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隨大師的蛻變

老愚：顧隨本是一位純粹文人，沉浸於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自喜。他不意被捲入革命洪流，急速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

顧隨先生，六十四歲病逝，時為1960年。三十年後，因學生葉嘉瑩課堂筆記而聞名遐邇，其學生、紅學家周汝昌稱其為「真正的詩人」、「深邃的學者」、「極出色的大師級的哲人巨匠」。在他百年誕辰前夕（2006年），中華書局曾出版了一本《顧隨年譜》，有人在序言里贊顧隨「甘於邊緣、安於寂寞的一生，是現代知識分子『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動寫照」。瀏覽完此書，我的感受卻是，先生若壽終於1949年，此說成立。

1952年，顧隨為迎合毛澤東的簡化字運動，提出了自己的漢字發展觀：「簡體乃漢字發展史上之正統，因其為大眾的、人民的、亦即民主的。若楷字，乃是封建的，貴族的，專制的，即反民主的。凡據楷書以駁簡體字者，皆胡說也。」此時的顧隨，運用階級鬥爭觀念已經得心應手，革命的邏輯便是他的邏輯，他這些自以為是的見解，皆奉旨硬造之物。

以文學教育名世的顧隨先生，尤以詩詞鑒賞著稱，其弟子葉嘉瑩贊曰：「講課純以感發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他談文學可謂知人：「文學是自我中心，由自我中心至自我擴大至自我消滅，這就是美，這就是詩。」「一切文學的創作皆是『心的探討』。」而在1953年，五十七歲的他，卻如此讚美幾本官方意識形態宣教品：「《真正的人》《絞刑架下的報告》及新版《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真乃震古爍今、發人意氣之作也。」由欣賞真性情的人性作品一變而為激賞教人做革命螺絲釘的教材，其中的邏輯令人費解。

被張中行稱為「『半是儒家半釋家』，真摯是儒，超脫是釋」的顧隨，早年服膺釋家：「初祖西來，禪宗崛起，直指本心，不立文字，其曲彌高，其和彌寡。」他還精闢地論述了禪即創造的道理。然而，到了1953年，他對釋迦摩尼與馬克思竟做出了如下比較：「人生人世之矛盾，古聖先賢皆已見及於此。而認識得最清楚、鬥爭得最出力者，當為釋迦摩尼氏。其對於矛盾之理論，精湛處幾與馬克思齊肩。然其結論為唯心，為悲觀，此與馬克思之為唯物、為樂觀者，乃大異其趣，所以不行也。」結語輕佻而決絕，令人詫異。

此種變化，其來有自。

1949年政權易幟之際，他五十三歲，正當知天命之時。

北平和平易手，顧隨的命運隨之而變：他被選入輔仁大學中國教員會，成為二十五名執行委員之一；他受邀參加當局召集的文化名流聚會，虔誠而興奮地投入革命隊伍。

他在日記里記錄自己閱讀革命書籍的情形：

購買《解放區教育論文集》「擬令之惠作參考也」；

購買《整風文獻》，「其中有毛主席《反對黨八股》一文，實為精警」；

購買艾思奇《大眾哲學》；

借《解放區短篇小說集》一冊，「其中有數篇頗剛健樸素，不謂之進步不可也」；

閱《精神分析學》與《辯證唯物論》，頗覺開卷有益；

讀卡達耶夫《團隊之子》；

他這樣評價斯大林文化專制政策總管日丹諾夫的《蘇聯哲學問題》：「文筆明晰，思想正確。」

他稱《斯大林傳》：「說理之明晰與夫筆下感情色彩之鮮明，尤使人讀之不忍釋卷也。」還稱此書與《蘇聯哲學問題》「真乃啟蒙之書，此後宜時時瀏覽，以期深解也」。

老愚：顧隨本是一位純粹文人，沉浸於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自喜。他不意被捲入革命洪流，急速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

……

1952年，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稱：「讀了許多新書，舊思想、舊習慣時時刻刻在減少，期其凈盡無餘；而新的則時時刻刻在增長，期其有加無已。」如此赤裸裸的夫子自道，正是一幅一心追隨新政權的知識分子的自畫像——亢奮，自虐，情態若新妃，以千嬌百媚之態爭寵於主人，他是徹底放棄了自我與人格尊嚴。

同時期，懷有赤子之心的沈從文，因被文霸郭沫若斥責為「反動派」而不受待見。極端苦悶的作家甚至兩次自殺，葉聖陶在1949年3月20日的日記里稱「從文近來精神失常，意頗憐之」。1949年5月30日，當葉聖陶們迷醉於「翻身民眾開新史，立國規模俟共識」的幻覺中之時，夢碎的沈從文悲憤地寫道：「世界變了，一切失去了本來意義。」（《沈從文家事》）

顧隨本是一位純粹文人，沉浸於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自喜，因與學生分享文學鑒賞心得而自得，他是一個被美征服而傳播美的赤子。他不意被捲入革命洪流，急速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由單純而生出的熱情、盲從，使其易於被蠱惑，信而不疑，專制以民主的面目征服了他，使其淪為專制政權的鼓吹手——他感覺自己新生了，其實卻是毀滅了！一個睿智的天才，就這樣糟蹋了自己的思想，不羈的才情只是用來表現順從與忠誠。顧隨先生的蛻變，正是革命吞噬自己虔誠信眾最真切的一例。

沈從文則相反，他因為被拋棄而失衡、迷茫，進而反省，由信而思，得以與狂亂的革命保持某種距離，最終成就了其文物鑒賞家的事業，為世界留下了寶貴的財富。選擇與被選擇，就這樣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