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將「阿拉伯之春」變成了阿拉伯危機？

席捲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暴力不是阿拉伯之春運動的結果，而是長達幾十年獨裁的後果。

2012年7月，敘利亞，阿勒頗附近街道上的一輛被摧毀的敘利亞政府軍坦克。

最近，英國廣播公司（BBC）網站上的一則新聞內容顯示了自開始「阿拉伯之春」抗議活動到五年後的今天，對阿拉伯國家現狀看法的對比，阿拉伯地區的統治者們，城市居民以及眾多的非阿拉伯觀察員怎樣看待地區內接連不斷的起義暴動，而這些起義不僅奪取了幾個阿拉伯國家統治階級的權利並挑戰威脅著其他國家地區領導人的地位。這則新聞的標題是「聯合國稱『阿拉伯之春』使中東地區失去了6000億美元的增長」。然而之後在文章中的說法卻與其有所出入。

在其「2015 - 2016年阿拉伯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調查」中，涵蓋18個阿拉伯國家的聯合國西亞經濟社會委員會（ESCWA，簡稱西亞經社會）表明，「阿拉伯之春」造成了經濟活動凈虧損6338億美元，財政赤字總額為2431億美元，不僅沒有實現民主政治轉型，而且導致了涉及幾十個阿拉伯國家的武裝衝突。

無論有意還是無心，英國廣播公司的標題在一定程度上將阿拉伯國家自2011年以來遭受到的動蕩不安和各類流血事件，描繪成「阿拉伯之春」的直接後果，甚至聲稱這就是「阿拉伯之春」的實質。而事實上這兩者之間並沒有任何必然的聯繫。

抗議的人群震驚了阿拉伯世界，圖片來源：BBC

相反，阿拉伯國家目前的現狀，或者說阿拉伯國家政權失敗和內戰的潛在威脅早在2011年之前就埋下了伏筆，是充滿隱患的歷史軌跡，以及從那之後當權者選擇如何應對紛亂多變的政治，社會經濟和體制挑戰相結合的結果。

專制政權的副產品

最關鍵的是，阿拉伯國家的獨裁統治長達數十年，儘管如今處於危機崩潰的邊緣，但已經確確實實的侵蝕了他們的社會契約和憲法框架。

正如西亞經社會的報告公正指出的那樣，專制政權大量投資於壓制性，臃腫的安全部門，用以維護自身權力，卻減少用於保護社會，基礎設施和其他重要事項的預算。

基於顯著的物質回報，即使是專制政權都普遍認為拉攏社會力量更划算，而非完全依賴於強制政治，但隨著經濟裙帶主義的加深，這些經濟收益也已縮水。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除了石油與房地產行業，所有的經濟部門的生產率和投資全部開始下滑。

在財政緊縮的時代，國家資源和經濟機會重新分配給特權精英和社會各部門，進一步「空心化」國家機構。

簡而言之，阿拉伯國家為了應對2011年之前的十年里發生的重大財政和經濟事，如國內生產總值與外商投資呈上升趨勢的宏觀指數層面時，幾乎耗盡了自己所有的儲備—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等方面。

巴林的抗議者們紛紛逃離警察投擲的催淚瓦斯，圖片來源：BBC

暴力並非不可避免

無論是在阿拉伯之春之前還是之後，這一慘淡的景象並不是完全沒有得到有效的回應。那麼，為什麼阿拉伯國家在轉型期間表現得如此糟糕？

答案的重點在於，現任政權應如何選擇應對民眾起義以及他們給出的民主挑戰。與堅稱「沒有其他選擇」的人相反，訴諸武力既不必要也非必然。

突尼西亞軍隊堅持認為，從開始到結束，公民設計與管理的整個國家轉型進程都證明了這一點。約旦當局對其2010年和2011至2012年國內的示威抗議運動採取的「軟安全」辦法也是如此。

在其他任何情況下部署的大規模強權力量一方面導致公然的武裝衝突和國家瓦解，另一方面造成基本自由與社會和平的腐蝕，以及常見的政治合法性危機。

然而由於能夠維護司法公正的場所的消失，即缺乏和平性、政治性的對抗及社會談判，形成了對國家最大的威脅。

暴力已經取代選舉成為政治行為的主要模式，成為首要的控制手段，但在財政和社會方面付出的代價則要比這要高得多。

由此就解釋了為什麼阿拉伯國家沒有遵循世界上其他地區從衝突轉型的先例，正如西亞經社會報告指出的那樣，它們經常經歷經濟回升到危機前的水平或更好的情況。

統治者在起義或暴動發生後堅持政治和經濟「一切照舊」的原則阻礙了改革的發生，而其原本可能一開始就解決的國家陷入社會動蕩和系統性危機問題。

與此同時，貿易收支的負平衡，減少了產生外匯儲備或吸引投資的能力，包括石油投資的匯款和過境貿易的收入下降，這些都意味著他們不能再保留某些原來具有政治權力和合法性的社會公約。

他們對談判變革新國家-社會關係的堅決抵觸，正在逐漸耗盡為了應對更多樣局勢的政治，體制與社會的適應力。

自2011年以來，沒有對於來自國內外的挑戰做出有意義的適應，更不用說將其轉化為預期中真正具有深遠意義的改革，表明仍有身處轉型期的阿拉伯國家尚未度過最糟糕的時刻。阿拉伯之春的血腥結局並非不可避免，但對於一些國家來說，系統性危機也許依然迫在眉睫。

原文作者 Yezid Sayigh

編譯 陸祿 校對 徐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