館藏和服務都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美國的東亞圖書館也在不斷的轉型之中。很多傳統的業務比如編目等會更多的採取外包的方式，而新的服務內容比如資料庫的建設和數字人文學的技術支持，則會得到大力的發展。此外，分散各地的學術圖書館之間的合作也會變得更加緊密。隨著各種學校聯盟和通用數字平台的出現，資源共享以及跨地域和跨校的服務方式會變得更加普遍。

特色文獻收藏的重要性在數字時代更為突出。2015年夏天，在斯坦福大學的東亞圖書館召開了北美地區第一個專門研討來自中、日、韓三國的特藏文獻的學術研討會，與會者的共識是，不斷挖掘出來的特藏文獻，將是東亞研究不斷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文/楊繼東 斯坦福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