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上過大學的女生，都應該知道的兩個人

文 |庄秋水

系纜何家泊，時已雨止雲散，斜陽西照時呈萬道金光，倒影水中。牛羊成群，野鴨歸巢，一片晚景，令人心寒。於是同人合唱黃河一歌，稍鼓旅人之壯懷耳。

1919年8月2日，鄧春蘭和其他五名女性到了這個叫何家泊的地方。在讀《晉京旅行記》的時候，這個畫面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一襟晚照下的黃河，年輕的嬌媚的姑娘，關於未來的期望，在這位22歲女性的筆下，有一種奇異動人的力量。她那嬌弱的身軀、宏闊的心靈和高遠的志向，正是這次長途旅行所象徵的東西——20世紀女性的抗爭精神。

▍一

鄧春蘭絕對是1919年的一個代表人物。在這年的5月19日，她給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寫了一份公開信，申述婦女與男子應該在職業和政權上一切平等，為此，「應以教育平等為基礎」，從而要求國立大學增女生席，實行男女同班。

資料圖：鄧春蘭

可以說，近代以前，女性鮮少獲得教育機會，只有少數士大夫家庭的女孩，可以接受一些家庭教育。郭立誠女士是四世同堂的詩禮大家族，據她回憶，傳統的閨秀教育，每人都要在家塾讀上三五年的書，學得文理粗通，會記賬打算盤，會寫清楚明白的書信就夠了，然後就回到閨房學習裁剪，學習烹調。（郭立誠：《中國婦女生活史話》）

近代以來，民族主義興起，「天足運動」「女學運動」都是從「強國強種」的角度，以期培養強健的母親，開通民智。先是教會學校招收女生，然後有一些專門女塾出現。清末學部亦頒布了《女子小學章程》《女子師範學校章程》，女性開始擁有接受初等教育的權利 。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通電各省頒行《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十四條, 將學堂改稱學校，初小男女可同校，應該說這是一個好的開端。只是此後保守風氣再起，女性教育受到遏制。

「女子教育的方針，則務在使其將來足為良妻賢母, 可以維持家庭而已。」這是教育總長湯化龍的觀點。袁世凱則在1915年1月頒定的《教育宗旨》中宣稱：「女子則勉為賢妻良母, 以競爭於家政……至女子，更舍家政而談國政，徒事紛擾，無補治安。」因此，女子教育在學校編製、課程設置上都有一些特殊規定。比如課程設置上，小學校女子增加縫紉課，女子中學校缺少三角法，但增加家事、園藝、縫紉等課程。女子師範學校不僅要附設小學及蒙養園，還要附設小學教員講習科及保姆講習科，同樣要學習家事、手工、園藝、縫紉等課程。女子職業學校的主要科目為蠶科、刺繡、染織、裁縫、編物、造花等。這都與當時的教育宗旨緊密相聯。

鄧春蘭後來的回憶文章頗可證實當時女性求學的艱難。這位甘肅姑娘的早年生活堪稱幸福。她的父親開通而有遠見，他不許妻子給女兒纏足，當妻子抱怨，「不纏，那麼大的腳，沒有人家要」，他慨然應對：「沒人要，我養著。」七歲的時候，父親又送她去讀初等學校。

雖然她讀的是初等小學，也還是念《三字經》《百家姓》《中庸》《大學》這些傳統科目，12歲升入高等小學，也讀《禮記》《左傳》《詩經》。饒是如此，她和兩個姐姐，還是要面對社會上「不做姑娘的事情」的指責，所幸她們的父親非常堅定，不理會這些社會議論。18歲時，鄧春蘭又和一位有為青年自由戀愛結婚。她循著新時代女性的生活軌跡向前。

用她自己的話說，「雖然我本身在家庭中沒有受到封建壓迫，但是在社會上處處看到的是男女不平等的現象」。譬如，男性可以進入各式各樣的學校，學習各種專業，而女性只有一個高等師範學校。於是，有了那封寫給蔡元培先生的公開信。不過，此時由於五四運動後的風潮，蔡元培去職離京，沒有見到此信。鄧春蘭則考取了北京女子師範，成為甘肅六名女學生之一。她的父親鄧宗為了避嫌，將女兒由官費改為自費。

7月25日，六名女學生登上木筏，開始了這次歷時一月有餘的求學之旅。姑娘們先乘坐木筏，中途換船隻，改乘大車，然後搭火車，在8月27日下午抵京。鄧春蘭自幼身體羸弱，此行多備藥物。不過從她的日記中可以看出，這位甘肅姑娘對這次旅行的熱情——除了十幾份家信，她還每天記旅途日記。「此行經地甚多，其山川草木之奇異，風土人情之不同，有為吾所未嘗夢見者，故為是日記，以志雪鴻之跡。」（《甘肅文史資料》第十七緝）她的部分旅行日記幾個月後刊登在北京《新生活》雜誌上。

如果有足夠的敏感，閱讀這些日記是令人難忘的體驗。鄧春蘭文筆頗佳，心靈壯闊。 「始四點，即入黑山峽，經大廟堡，堡居南岸，形勢險要，樹木深蔭，田苗競秀，悅人心目。」在7月28日的日記里她如是描述沿途所見。「計自解纜以來，輕流急湍，一瀉千里，俄而驚風駭浪，俄而大石當前，已擴我生眼界不少。」她和女伴們經歷風浪，亦時時暢神娛己。在同日的日記里，她們上岸遊玩，當地婦女怕生人，躲避起來。她們找到「一幽靜之地，清水潺潺從石縫流出，於是解衣灌之，坐石上納涼，心神舒暢，好景難留，遊戲久之，日落始回」。很快，她們開始思鄉。在8月6日的日記里，鄧春蘭寫道：「未幾，大風狂起，波濤怒號，黃沙滿天，不辨東西，一念故鄉，不禁愴然……」

抄錄這些日記，是想閱讀者亦能代入那個時代，開放一切感官，如此則自能領會這次旅行的意義。對女性解放這樣宏大的主題，非站在實地，恐怕不能有切己的體會。

在啟程之前，鄧春蘭又擬了《告全國女子中小學畢業生同志書》，附上致蔡元培的信，讓她的先生蔡曉舟轉投報界。北京《晨報》和上海《民國日報》分別於8月3日和8日刊登了這份呼籲書。

在呼籲書里，鄧春蘭先提到世界範圍女性地位提高，「歐戰告終，西半球之女子，多因助戰功勛，實行獲得參政權利，出席國會，為議員者已有多人，將見其女總統出現矣」，然後提到中國女性教育尚未平等，「遑論職業，更遑論參政」。於是，這位年輕女性懷抱「與其依賴他人之提倡，何如出於自身之奮鬥」的熱誠，鼓呼一個百折不回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教育平權運動。

▍二

當鄧春蘭舟車勞頓奔赴理想之時，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部旁聽學生李超因肺炎在北京含恨而逝。原本再平常不過的死亡，在數月後發酵為一起公共事件，彼時的一流人物們藉此事件，由女性解放及家庭制度，從而將女性問題與啟蒙話語相結合，作為構建現代性想像的一部分。

李超和鄧春蘭頗有一些相似之處。譬如，李超幼年接受的也基本屬傳統教育，她在私塾修習經史，民初進入梧州女子師範學院就讀，轉而赴廣州求學。兩位年輕女性同樣冀望自身可以跳脫出時代局限，接受高等教育。不過，兩人家庭和個性上的差異，又使得她們擁有迥異的現實道路和精神世界。

資料圖：李超

李超父母早逝，雖然家境不錯，卻要依附過繼來的兄長，因此她數度求學，都要和兄嫂鬥爭；而她年過二十，尚未嫁人，也令家人焦慮，幾番逼嫁。這種家世經歷使得李超成為符合啟蒙話語的一個「樣板」。

1919年11月30日，上千人參加了在石驗馬大街女高師學校召開的李超追悼會。在此之前，《晨報》從19日至26日，連續刊發《李超女士追悼大會啟示》為之造勢，此後也連續報道追悼會現場及後續聲音。

據12月1日《晨報》報道，現場僅詩文挽嶂約有三百餘份，李超遺像放置於東首的一座彩棚內，上有蔡元培手書橫額「不可奪志」 四個大字。主辦方還向來賓贈送李超遺像和胡適所撰《李超傳》。而追悼會上一眾名流的演說，則把這場追悼會變成了婦女問題演講大會。

在追悼會前，胡適用五天時間寫完了《李超傳》，他自道為一個無名女子作傳的緣由：「因為她的一生遭遇可以用作無數中國女子的寫照，可以用作中國家庭的研究材料，可以用作研究中國女子問題的起點，可以算作中國女權史上的一個重要犧牲者。」30日他的致辭仍是譴責舊家庭的黑暗，女子沒有繼承權，明明家裡有錢卻無權支配，外出求學尚需借款，推究根本，則是女性不被視作後嗣的大問題。陳獨秀則歸咎於社會制度的迫害。梁漱溟隨後發言，不贊同陳獨秀，以為女性問題需要「使婦女界感覺他們自身種種問題，有了迫切的要求，自然會尋覓路子去解決」，「涵養與發揮情感」就是一種「正面的積極的路子」。（《晨報》1919.12.17）

有別於男性啟蒙者的姿態，追悼會兩位女性發言者之一、女師大學生孫繼緒則呼籲男女教育平權。對女性實在的狀況，她不諱言，「現在中國女子的智識，當然不如男子」，不過這是數千年社會制度養成。接著她反問：「就是現在的男子，能像今天這些教育名家的，又有幾人呢？」故而孫繼緒疾呼：「我們要求女子與男子平等，必定要先求教育的平等。要女子在社會上能活動，必定要先使他有這種能力，有這種智識。」（《晨報》1919.12.22）鄧春蘭投書蔡元培，引發報館期刊熱議男女教育平權這一公共話題，孫繼緒無疑應該受到這一風潮的影響，藉此公共機會，不吝鼓呼。

作為「中國女權史上的一個重要犧牲者」，23歲的李超被塑造成一位反抗英雄。在給嗣兄的信里，李超展露出好學進取的自主意識，「蓋近來世變日亟，無論男女，皆以學識為重。妹雖愚陋，不能與人爭勝，然亦欲趁此青年，力圖進取」，堪為新文化運動的示範成果。1920年教科書改為白話文，商務印書館當年出版中等學校《白話文苑》教科書，《李超傳》被收入其中。

如果比較胡適為她所作的傳記和朋友們為她收集整理成冊的《李超女士行狀》，後者那些文章和信札，保存了一個更加真實、鮮活的一個亦新亦舊的女性形象。她有求學的耿耿志向，又牽連於舊家庭，既多悲情，又多意氣。她所顯露的軟弱不單是性格缺陷或者蔑視可以說明的，其中包含著深沉的歷史悲哀，那是過渡時代女性心長力絀下的悲劇。

據李超同班同學程俊英回憶，她沉默內向，「平時很少和同學交談，總是愁眉不展」。（程俊英：《回憶女師大》見《程俊英教授紀念文集》）李超以遵從家人的婚姻安排，換取北上求學的資格，然而風潮丕變下的人卻不是倏忽間可以簇然一新的。

▍三

1919年9月，蔡元培復職，年底他就解決了男女同校的問題，既然教育部並沒有規定學生只限於男性，那麼女學生就可以報考，只要及格就可以錄取。1920年2月，北大第一次招收了九名女生在文科旁聽，22歲的鄧春蘭是其中之一，她進入哲學系，成為中國第一批男女同校的女大學生。

但教育部和社會上對男女同校可不像蔡校長那樣舉重若輕。北大頻頻受到教育部和總統徐世昌的質問和告誡，不得不對女旁聽生甄別試驗。以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回讀者信時抱怨：「關於男女同校這個問題，本來沒有什麼深的理論使得當個問題去討論，像這種淺近的事大家還要大驚小怪的起來反對，可見我們中國人底程度還同六十年前反對鐵路時代差不多……」（《新青年》第八卷第二號）

頗具影響力的革命雜誌《新青年》

1916年之後，《新青年》雜誌刊登了許多鼓吹女性獨立自主的言論，而接受教育和經濟獨立被視作落實這個目標的手段。1921年，陳鶴琴做《學生婚姻問題之研究》，發現新文化運動以來接受新思潮的男學生多半期望配偶有知識，而在已婚的男學生中，不滿意妻子缺乏知識的人最多，約有57.71%。（《東方雜誌》1921.2）然而當少數女性接受教育反而造成她們不願結婚、抱持一種獨身主義，或是擇偶條件提高而不得不獨身的狀況出現後，社會上反而出現一種高等教育=獨身的刻板印象。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從19世紀末以來，女性被視為傳統最深層的受害者，她們是需要被解放的群體，同時社會又害怕她們真的被解放。

鄧春蘭為自己和她的女性同儕籌划了一條「革命之路」，先是與男性受同等的教育，提高程度，在知識方面趕上男性，然後要改革婚制，不要早婚，最後要謀職業教育的普遍，使女性經濟獨立。可惜她中途失路，1920年8月她生下女兒，1922年初又因為懷孕臨產，中止了自己得來不易的學業，輟學隨夫去了合肥。

北人南遷，不慣氣候，新生兒夭折，她和女兒也一直生病，只好返回蘭州。從此，在1933年丈夫病逝於北京之前，鄧春蘭一直獨自在蘭州教書謀生，養育孩子。期間，蔡曉舟在上海曾與一位女護士結婚。1938年她因思想左傾被蘭州女師辭退，之後一直閑居，與父母共同生活。

這位勇敢的女性，身處一個舊者已破新者未成的女性未有之大變局，新思想與舊道德依違離合。理想的摩盪，令她一度成為湧起的時潮，現實的掣肘，卻把她捲入一種兩頭不到岸的尷尬境地。

長居西北的鄧春蘭，多年之後是否會回憶當日在王府井大街135號，正訪問中國的杜威夫人，專門宴請她們這些二十齣頭、北大新招的的女學生，然後合影留念。她是否還保存著這照片？

不過，我猜想她肯定會無數次想起那次遠行。「離親別鄉，長驅異域，所經困難，更甚男子，精神體力，反日健旺」，那是她最光華燦爛的歲月。在旅行中，她領悟了女性的本質：和男性一樣，她和無數的她們，也屬於這浩大的世界。這世界風險重重，也極為有趣。

【注】本文原標題為《鄧春蘭：女士無雙》

【作者簡介】

庄秋水|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東方歷史評論》高級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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