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是否會挑戰由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

經濟復甦緩慢 民粹主義抬頭 貿易保護升級

西方社會面臨內部挑戰

作者：馮黛梅

2016年，國際舞台上發生了兩件嚴重挑戰西方現有秩序的事情——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新一屆美國總統。這兩件事對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打擊幾乎是致命的。歐美學者認為，自二戰以來由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陷入重重困境。

自由主義價值觀衰落

「20世紀上半葉經歷了現代歷史上一些最糟糕的時刻：兩次世界大戰、全球蕭條、暴政以及種族滅絕。這些災難發生的原因主要是西方大國在面對經濟與地緣政治危機時，試圖轉向國內，希望以某種方式逃避災難，然而它們終究被災難橫掃，無一倖免。」這是即將出版的2017年第一期美國《外交》雜誌中「失范——未來國際秩序」專題的開篇語。

在經歷災難之後，西方決策者決心不再重複之前的錯誤，因此設計了一個基於互惠合作而非自私競爭的戰後新秩序。他們通過國際機制、貿易協定以及軍事聯盟將彼此關聯起來，從而更加強大。然而，打著「美國優先」旗幟的特朗普當選後，是否會挑戰這個美國領導的「自由國際秩序」？《外交》雜誌主編吉登·羅斯（Gideon Rose）認為，如果國家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真正付諸實踐，那麼不僅美國捍衛自身國家利益的能力將受到削弱，而且其捍衛整個自由國際秩序的能力也將受到削弱。

作為這個專題中的一篇，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羅賓·尼布賴特（Robin Niblett）在文章《自由主義在潰敗》中寫到：自1945年以來，西方決策者認為開放的市場、民主等理念會逐步擴散至全球。今天看來，這樣的希望似乎太天真。他認為，這個體系的領導力量正面臨持續的國內政治與經濟不穩定的挑戰，曾經為這個體系提供安全保護的美國開始「向內看」。經濟困境以及來自俄羅斯的壓力，使得歐洲更顯脆弱，主張激進的民族主義政黨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美國在亞洲的盟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民主」夥伴也面臨問題：日本和韓國面臨經濟困境與人口老齡化問題，而它們之間的歷史宿怨又讓其難以站在一條戰線上；其他國家如巴西、印度、奈及利亞以及南非等，無法消除阻礙經濟持續發展以及社會團結的因素。

在前不久哈佛大學舉辦的2016未來歐洲研討峰會上，來自歐美國家的20多位學者圍繞歐洲民主危機、歐元危機、安全與外交政策以及歐盟的未來進行了討論，整個討論瀰漫著對西方傳統規範所面臨危機的擔憂，而特朗普的當選加重了不確定性。歐盟委員會委員皮埃爾·莫斯科維奇（Pierre Moscovici）在主旨演講中表示，當他看到大西洋兩岸共同信奉的價值觀失去陣地後很是擔憂。有學者甚至表示，這是個令人絕望的時刻。

但是，對現有制度一直持批評態度的美國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現在是出現了一些新動向，但是看看商業新聞和股票市場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這個世界的統治者並不希望發生重大改變——除非是他們喜歡的。打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及其複雜供應鏈的機會很渺茫。」

西方社會民粹主義攀升

西方社會的精英一直擔心他們建立的自由秩序會面臨外部尤其是非西方世界的挑戰，然而，這次他們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內部——感到自己被拋棄的普通民眾開始拋棄那個拋棄他們的精英制度。從伯尼·桑德斯到特朗普，從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到法國國民陣線，西方的民粹主義在蓬勃發展。

尼布賴特在文中表示，挑戰自由國際秩序的「最大危險來自內部」。美國以及一些歐洲國家的實際工資20多年來停滯不漲，精英們的信用因此受損，全球化的吸引力也因此降低。開放的貿易、投資以及移民政策雖然對整個經濟是積極的，但是它們並沒有轉換成地方收益。經濟衰退削弱了人們對開放的資本市場的支持，因為在他們看來，這個制度只庇蔭了一小部分精英。

蘭德智庫的邁克爾·馬扎爾（Michael Mazarr）在其撰寫的《曾經以及未來的秩序——霸權之後是什麼？》中表示，歐美湧現的民粹主義正在威脅二戰以後建立的自由國際秩序，包括自由貿易、國際法、全球交流，「民粹主義者對全球化的反對正在危害良性循環」。

對於民粹主義何以在歐美愈演愈烈的原因，學者們通常歸於分配的不平等使很多人未從全球化中受益，反而成為受害者。除了經濟不平等外，造成民粹主義的另一個流行的觀點是「文化反彈」（cultural backlash）。美國政治學家羅納德·英格爾哈特（Ronald F. Inglehart）與皮帕·諾里斯（Pippa Norris）的研究發現，對民粹主義政黨的支持是一些人對時代價值變化不適做出的懷舊反應，特別是那些認同傳統價值觀的老年人，以及那些無法跟上潮流的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群體。長期研究民粹主義的美國喬治亞大學公共和國際事務學院副教授凱斯·穆德（Cas Mudde）則認為，民粹主義在歐美的成長是有歷史原因的。儘管近年來的經濟不穩定助長了民粹主義，但其起源則要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歐洲社會、政治的結構性變化。在他看來，「民粹主義的興起是對幾十年來非民主自由政策的一種非民主自由反應」。

後霸權的世界秩序是多元的

雖然歐美學者對自由國際秩序的衰落表現出深深的憂慮，但是他們依然認為這個制度是可以修復的。首先要做的是修復自身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高生產力、提升工資水平、增加就業、讓移民更好地融入社會等。尼布賴特表示，如果自由世界能夠首先將自己拉回到軌道上，不轉向貿易保護主義，那些非西方國家將會願意維持現有的相對開放的市場和自由資本流動的國際經濟秩序。他還認為，歐洲的政府以及企業應該參與中國領導的貫穿歐亞大陸的「一帶一路」建設，亞洲發展銀行應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進行合作。

馬扎爾表示，國際秩序基於兩個支柱：權力平衡以及一定程度的共同價值觀，這兩個支柱現在搖搖欲墜。多年來，美國的大戰略基於這樣的假定，即美國領導的單極世界秩序及其價值觀對其他國家有強大的吸引力，然而，這些假定已不像從前那樣強大。如果華盛頓希望維持一個能夠避免衝突、維持繁榮和促進自由價值觀的國際體系，那麼它就必須擁抱一個更加多元化的秩序——一個以不同的方式應對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秩序。

尼布賴特在其文章結尾處表示，這些建立了自由國際秩序的國家現在如此衰落，已經無法向其他國家展示自由經濟政治治理制度的優勢。

（中國社會科學報波士頓12月14日電 駐波士頓記者 馮黛梅）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