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劍濤：公共生活的歷史演變

整理：黃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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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自8月6日東方歷史沙龍第104期《從古典到現代：公共生活的歷史演變》，嘉賓為清華大學教授任劍濤，主持為東方歷史評論執行主編李禮。因篇幅限制，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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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public）像膏藥一樣到處貼

今天能夠有機會給各位介紹一下，為什麼我花這麼多工夫來寫這個比較抽象的話題。從我最初決定做這個題目到現在已有十三年之久，《公共的政治哲學》這個書特別難產，一方面當然是我自己做學問太不努力的表現，另一方面是個人興趣有點廣，一會關心西方，一會兒又關心中國，一會關心抽象話題，一會又對現實問題放不下，開闢的點太多。

首先要對我十幾年才做出一個東西給個解釋。其實也很簡單，兩個理由：第一個就是十幾年對公共的研究從沒有徹底中斷，這證明這個話題確實在隨時扣擊我們的大腦。中國千百年來公共性非常發達，但是到今天，公共政治世界的建構都很成問題。在90年代初，幾位著名學者編了一本書，在漢語讀書界非常流行，三聯書店印了不下七八次。一本非常嚴肅的學術書籍印這麼多次是很難的。這本書主要是西方大腕寫的，我當年也深受其影響，叫《文化與公共性》。從那以後漢語學界就習慣於談論公共性，但不談論公共。這兩個混淆有什麼重大的影響呢？基本上談公共性就是以形容詞化的概念來談公共，所以法律上我們有公法，主要就是憲法、行政法，還有最流行的替代政治學，出場的就是公共管理。在哲學上談論最多的話題就是公共哲學。公共（public）作為形容詞像膏藥一樣到處貼，但是我們並不清楚公法、公共管理、公共哲學，還有公共經濟學，這些非常流行的詞究竟是什麼意思。

當年我就想分析一下為什麼「公共」如此流行，但公共卻空前稀缺。尤其最近幾年，著名的年輕學者周濂提出一個說法：當公共知識分子變成公知，這個問題就更複雜了。因為一部分知識分子成為所謂public intellectuals，這裡也用了public一詞。但當它變成公知的時候，大家覺得很可惡，覺得他們經常隨便引導輿論，然後就罵公知，結果互罵之後，就把「公共」忘到太平洋底下去了。自從《文化與公共性》出來之後，漢語學界基本上就按照公共性來談論問題，不再去真正關注什麼叫做公共，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先搞清楚，究竟什麼叫公共。1995、1996年時這個話題最時髦，當時好像是《文化與公共性》第一版。雖然它不斷在重印，不斷地引出公共性和現代性的話題，但現在現代談得不多了，現代性談得很多；公共談得不多，公共性卻談得很多，為什麼會這樣？我想解釋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基於我們公共生活的重大變化。重大到什麼程度？可以用四個字形容——翻天覆地。首先從公共的政治哲學的原生地來看，整個西方遭遇了幾次重大事件，造成了公共生活有點不知所云。西方1998年金融危機和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自信都沒有了，尤其是弗朗西斯·福山到中國來講美國政治都已經衰敗了。很多人都感嘆福山變化之大，當年只講民主終結了歷史，而現在搖身一變，變成美國衰敗了。福山講西方不行，美國是家產官僚制支配一切，原來是希拉里的老公當了總統不過癮，自己還要當。原來共和黨最可能、最熱門的總統候選人並不是特朗普，而是傑布·布希。中國人說美國太不像話，資本和權利已經勾結到離譜的地步了。於是我們把美國政治罵得狗血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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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二戰：歐洲的懷疑與動搖

這樣一個自信的變化是從哪裡開始的呢？實際上從上個世紀初就開始了。當時西方的公共生活經歷了三次大的變化。首先一個變化是在一戰和二戰。中國最偉大的啟蒙思想家，深刻影響現代中國人閱讀的，高昂、熱情的梁啟超先生，他當年寫《歐遊心影錄》，說歐洲是我們的典範。結果一戰開打，梁啟超大失所望。我們的典範打仗打得烏煙瘴氣，我們還怎麼向你學習，你們是老師，不應該開打，否則我們沒法向你學習。所以我們開始拿出了國學，這與為什麼現在我們的國學這麼熱有部分相似的原因。1998年金融危機還沒解決，2008年金融危機又來了，我們怎麼向你學？學你兩場金融危機嗎？我們都是向強者學習，絕不向弱者學習。中國人習慣在強者面前低頭，一見到弱者，我們的腰板像裝了彈簧鋼板一樣，一下就挺起來了。

我們對一戰、二戰非常失望，而歐洲自身的信心也被動搖了。18世紀通過啟蒙運動掃蕩了與自由主義對壘的所有思想，自由民主憲政法治成為了整個西方現代的主流思潮。然後到了19世紀，自由主義凱旋高歌的一個世紀，西方又將其推向全世界。結果兩次世界大戰開打，歐洲人自己都懷疑，覺得是不是我們的文明窮途末路了。我們怎麼能用戰爭這麼殘酷的方式呢？尤其是德國人發明了閃電戰，一旦開打什麼倫理都不講，焦土政策。以往人類是有戰爭道德的，「鳴鼓而攻之，鳴金而收兵」。開打先敲鼓，鼓在前面走，士兵隨後，兩軍交接，鼓隊往後一退然後開打；打得不行了，鳴金，敗者就退後，勝者也不追，窮寇莫追嘛。所以冷兵器時代戰爭都比較文明。一旦進入熱戰狀態，現代槍炮一來，沒有倫理可講了。西方人覺得我們沒有這麼野蠻，千百年來我們都是限制權利，比如說英國，去年才紀念了大憲章（1215年）頒布八百年。儘管封建主有騎士，約翰王可以通過教皇組織歐洲各國的聯軍，但是我們先不要打，先簽個大憲章，這是訴諸文明的手段。又像蘇格蘭，英格蘭不是說你想獨立我就開打，而是公投。但不可否認，二戰野蠻的戰爭邏輯，尤其是大屠殺的工業化、屠殺的邏輯，讓西方對啟蒙運動以來的公共哲學產生了深刻的懷疑，或者說啟蒙以來的哲學實際上是把大不列顛的自由平等博愛，借法國人的大革命書寫到了人類旗幟上。結果這個時候，自由平等博愛都被犧牲了。所以一直到今天，西方人都還在深刻反省一戰二戰對歐洲文明的摧毀性打擊。

接下來，西方到1968年反思得不耐煩了，學生開始佔領大學。比如斯坦福大學、伯克利大學、UCLA等，學生佔領大學、考老師。四五十個學生坐在上邊，就像各位，你們是考官，考我一個人，把我考得像傻瓜一樣。但是學生很暢快，給自己凈打95分。這就是六八風暴，它的革命帶來了重大的衝擊。直到今天，西方人為什麼不濟？就是因為六八造反的一代正是西方的思想領袖。後現代的出現，就是六八造反運動的直接結果：大家沒有公共目標了，沒有共同感了，沒有共同認知了，不知道成員之間應該有博愛精神來建立平等結構，追求人類的自由。自由平等博愛關係就是要以兄弟般的情感來建立平等的共同體，追求人類的自由，但六八風暴之後這些都沒有了。六八風暴最典範的人物，就是我們漢語學界非常崇拜的後現代的鼻祖，而且他自己對於西方主流公共哲學的反抗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訴諸於肉體反抗，而他也是西方第一個得艾滋病逝世的名人，福柯。他無公共感可言，就是靠自己，這對於18世紀啟蒙運動來說簡直是一個巨大的顛覆。

18世紀啟蒙運動原生的人格結構是什麼？是英國的紳士。帶著博士帽，穿著燕尾服，揮著文明棍，一出來大家就知道這個叫文明。不列顛帶給我們的文明生活方式就是這樣的。法國人儘管把自由平等博愛書寫為現代公共哲學最偉大的價值口號，但法國人實際上比較粗魯。為什麼這麼說？因為比如法國大革命，像革命領袖羅伯斯庇爾革命被判死刑才36歲。革命太過激動了，一激動就找不著北，就互相砍頭，革命把革命領袖都革掉了。你說這個革命讓人恐不恐懼。粗俗的革命就從法國大革命開始。英國人略有粗俗的革命，就是克倫威爾做執政時期，也把英王的頭給砍了，但砍了之後全英國人發現這不行，我們的頭也保不住。我們建立國家，實際上就是為了一個俗不可耐的公共目標，什麼目標？就是大家結成國家、能夠互保。換言之，我們要安全。法國大革命就是粗俗到沒有安全感，六八風暴也延續了法國大革命的粗俗感。雖然沒有砍頭，但幾十個學生把傳道授業的老師，堂而皇之地考成傻瓜，這跟法國大革命一樣粗鄙。這一波人是法國大革命粗鄙作風的繼承者，他們在1968年搖身一變成為造反學生，而後再華麗轉身成了西方學術界的領袖。這一批革命分子、造反分子主導了西方的公共生活，於是他們要顛覆西方的公共生活；跟著下來，祛魅運動加復魅運動；最重大的就是幾場戰爭，尤其是越戰，西方想通過戰爭的方法來把西方最主要的公共生活方式推銷給非西方世界。結果帶來的是越戰後整個西方跟東方的對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冷戰，同樣也給公共生活帶來了重大影響。從一戰二戰到1968年，再一直到90年代，整個二十世紀西方的公共生活亂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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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對人類公共生活造成的影響

而這個時候東方的公共生活是不是好一點呢？未見得。東西方的對壘從希波戰爭開始。在希波戰爭以前，整個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希臘都不是東方的對手。當然此東方非彼東方，這個東方跟我們無關，指的是近東，或者當年叫中東。中東的波斯文明跟希臘文明經過長期的戰爭，以希臘文明對波斯文明的取勝結束。借著東方文明的光輝，希臘文明第一次產生了人類融合性文明，東西文明第一次結合。希波戰爭中希臘的取勝，開始了希臘的規範價值向世界逐漸披靡的這樣一個兩千年的過程，而到現代通過工業革命和市場變革，技術創新和財富積累，西方文明變成了世界的領先文明。但是走到今天來，二十世紀的三大動蕩讓西方文明在18世紀所向皆靡、19世紀征服世界這個光榮歷史，第一次遭遇嚴重的東西對壘，而且是兩重意義上的東西對壘。第一是中東歐跟西歐的對壘。兩者以往是有分裂但沒對壘。基督教有三大系統，以講拉丁語係為主的舊教，盎格魯撒克遜系統主要是新教，和中東歐的東正教。三者有分裂但是沒有割裂。但是這個局面隨著俄羅斯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兌現而破裂了。它有了一套新的公共觀念：每個成員都可以按個性來全面自由的發展。這個對公眾來說太有號召力了。資本主義的公共卑劣的地方就在於，有資產的人發展得很好，沒資產的人就是無產階級，發展的實在不怎麼樣。共產主義許諾人人都可以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更關鍵的是對於我們一天到晚求之不得的財富，馬克思說不要急，跟你保證按需分配，你要啥以後就有啥。如果說我現在還缺，他說未來一定不缺。這個滿足感真的太強了，這種擔保太鼓舞人心了。他抓住了東方的這種期盼心理，中國叫大同社會，俄羅斯叫彌賽亞，即有救世主給你解決一切問題。於是西歐的資本主義完全相形見絀，中東歐跟西歐產生了絕對的、壁壘性的分裂。而與此同時，遠東加入到了內部對壘中東歐的這一面，造成一個中東之後的遠東再跟西方的對立。所以這樣一個對壘，就是冷戰，對人類公共生活造成了極其深刻的影響，簡單地說有三點。

首先，公共理想有了對壘的方案，即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平均分配對貧富差異。這個優勢很明顯。從我讀小學一直到我初中畢業，毛澤東去世，想到共產主義就絕對感受到那種望梅止渴的效果。現在吃不飽飯不要緊，我以後也可以隨便吃啥有啥。各位，你們現在可能太實在了，想不到一種理想具有充饑的功能。

那麼第二點是什麼？現代公共世界的普遍公共分裂成為雙重公共。一個就是有產者的公共，另一個是無產者絕對無私的公共。其實我們今天發現，無產者也不可能絕對無私。無產者往往首先盼望的就是有產，所以無產者搖身一變成為有產者，不可能成為共產主義接班人。這是馬克思當年沒有想到的。社會底層的人有他的生存邏輯，我們人格上是高度尊重工人農民的，但是他們的生存邏輯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像馬克思想得那麼偉大。馬克思當年確實設想，只有工人的公共是徹底無私的公共，也就是無產階級的公共才是真公共，而資產者的公共，就像家裡那12萬元一平方買來的公用過道。法國有部電影叫《審慎的資產階級》，所謂審慎的資產階級在電影中一般而言是比較虛偽的。比如說在公共汽車站突然發現一個美女站在旁邊，但是他又要保持矜持審慎，不好意思看，一定要車動的時候趁機看一下，然後又做莊重狀。所以資產階級的審慎充滿著庸俗之下的鄙俗。而無產階級為什麼無產無私？因為什麼都沒有。資產階級不徹底無私又生活虛偽，所以共產主義的理想在冷戰50年左右的時間把資產階級搞得神魂顛倒。五十年代凡是西方的資產階級學者一到蘇聯和中國走一趟，馬上就陶醉了，覺得這才是希望啊。比如史沫特萊，一到我們的延安，看到人民一個個沒什麼財產，充滿了對未來玫瑰色的幻想，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絕無所得，她就讚不絕口，稱為高尚和希望。對比蔣介石，我啥都沒有還在革命；你坐在南京，一天到晚高談闊論還有空寫私人日記。你一比，這種當年在革命時代的無私性，國民黨是扛不住的。所以這是第二個確實對立的公共。

第三，就是公共自身確實經歷了三次具有重大含義的變化。早期的公共是貴族的。1215年建立共同體是英國貴族跟約翰王簽大憲章。對於農民和農奴而言，自由跟他們根本無關。今天我們好多人還在指責說西方的公共也很糟糕，大憲章也只是貴族的公共，只是貴族的自由，並沒有今天許諾的普遍的自由。對，這不能否認。一直到19世紀，貴族的公共才變成了資產的公共，自由也就是資產的自由。所以馬克思一句話就把資產階級的公共給瓦解了。工人，你們認為是有自由，但是工人只有什麼自由？工人只有出賣勞動力的自由。工人聽後當然憤怒，這種自由我們不要，我們要革命，我們要砸碎鐵索鏈，得到全世界，因此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個煽動是很強的。

但是不要忘了，隨著社會主義的第二波重大競爭——因為19世紀的工人運動算第一波——也就是冷戰時期工人和資本家的競爭的演變，就是西方資本家改造資本主義，發明人民資本主義的這個重要階段，大家都變成資本家了。西方現在很少有純粹的工人，尤其大公司裡頭，工人可能僅僅占這個公司的股本百分之零點几几，但是他也是個資本家，他有雙重身份。這就是伴隨著70年代，隨著人民資本主義的完成，西方的工人已經資本家化。或者說，自現代公司制中股份有限責任公司這個偉大的發現以來，西方工人就沒有革命性了。現在要動員美國工人起來革命，那肯定不行。我經常舉這個例子，當年改革開放，一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的教授受委託去日本和美國訪問，到福特公司問福特公司的工人，為什麼你不革命。他說知道你們的理論，工人革命當了主人，但是當了主人，大家一平分，那我啥都沒了。我不革命，我現在有一筆工資，而且福特公司給我一份股份，我到了年底還可以分紅，這個是可把握的，而革命是不可把握的。所以隨著人民資本主義的發展，西方公共的第三波革命成功了，是什麼呢？就是共享的公共。既不是只有貴族享有自由，也不是只有資產者享有自由，而是普羅大眾都享有自由。他徹底化解了人類政治生活最緊張的兩個重大矛盾，第一，權力不能輪流做莊，第二，資產不能相對公平享用。人類千古以來的競爭大致就是這兩個原因。

按照共享的公共，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定義，什麼叫公共？公共就是成員之間普遍享有自己所在的政治共同體的財產和權利。所以這個雖然叫西方政治學研究，但只要是在我們的政治生活裡頭的，就跟我們每個人都有關。什麼叫公共，就是每一個公共的成員，就是每一個我們中國公民都能夠去享受中國所共有的財富和權力。美國的工人確實不可能當選總統，但是美國的流浪漢，他不像工人還有政治社會身份，可是民主共和兩黨的大會門口一定有流浪漢組成的陣營，說「選我吧，我是美國歷史上最純潔而絕無貪污腐敗記錄的總統」。他也有一個機會，儘管不可能當選。治權與精英有關，但政權確實是共同所有，所以我們可以選舉，但不能保證每個人都選上。所以公共生活的重大變遷使我們要去研究公共。

沙龍現場

為什麼要研究公共就到這裡為止了。我們得出的結論就是，公共是因為使我們每個人認識到我們作為這個共同體或者作為這個國家的成員，財產權力是我們共享的，沒有哪些人，更沒有哪個人，能徹底獨佔財富和權力。那到現在無論什麼社會階級，都有法律保障的手段來保證我作為這個共同體成員去參與分享國家權力和國家財產的機會，此之曰公共。這個結論也是漢娜阿倫特所強調的：公共生活本身是政治的，而政治本身應當是公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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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式公共生活真的那麼好嗎？

第二部分我們就開始分析公共以及它的理論內容。

首先我們要強調，公共跟什麼相對？公共（Public）是跟私人（Private）相對的。但是一般這裡會有一些歧義，以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已然分割，完全不相關。於是私人生活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們兩個幹壞事，互相隱瞞，一切不在話下。其實我並不認為希臘人所創造的公共和私人世界分離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所以我在書里批評了漢娜阿倫特，一天到晚緬懷古希臘的公共生活。因為古希臘的公共生活很簡單，即凡是家政生活，就是我們今天談的經濟生活，是留在第二位自己解決的。古希臘的良心，蘇格拉底，是一名石匠。我們知道錘石頭是典型的體力勞動，但蘇格拉底最想乾的事是哲學。所以他老婆是非常憤恨，說他一天到晚不打石頭掙錢，反而去討論哲學，而且討論哲學凈得罪人。蘇格拉底的名言是，知識就是知道自己無知。他受他母親的影響，實施精神催產術，去告訴別人，我這個不懂，刺激別人好為人師的這個特點。人都是這樣，遇見一個謙恭的，他就馬上做老師說我告訴你。結果蘇格拉底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地問，大家知道我們知識社會學上有一個普遍現象，就是一個蠢貨提的問題，十個天才都回答不出來，況且蘇格拉底還是個偉大的哲學家。他不斷地跟人提問，人家不斷地回答不出來，記恨他，但蘇格拉底這個人終身不後悔，一直搞到70多歲被判死刑，就他老婆一輩子倒霉。這種生活顯然過於極端。

阿倫特

漢娜阿倫特生在20世紀，經歷了屠猶以及西方公共生活重大變遷，而且她本身就是猶太人，不斷逃亡，最後到美國。她特別欣賞古希臘這種公共生活，因為她認為大屠殺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德國人當時對公共生活的普遍冷漠，面對猶太人被屠殺，德國的上層階級三緘其口，不置一詞。她認為，如果我們像古希臘那樣有公共生活，哪怕不吃飯，哪怕要離婚，我還得要堅持。但是我認為漢娜阿倫特這個就是對公共生活幻想過度了。對自己開闢的公共生活，希臘人也並不像我們今天的一些不安分守己的古典學家那樣，覺得那就是最好的公共生活了。他們並沒有呼籲，我們要追求柏拉圖式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哲學，此乃胡言。原因在於哪裡？因為今天我們知道，私人生活也需要公共生活成員的相互關懷。現代公共生活跟古希臘公共生活絕對不是一回事。對現代的私人生活，國家公權是要通過法律干預的。但是民商法到羅馬時代才有。從羅馬的民商法引向今天的市場經濟，即國家一定要干預你的私人財產權。比如像美國現在查得嚴，跨國公司高盛到中國來行賄都不行，要遭到罰款。希臘是絕對把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一切為二，按照漢娜阿倫特的說法，就是私人生活是在陰影之中的，看不見的，以家庭和家庭氛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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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同堂就是三代互害

今天我們家庭生活國家干不干預？現代經濟最重要的是家庭經濟，而家庭經濟不在於以長久愛情和家庭生活的義務名義，來維持毫無情感的非人性的家庭生活。像美國很簡單，兩口子要離婚，不給你談感情，不要協調，你有三億資產，先分一億五千萬給你老婆，舍不捨得，捨得就離。所以資產三億美元的著名拳擊運動員泰森離了三次婚，就破產了。像我們今天中國還沒有成熟的現代私人生活，所以如果要離婚，法院還要給你三個月協調一下，然後你看你們還能不能繼續過，還能夠忍受得住的話就繼續過，這是非常不人性的。恩格斯都批評，沒有愛情的婚姻是殘暴的，但我們今天寧願維持殘暴。

最近有媒體來採訪我，我就說三代同堂就是三代互害。為什麼？你祖輩到孫輩感情都不一樣，他付出了這個私人生活的代價，他就要支配你這個子輩，進而支配你這個孫輩。我們華人尤其是新儒家說，西方不重視家庭價值，這簡直是胡說八道。西方高度重視家庭價值，但重視的是橫向家庭，就是夫妻之間或夫妻對子女之間，而不是中國人那種縱向家庭價值。縱向家庭價值其實就是希臘的那種私人生活。在家裡侍父以孝，出來侍君以忠。你侍君以忠的時候，就不要談你爸又生病了，躺在床上，而你還在為國家負擔有多麼不容易。今天這種話語，我們國人很熟悉，就比如說當警察，他老婆給他寫封信，說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多見見你，我們宣傳部門和媒體宣傳的時候就要賺我們的眼淚。我就勸大家不要動心，職業有N多個，你既然選了這個職業，公共角色就決定你必須有付出。所以大家就知道公共規則和私人規則並不能截然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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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生活私密化和私密的公共化

現代生活超越了共和主義的幻想，共和主義太張揚公共生活了。所以我特別批評說，公共跟私人不能絕對割裂。最關鍵還要強調，第一，我們要讓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維持法律上的均衡性。首先，要拒絕徹底的私密化。中國再重要的公共問題，比如說政治怎麼安排，領導怎麼產生，文明怎麼復興，對人類承擔什麼義務，這些都是偉大的公共問題，但我們在餐桌上喝三杯酒就過了，完全化解了緊張。這是中國最顯然的公共生活私密化。中國人背後議論人常常是非常刻薄的，但是一上檯面大家都念文件。我們就把公共生活徹底私密化了。中國人公共生活不緊張，為什麼？中國的餐飲業為什麼這麼發達？都是因為大家要到餐桌上去把公共問題私密化，然後就化解了他沒有承擔公共責任的緊張。

但另一方面是不是絕對的公共化又好呢？我看在座的朋友們很少有經歷過文革的，文革就是中國最典型的徹底公共化。你吃喝拉撒都要了解，否則你吃喝拉撒的時候背叛了黨，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而且隨時要寫檢討，要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我父親因為跟著黨革命，左得出奇。我小學三年級就開始寫檢討，而且我的檢討寫十次左右能過關那都算是幸運的。小學三年級什麼都還不懂，都得檢討為什麼我考98分沒有考100分。第一次寫就說自己沒認真學習，不懂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道路，不懂得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不了解祖國的大好形勢，然後我父親說不行，你沒有深挖思想根源。我當時一頭霧水，啥叫思想根源？最後知道了，對於公共生活來說，文革深挖思想根源就是要踩自己。在那之前，我一直就知道，我們中國寫檢討是一個最大的法寶，所以現在我一看那貪官出來痛哭流涕，把自己罵得一塌糊塗，什麼三觀錯誤，沒注重改造，又靈魂深處怎麼骯髒，就發現這都太熟悉了。這個時候就是你把你所有的東西都暴露出來，暴露給誰？暴露給公權，徹底公共化。徹底公共化是不是好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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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沒有秘密，生活就沒有意義

對於我們人來說，所謂政治的必定是公共的，公共的絕對也是政治的，是說的兩回事情。前者就是我們人是合群的產物。但在合群之外，我們也是隱私動物。躲起來有點偷著樂的感覺，我們生活才有意義。茅盾在自己的著名小說《蝕》裡頭就特別寫到，人沒有秘密，生活就沒有意義。哪怕一個兩口子，她找她的閨密聊一下秘密，把老公議論得一文不值，回去還是跟老公說，今天我給你燒了什麼菜吃，最合你的口味了。這好像是卑鄙，但其實不是。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私密生活，原因在於人的存在狀態首先就是一個獨立宇宙，他必須有他自己判斷這個世界的最後根據，這是私密化最重要的根據。沒有這樣的私密化，你是不足以去體會生活的樂趣的。尤其當你老了，又沒有老夥伴的時候。現在漢語拼音的倡導者周有光先生已經112歲了，老同學肯定都不在了。他110多歲的生日，我去參加過他的座談，著名的醫生蔣彥永後來說110歲的時候周有光就厭世了，他活得太久了，找不到人聊天，於是大家想方設法的勸他。有人勸他，讓他就想一下當年怎麼追求第一個戀人，眯著眼睛一想，生活的樂子就來了。所以肉體生命的自我維持要求一個隱私空間，來作為自己生命存在進而去發展的動力。所以一個國家權力如果把我們的生活徹徹底底，毫無遺漏地暴露在公眾之下，那這個權力品位就不高，我稱為品位上的下流。而一個政權如果拒絕承認公民的隱私生活的正當性，把我們所有的隱私暴露在公共世界裡頭，那這個權力是非常殘暴的。他可能並沒有在我們身上用鞭子抽，也沒有把我們關到監獄裡，但是隨時隨地把我們每個毛孔都放大了，讓人渾身緊張，不舒服。不僅像我剛才說的，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與芝加哥大學社會實驗委員會的重量級學者蓋瑞·貝克，他對經濟家庭做了最偉大的分析，然後提出了家庭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公共經濟安排，而更關鍵的是私人生活的規則。大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比如美國的脫衣舞酒吧和成人網站都是技術化、程序化和法治化的，性騷擾的定義也是嚴格而明確，私密和私人生活在規則下得到保護。

那麼其實公共規則也是同樣的嚴格。當年美國顏值很高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杜卡基斯，可能年齡大一些的朋友略有印象，顏值特別高而且黨內和民調都非常高，簡直有勢不可當的感覺。結果他黨內提名前一夜被捕，因為發現他有個情人。像法國偉大的文學家，社會活動家讓·保羅·薩特，跟他的終身伴侶雙方各帶一個情人。但薩特沒有掌握公權，換言之，沒有涉及到我們每個納稅人納的稅，也不是納稅人養著你作為政府職員或者公職人員，那你樂意我們也沒辦法。私人生活大家都很尊重。但杜卡基斯想謀總統職位那不行，全美媒體抨擊，第二天杜卡基斯宣布退出總統競選。作為公權人物的公共規則是非常嚴格的。所以，現在有朋友在建議要保護公共人物的私密。我說對不起，你是公眾人物，你想保證私密，你就不要從事公共生活。你只要是進入了公共生活，世界就有嚴格的公共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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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首先是不讓公共權力亂來

我們對公共私人化和私密公眾化都反對而且排斥，那麼怎麼才能安排好我們的公共生活，既保證我們有私密，而同時我們又能夠去分享公權呢？於是我們就要分領域：公權領域和非公權領域的公共生活是兩種生活。比如說我作為一個普通百姓，我沒有掌握公權，但是我就要關心公共生活，你不能說我沒這個權利，但是我有這個權利，你就要把我每個毛孔都放大了來找我的缺點，我也受不了，是吧。人非聖賢，熟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於是對普通公民，他介入公共生活的公共尺度，在現代生活是非常放得開的。而現代公共生活規則最重要的是針對誰呢？我這裡頭就批判了現代理論另一個最重要的大腕，被稱為歐洲第一思想家的哈貝馬斯。他談公共哲學只談公共領域，這個是錯誤的。哈貝馬斯也說公共領域就是資產階級的公共領域，而首先就是叫做文學性的公共領域。比如，我們讀了一篇小說，頗有點感觸，就跟作者聊一聊。

咖啡館是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代表地點

那麼到了現在，我們的公共生活能不能這樣的去私密化？不可能。今天中國跟西方一樣，公共生活都經歷了我們開篇所說的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因此要解決的是什麼？不是個人的自我剋制和約束。個人自我剋制和約束是在熟人社會發揮主要作用的。改革開放前中國都是熟人社會，我最愛舉的例子就是我生活的一個四川小城市，這個城市不超過五千人，我小的時候真不敢幹壞事，不是我那個時候境界高，而是一幹壞事人家罵你，你就得面臨巨大的壓力。熟人社會壓力大，像金岳霖當年也是這樣，大家都熟人熟事，也知道你追求林徽因而不得，給了你這個住前後院的機會，你就要珍惜，如果你打破規則幹壞事，你就為眾熟人所不齒。但是今天我們的社會已經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今天中國是流動性社會，換言之叫陌生人社會。因此現代公共建立的前提絕不是熟人社會，而是陌生人社會，西方也一樣。

所以在這裡我們知道，公共規則是隨流動社會而建構起來的，制度和規則是對應的。就現代的立憲民主制度而言，立憲民主一般認為是控制百姓，讓他們老實，其實不是的。本質上為誰立憲？為官僚，因為你享受公權。因此權力歸給你，也要規定你要怎麼樣去掌權。所以憲法有一部分是我們國家有，發達國家絕對沒有的，就是公民義務。我們組成一個公共政治體，組成一個國家，我們公民的職責就是交出我們一部分的權力，我給你納稅，我讓你成立國家，我養你這個政府，你是個公共權力，是個公共機構。因此不像哈貝馬斯說公共只是個公共領域，公共領域只是談論的公共。公共首先是針對公共權力的，是權力具有公共的特點，所以不準讓權力亂來。比如說總統怎麼選，然後怎麼換，議會怎麼組成，怎麼運轉，怎麼立法，司法怎麼審裁。為官員立憲，一方面是規範他們，另一方面也是保護他們。只要你沒有公權私用，哪怕全體人民都盯著你的隱私，而且你的隱私也非常惡劣，但是你只要沒有公權私用，大家拿你也沒有辦法。比如說柯林頓，大家都知道他拉鏈門最多，從阿肯色州州長，一直到當總統。但審判的結果是柯林頓確實沒有用公權和公共資源去為瓊斯·萊文斯基服務，也確實在兩人發生關係的時候沒有強迫她。所以審判就審了，柯林頓還是照當總統不誤。而且大報公然用標題寫他也是簡單明了，叫做「good president，bad man（好總統，壞男人）」。公私立規立得很清楚，柯林頓是道德上是要接受大家譴責，但法律並不處理你，你還可以照樣當總統。大家定位很清楚，你是個好總統，因為你當總統的八年美國經濟強勢增長，證明你公權用得不錯，但是大家都認為你是個壞蛋，這是針對你個人的隱私道德太差。所以一旦立規立清楚了，掌握公共權力的人物也很了解他的行為邊界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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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民主，政治體的公共特質很難體現

所以對於公權和非公權，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交錯關係，如果通過現代法律已經立規立得很清楚了，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那麼在這個解決的基礎上，我們現代社會的普通公民，通過我們建立憲法，遵守憲法規則，按照公共權力公共運用，拒絕公共權力私人運用的原則，我們都可以保證公共。因此我特彆強調，普通公民跟柏拉圖所期待的哲學王，或者基督教里的上帝一樣都能夠創立公共政治生活。現在我們國內的保守主義者就特別蔑視大眾民主。新儒家說孔子投一票，起碼相當於凡夫俗子的60票。孔子那麼厲害，怎麼不相當於六萬票呢？你一旦陷入定量的話那就有點開玩笑了。孔子投票也只能一票，因為你是眾生成員之一，你投票是在表明權力授權的公共安排，而不是作為一個精神上高位的導師。作為高位導師固然可以，你亞里士多德不是教育亞歷山大大帝嗎，我們的董仲舒不也是教訓漢武帝嗎？可以。但是每一個平等公民在授權的時候一人就是一票，一票就證明了我有權力。

選舉，主要並不是選官員。這是我們對民主不理解的表現，也是中國對民主最大的誤會之一。選舉主要是表明我是公共生活最重要的一員之一，是表明我手裡那個權力。我把這個power用一票投給你，你的義務就是要保證我的安全。我們這是跟被選出來的官員進行公共契約。我們一般說民主就是什麼投票選官員，而且現在提民主也不行，說一人一票這個很糟糕。保守派就說聖賢一人一比六十票，然後極左派就說不行，要人民作主，選個當官的出來不行，要我們人民自己搞。那人民怎麼搞，十三億八千萬來決策？行政說到底就是要效率。所以民主之為民主，就是說我們跟政治體達成公共授權契約，民主是其最重要的標誌。沒有這個授權，政治體的公共特質就很難充分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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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說「公共性」實質是反「公共」？

這裡我特彆強調公共性跟公共不一樣。公共性是指的所有政體中的一個特性。不管是專制集權，還是民主制，沒有一個專斷的君王，能夠享有所有的國家權力，也沒有一個君王，能夠享受所有的國家財富。中國古代的君王權力夠大了吧，按照《尚書》的說法，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資源是皇帝的，人民是皇帝的，但是皇帝統治國家還得通過龐大的官僚制度，也就是我們的科舉考試選出來的這些官員，他們具體治國。因而西方也說，中國的皇帝名義上擁有國家財富，但實際上中國是公社所有制，即大家實際上所有。「耕者有其田」是我們的理想，但是所有制仍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即使是最專斷的君主制，它也有公共性，但它絕對沒有公共。

公共是指的什麼？是指權力分割之後，君王一個人休想把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權力掌於一身。所以公共指的是制度性分割的權力，指的是讓每個成員都有享受公權的可能。而公共性指的是名義上所有的東西都歸於君王，但他一定要在形式上把權力讓渡給他的成員。因而公共性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概念，它混淆了政體的根本界限。這個在我們的學術界都沒有嚴格區分。所以我特彆強調，不能濫用公共性這個形式化概念，即忽略它不論政體的特性。最野蠻的政權也得有公共性，因為他想一個人享有所有財富是不可能的，他就是要你生產再生產，做他的農奴或者做他的僱農，因此他的財富也得給你分享；他要統治國家，所以還是要通過龐大的官僚機構向天下發布指令，而因此官僚就分享你的權力。但是它沒有公共，只有公共性。它形式上有公共的特點，實質上是反公共的。而現代公共強調的是權力分割制衡，強調的是立憲，強調的是法治，強調公權不能私用。當年柯林頓如果參眾兩院審判他公權私用，那就要判刑，連總統豁免權都沒了。又比如當年尼克松因為水門事件為什麼要辭職？很簡單，你可以不辭職，但你一旦總統任期結束，你的豁免權沒了，可能面臨終身監禁，於是他就跟警方達成協議，以我辭職換來不受審判。

所以這裡公權一旦私用，對現代公共生活來說，有非常嚴厲的處罰。既不是靠群眾路線，也不是靠靈魂深處的革命。因此我們非公共政權的人民，往往容易把掌握公權的人士的公共性表現，視為他道德上自我檢點的結果。但是在現代公共理論裡頭，我們不承認，所以貪官留下悔恨的眼淚，基本上都被視為鱷魚的眼淚。為什麼你不早流，要判你就開始流了，那你原來沒意識到權力是公共的，判了之後，你才意識到是公共的？

所以對現代公共的發展來說，嚴格的壁壘和嚴格的界限一定要遵守。當然，公共的建構確實具有複雜性，但我們要強調並不是有源遠流長的公共傳統，這個社會就一定具有公共政治。所以現在有些人騙我們說西方有古希臘以來就有公共傳統，所以它現代就容易分權制衡。這是胡說八道。我們剛才已經說了，古希臘沒有嚴格的公私劃分，而是把公私一刀切開了，切完合不攏，那是錯的。現代公權高度干預私權，但並不干預你具體私人生活，而私人掌握的權利國家更不能干預。所以美國最重要的就是華爾街跟華盛頓之間有對抗的餘地，所以政治家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是絕對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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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公共生活傳統的國家如何建立公共？

但是沒有公共生活傳統的國家怎麼建立公共？很多政治體是要訴諸革命建立的，但革命怎麼能保證公共，而不至於造成革命產生新生的資產階級，新生的非公共？換言之，就是革命之後，一部分革命的人就成了專享公共的特權階層。

南斯拉夫宣傳部長，就是後來反叛鐵托而流亡美國的吉拉斯，他的《新階級》就是以建立新公共的名義對傳統政治體沒有公共的特點進行革命，結果革命完畢之後，所謂的新公共比原來革命前的公共還更糟糕。那麼這個時候怎麼去校正這樣的非公共革命呢？我們引用漢娜阿倫特一句話，「為自由而革命」。換言之，每一個成員革命一定要保證自己的自由權利，保證自己建構公共生活的權力，保證自己在憲法權利之下，有作為平等一員通過投票跟我們的共同體不斷簽訂政治契約或者公共契約的機會。如此一來，我們就能夠保證革命永不變質。不是革命家不變質，而是革命不變質。

在漢娜阿倫特看來，美國革命沒有變質，就是因為美國有強大的基層自治傳統，因而哪個官僚上來想改變公共生活，那是休想。但是法國沒有強大的公共傳統，就一直寄望一個開明君主給他們帶來一切好處，因而法國革命之後就不斷地扭轉革命目標，因此最後變成了人吃人的革命，自由也在革命中無形地喪失掉了。因而法國革命也就喪失了公共性。因為有公共性還能夠保證相對自保，而徹底沒有公共性的結果就是互相砍頭。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要建立公共，這一定是一個政治體所有的成員們應當擔負的義務，應當恪盡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