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冠仁：《塔洛》，我們無法忽視的華語片

文 | 張冠仁

引言：《塔洛》，藏族導演萬瑪才旦的電影，講述一個藏族牧羊人因為辦身份證而踏上了一段「城市化」或「世俗化」旅程，完整展現了一個原始狀態的「人」，在被社會賦予的「民」中遭遇的欺凌與傷害，這條所謂的「教化」之路，一旦開始了，便是不可逆的。

▍一

我是在上海一家巨大商場里看的《塔洛》，在它上映的第三天。這座城市一共只安排了七場，分布在各個偏僻角落。這絕算不上什麼厚待，不過考慮到同期熱門電影的來勢洶洶，也無可厚非。

我看的這一場被安排在午夜最後一場，23:30開始，商場早已空無一人，如果不是這場電影的四位觀眾，也許影院工作人員也可以早點回家。兩個小時之後，我看完了這部可能是2015年最無法忽視的華語電影，對的，我沒有寫錯，漂流了一年多之後，我們終於在2016年年底看到它上映。

華語電影概念首先不僅僅是漢族電影，這部藏語為主要對白聚焦藏族身份的電影，講述的依然是大華語文化地區範疇之內的命題：「我們」的身份究竟該如何被定義？究竟是什麼龐然大物在同化我們？

這種身份焦慮感在港台電影里也經常會看到。

而《塔洛》找到了這種身份焦慮感的最準確的隱喻方式：從「人」到「民」。這種「二元對立」的結構也支撐住了整部片子，無論是頭髮去或者留，塔洛名字，還有藏語與漢語。甚至在結尾，「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因為方向的問題，從開場鏡頭裡反了過來。當牧羊人嘴裡傳統的情歌拉伊的時候，背景則是結合流行元素的變體：藏語嘻哈風，在布達拉宮的布景下開始哼唱。這些視覺化的表達都在不斷強化這種二元衝突。

開場第二個長鏡頭，在這個佔據全片10%篇幅的12分鐘長鏡頭裡，演員表演沉穩又克制，當牧羊人塔洛用他彆扭的書面漢語背誦著《毛主席語錄》的時候，漢語在這裡只是作為一種編碼方式，那些高度政治化的「抽象大詞」。而他的母語藏語則負責日常瑣事：家裡到底幾頭羊，羊的花色。

和高度抽象的漢語相比，靜水流深的藏語才是生活的本源，也是牧羊人所天然習慣的語境。

▍二

當牧羊人塔洛因為需要辦理身份證而進入世俗社會，他完成了一個從「自然人」到「社會民」的進程與冒險。

為了體現出這種細微性的差別，導演萬瑪才旦做了這樣的設計：他選了一個司空見慣的警察局辦公內景，牆上貼著巨大的五個大字「為人民服務」。空間里安排了兩個人，穿著制服的警察與牧羊人裝扮的塔洛。對於創作優先的導演而言，演員也可以當作某種道具來表意，從服裝美術道具演員，鏡頭裡的一切元素都是表意的。

那麼導演構思里非常精彩的一筆，就出現在屋子正中間的那個暖氣管上，這是南方人不容易接受的室內簡易加熱設備。但是在北方冬天很常見，黑色的熱氣氣管從屋子中間一直綿延到室外。在鏡頭裡，這根巨大的黑色粗管變成了畫面上的標點符號，它恰恰斷開牆上大標語「人」與「民」中間的空間，一個醒目卻又自然合理恰到好處的分隔符。於是我們看到塔洛始終身處於「人」字下面的空間里，而穿著制服高度社會化的警察毫無疑問就在「民」字底下。

因為要被賦予社會化的塔洛不斷接近那個民下的空間，但是他卻始終沒有越過那根黑管。這就是一個好導演的創作自覺性。

說實話，在看到《塔洛》這個鏡頭之前，並未想過「人」與「民」是可以分開的。其實這原本就是兩個詞語，只是我們長期以來習慣了他們總是一起出現。「人」是因類人猿進化而來能製造工具的動物，而「民」則是以勞動群眾為主體的社會成員。

一言以蔽之，人是動物性，而民則是社會性稱謂。前者是與生俱來，先天賦予，而後者則是組織認可，被動賦予，比如說「身份證」。所以通篇電影所有立足點都是基於此展開，比如說名字：「小辮子」是他的綽號，「塔洛」則是他社會化需要的名字。牧羊人自陳，自己孤獨在荒郊野外生活多年，被人叫名字都有點不習慣。關於名字的梗在這裡出現是如此熟悉，不禁讓人想起同時期熱映的日本電影《你的名字。》。在愛情電影里，名字對應的是對愛情的忠貞與堅持，而在這裡名字對應的則是社會化身份。

同樣二元對立的還有楊措，作為片子中唯二的角色，她飾演的是一個已經被高度城市化的藏族女孩，短髮、抽煙，拒絕民族傳統。她是本片的「蛇蠍美人」（femme fatal），她完全是主人公淳良牧羊人的反面教材。最終因為私慾她騙走了塔洛所有的錢，而塔洛還天真地以為她會和自己一起私奔。

最後，她執意要剔去塔洛的頭髮（小辮子），這種帶有閹割意味的鏡頭，對主人公外部形態和內心世界層次的雙重傷害，終於在影像上統一了，塔洛被永久性、帶有某種羞辱性地傷害了。

▍三

作家出身的萬瑪才旦是一個具備影像自覺性的導演，同時對「為人民服務」的符號化處理可見他對符號的高度敏感。

選擇黑白片對置景美術提出了很高的挑戰和要求，導演在這個創作規則下不得不放棄色彩這個天然的創作工具，只能運用深淺及陰影的變化讓觀眾沉浸進入故事的語境。而且黑白片還有一種微妙的審美系統，不能簡單套用彩色與黑白的差別來進行創作。而觀眾在觀影過程中，也會天然對原本被色彩掩蓋掉的美術背景大字報等等更感興趣。

也正因為此，萬瑪才旦會出現大量的符號性表達：比如在小縣城落敗照相館旁邊出現的超人superman標誌，這是全球化的符號之一。

再比如第一次約會，塔洛開著摩托帶著女孩從夜幕中衝出，背後就是「依法治縣」的口號。這種帶有某種意味的設計可能需要仔細拉片才能品味出來。同樣在鏡頭上，他也嘗試一種不同於以往以準確為第一要務的鏡頭修辭，他選擇不規則甚至略帶反常性的鏡頭，卡在演員的身體局部。

還有一個鏡頭的處理，從女演員楊措站在髮廊里偷看外面街道上的塔洛，除了鏡子的折射之外，他還安排了一組霓虹燈間或地淡淡閃爍，這是人物內心活動的外化，很聰明也懂得剋制。

最後，在結尾的地方，萬瑪才旦在音效上鋪了一層淡淡空間感遙遠的誦經聲，這也許是某種救贖式的希望，這種救贖不是哭天搶地周五黃金劇場那種，而是淡淡克制，細膩隱忍，就像這部電影的氣質一樣。

▍四

在同一座影院里，《塔洛》和梅爾·吉布森的電影《血戰鋼鋸嶺》是完全不同氣質和不同消費人群的電影。

它們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關係，反而是互相成就。當全世界絕大部分人都向商業消費主義的奇觀鏡頭高舉雙手投降的時候，那些在文化界小角落裡零星射出的一兩顆冷彈會顯得彌足珍貴。也正因為正面戰場有了奇觀電影，這些尋求內心世界小小突破的電影才有了空間。

它可以讓我們明白，即使是絕大部分人都依賴計算機的時候，依然有人還在手打算盤。它保留了即使當所有人都犯了錯後，還存在著某種糾正的可能性。

【注】內文配圖均為《塔洛》劇照，本文原標題為《為「人」服務與為「民」服務——〈塔洛〉影評》

【作者簡介】

張冠仁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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