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燈、暖水瓶、駁領黑呢大衣：我是如何還原80年代的

2016-12-16

周藤家喜二郎

止庵當過醫生、記者，還當過外國公司的僱員、出版社副總編輯，最終卻回歸書齋，變成了自由恬淡的筆耕者、讀書人。

《喜劇作家》是止庵首次集結出版的短篇小說集。這本書是一些好故事，一些活生生的人物，以及如海風般撲面而來的80年代的潮潮濕氣，苦悶、沉默、死亡、自由等詩性命題充滿著年輕人的生活，但面對正在生長的水泥森林，他們也肆無忌憚、漫談理想，鮮活又沉悶，是孤獨的江湖遊俠。那或許是一個被過度美化的烏托邦，但它承載著許多曾有的輝煌。止庵說，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同時也清楚地知道他尋找不到。

作為一本書最直觀的表現——封面，我們希望儘可能地把讀者帶入回故事發生的年代。為了更加直觀、清晰地用封面表達80年代的選擇與迷惘，幻想與失去，編輯團隊特意請到了設計師艾藤來做封面設計。設計師艾藤以「還原80年代」為靈感，最終完成了封面的設計，並將設計過程中的心路歷程記錄成手記與我們分享。

今天，阿信就和大家一起來欣賞，他們是如何還原80年代的。

止庵老師的《喜劇作家》，是一部寫於80年代的中短篇小說集。那個年代的作品，當然描述的也是那個年代的故事。對於今天的年輕讀者來說，或許毫無記憶，或許從未經歷。那麼，如何通過封面來還原那個年代的感覺呢？

編輯靜媛和楊爽找到我時，《喜劇作家》的設計已經接近收尾。當她們熱聊文中的內容時，我的直覺是封面的設計和這本小說集完全沒有關聯，畫面a是採用的竹久夢二的一幅插畫，但是插畫太多市井，和小說描述的知識分子在八十年代的各種糾葛沒有關聯。畫面b是一幅近乎於水墨畫的攝影作品，太多禪意，沒有情緒，沒有年代感。情感、情緒、畫面、布局都有些乾癟。本來準備十一前下印廠，但是楊爽說他們願意多花一些時間來等新的封面。這真是一個好消息。

畫面a，封面採用竹久夢二插畫

畫面b，封面採用攝影作品

編輯本為這本小說做試讀版。我用一天的時間讀完。

五篇中篇，大時代的背景就是鮮活又沉悶的80年代。80年代就好像是這個國家的分水嶺，60年代、70年代的鐵幕被拉開來，人們開始釋放人性中一些真實的東西。

出國——妹妹要嫁給老外離開這座城市；

攝影：止庵

《姐兒倆》：我們站住，看那架飛機起飛，聽見那種轟鳴，越飛越遠，直到變成一個銀白的小點兒消失在藍天之中。

離婚——男人和女人離異但還在一個屋檐下的生活；

攝影：止庵

《墨西哥城之夜》：過道里什麼都是淡淡的，白色的，牆壁，衣架，衣架上掛著的襯衫，連廚房透過來的日光也是淡淡的，白色的；只有那個公文包是黑的。

艷遇——即使是在海濱，他們相遇，貌似要活色生香的開始，但是卻不咸不淡地無疾而終；

攝影：止庵

《世上的鹽》：牆上的時鐘指向十二點，幻覺里當的一響。我把臉轉向窗外。五顏六色的遮陽傘，皮膚曬得黝黑的青年男女，杯子里的飲料呈現誘人的橘黃色……你還不來。

忠於內心的選擇——那個瀕臨死亡的婚姻。如果我們無法達到本初、純凈、原始的覺悟的彼岸，那麼在人性的表達上請訴說一些飽含良知的詞句。

攝影：止庵

《走向》：站台上的兩排柱子，晃晃蕩盪的人影，向一端翹起的檐頂，四周沉沉的暮色，以及遠處那盞紅燈，都令他奇怪地感到是在一條船上。

整本小說讀完，正值國慶假期，但是「節日的歡樂」顯而易見沒有給讀完這本小說後的極其壓抑帶來任何補益，我想說：讀完有兩天的時間非常壓抑。五篇小說中的男主角就好像一個人——孤獨的、壓抑的、脆弱的、有心可猜卻也猜也白猜的痛苦，他們可以放進這本小說集的任何一篇，有時我又會把這些男主幻化成那個時代的止庵老師。

止庵當過醫生、記者，還當過外國公司的僱員、出版社副總編輯，最終卻回歸書齋。

封面需要一個男主角！

我開始勾畫男主的形象。我想止庵老師在那個年代應該有件大平駁領黑呢子大衣，小說中的男主，都是知識分子，那個年代，好像每一位北京的男知識分子都有一件這樣的大衣。他們面目不具，是因為他們的相似性，是因為他們重重的心事在相互隔膜的人群中都散發著同為這座城市病人兼聖徒的氣息。他們在北京這座城市踟躕而行。他們尋找。

建築。我看這部小說集的時候，北京八十年代的建築不斷地出現在我的腦海中，那些呆板、建築風格單一的建築，就像一座城市無數的墳墓，埋葬歡樂痛苦愛情自由。男主回到家，沒有愛人冷戰的家；男主回到家，家裡還有另外一個男人的家，那個家的格局就是那個時代無數磚樓民居的格局；男主去辦公室，但是糾結的痛苦的姐姐在等他。這些空間，這些建築風格沉悶的空間，這些代表那個時代，80年代的空間。這些畫面開始在大腦里生成。建築的體量和男主相比，顯而易見非現實地小，這就像是某種暗喻，物質和精神，監獄和自由，鐵幕時期和八十年代。

一隻清月。那個年代沒有霧霾，所以月亮格外的亮，照的每個人的心事分明，照的人的際遇清冷寡淡。

字體是自己創造的，我怎麼理解的喜劇作家，我就怎麼表達了這些文字。喜劇，我加入了書法的筆畫，它們看著猶如某種兵器出現在規整的字體中，我認為止庵老師的「喜劇」，不是撓癢的老頭樂，是兵器，是的，是時代的兵器。作者止庵著的字型大小比較大，其實在西方國家，他們會非常大字型大小地強化作者的名字，作者應該被賦予一個大字型大小的表達。這是尊重。

我想交代這個年代，因為80年代對於中國是一個轉折點，非同凡響。如果我們把止庵老師的小說從80年代帶回到這個年代，我真的希望可以從意向上，告訴那些年輕的讀者們一個直接的表達。我不希望這個封面，是那些尋常的，一套印刷字體，粉飾太平的不具符號不具意義的某種圖案、圖形、圖像，這些圖案、圖形、圖像就像是骯髒的大抹布一樣，抹去了生活中最動人的那些東西。

80年代的北京（攝影：艾迪-范德-瑞夫特 Aad van der Drift，加拿大籍華人）

當所有的設計做完，最後去做腰封設計時，才發現腰封上止庵老師的一句話：「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同時也清楚地知道他尋找不到；這些動著的人和車，這些不動的房子和牆——那個懷抱，那種安慰，他尋找不到了。」

《喜劇作家》止庵迄今出版的首部短篇小說集，一部25年前倖存未毀的書稿。

重溫1980年代，選擇與迷惘，幻想與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