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派員工的孩子：處處是家，又無處是家

當孩子們在吉隆坡的花園國際學校完成學業時，他們會收到一套離校工具包，裡面的東西包括：一個Sour Sweet玩偶、一根絲帶、一個紙夾、一塊海綿和一根橡皮筋。之所以選擇這些東西，是為了促使孩子們討論離開的意義——情緒苦樂參半，束縛終於解除，記憶慢慢沉澱。每個即將離開的孩子也都會在學校聚會上獲得認可。

"我們希望幫助他們理解說 再見 的重要性。"該校教導主任瑪莉耶拉·維特托（Mariella Vittetoe）說，她在那裡教授英國課程。"如果我們離開了這個地方，就需要更加平穩地過渡。"

在花園國際學校的2,000名學生中，約有65%來自馬來西亞以外的國家。對很多人來說，這並非他們的第一段海外生活經歷。

"我們在不停地過渡。"維特托說，她本人來自宏都拉斯。"我們剛剛送走了一撥孩子，又來了一撥。"他們都是所謂的"第三文化兒童"（Third Culture Kid，簡稱"TCK"），這個詞由美國社會學家魯斯·希爾·尤西姆（Ruth Hill Useem）於20世紀50年代發明，專指那些在性格形成期沒有生活在父母祖國的兒童。在全球化浪潮下，TCK現象越來越普遍。

他們主要是外派員工的孩子，但有的也來自跨國婚姻家庭，還有一些則是在本國就讀國際學校的兒童——這一現象在亞洲越來越普遍。TCK的身份認同基礎往往是人，而非地點。

吉隆坡花園國際學校的學生們（圖片來源：Garden International School）

保持開放心態

菲利帕·馬修（Philippa Matthew）花了14年在外旅行。由於多次調動工作，他現已成年的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先後隨之到英國、美國、印度尼西亞和挪威等地居住。馬修表示，她的兒子和女兒享受了一流的教育，這同時也讓他們對世界有了更好的了解。

"當他們回來時，會因此而與眾不同，但他們必須適應。"她在吉隆坡的一所咖啡廳里說，她去年剛剛跟丈夫一起搬到這座城市。"他們的成長背景使之變得更加靈活，更能適應環境變化。"

讀者群主要是TCK的雜誌《Denizen》2011年針對200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網上調查顯示，他們多數人都在9歲之前第一次出國，平均每人曾在4個國家居住。多數人都有大學學歷，還有30%擁有研究生學歷，另有85%的人掌握至少兩種語言。這些特質都增強了TCK的就業吸引力。

在國外生活時掌握的技能可以增強第三文化兒童的就業吸引力（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較為著名的TCK包括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他的父親是肯亞人，母親是美國人。在母親與一名印度尼西亞人結婚後，他又搬到了雅加達。英國演員科林·弗斯（Colin Firth）則居住在奈及利亞，他的父親在那裡和美國從事過教育工作。

美國社會學家大衛·波洛克（David Pollock）和魯斯·范·雷肯（Ruth Van Reken）1999年出版了《第三文化兒童：在全世界長大》（Third Culture Kids: Growing Up Among Worlds）。雖然波洛克已於2004年去世，但范·雷肯（Van Reken）仍在從事研究和教學活動。她表示，TCK更有可能掌握不止一種語言，視野也更加寬廣，而且更有文化意識。但她也警告稱，TCK可能無法獲得歸屬感，甚至感到躁動不安。對他們來說："處處是家，又無處是家。"

對第三文化兒童來說，處處是家，又無處是家.

難於應付

美國印第安納州家庭治療師羅伊斯·布松（Lois Bushong）表示，經常搬家會令TCK反覆失去各種東西，這可能引發焦慮和緊張情緒。她專門為TCK提供服務，還寫了一本書，名叫《處處是家，又無處是家》（Belonging Everywhere and Nowhere：Insights into Counseling the Globally Mobile）。

很多外派員工在某個地方工作的時間只有2年，迫使他們的孩子不得不經常離開好朋友，再到其他地方結交新朋友。這種變化對他們的老朋友們造成了衝擊。

馬修回憶道，她的孩子感受到的最大衝擊是在他們十幾歲的時候返回英國後。他們的新學校沒有像國際學校那樣提供過渡期支持項目，而她的孩子也無法談論自己的經歷，免得同學們認為他們在炫耀。

"讀國際學校顯然容易得多，因為大家都有相同的經歷。"她的兒子克里斯回憶起那段時光時說道，"當我16歲回到阿伯丁時，交朋友成了最困難的事情，因為所有人都是從小學開始就在一起上學。"

18歲的西北大學學生吉利安·塔普（Gillian Tapp）也有類似的經歷，她在阿姆斯特丹住了3年後返回美國。那一年，她14歲。"我原先的學校有著一流的新生歡迎項目，但在新學校里，我卻是多年以來第一個轉學來的孩子。"她說，"所有人都相互認識，但卻沒人認識我。他們有自己的圈子，但跟一個從阿姆斯特丹來的女孩交朋友卻不是首要選擇——我未必了解美國文化，甚至還有口音。"

吉利安·塔普和她的家人在荷蘭合影（圖片來源：Gillian Tapp）

應對變化

為了儘可能降低影響，父母往往會在學期之間、重要考試和重大過渡（例如中考）期間安排孩子轉學。諮詢師指出，這些問題更有可能在9歲或10歲出現。在這個年齡，友誼在一個孩子的身份中扮演著更加核心的角色，十幾歲的孩子尤其如此。孩子們可能抗拒同學，甚至孤立自己，或者對著周圍的人不滿、生氣或者發脾氣。

布松在拉美的傳教士家庭長大，她還記得自己反覆與朋友道別的場景："每當要跟好朋友道別時，我都感覺自己的內心有一小塊被撕扯下來。我知道自己可能再也見不到他們了。"

她鼓勵與家人溝通，以便相互了解彼此是如何應對這種狀況的。"應該關注自己的孩子。如果你發現他們有什麼異常或畏縮，就應該跟他們溝通。"布鬆通過電子郵件說，"要傾聽和確認他們的悲傷。這可以幫助他們走出陰影。"

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比較困難。在艱難的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可能經歷過暴力犯罪、綁架或政治動蕩等事件，因此有可能患上創傷後壓力心理障礙（PTSD）。忽視潛在問題也有可能導致問題不斷積累，對TCK成年後的生活產生影響。

"如果某個人在兒童時期有過艱難的體驗，但卻沒有得到重視，那就可能影響成年後的生活。"曾經在荷蘭學習的紐約人凱特·伯格（Kate Berger）說，她目前經營的外籍兒童俱樂部（Expat Kids Club）專門與學校和家庭一起幫助兒童在不同國家之間的過渡。不過，她還是強調，多數TCK都可以從自己的童年經歷中獲得巨大的利益。

雖然搬到新的國家可能產生衝擊，但多數第三文化兒童還是能從自己的童年經歷中獲益.

成長支持

幸運的是，21世紀的TCK獲得了比以往更多的支持。過去20年，許多學校都建立了諮詢服務，為孩子們提供越來越多的幫助，從他們入學開始，一直到畢業離校。

13歲的傑克·賴斯（Jack Rice）兩個月前來到花園國際學校，他的父母在那時加入了該校的教師團隊。賴斯在阿聯酋出生，在沙烏地阿拉伯、泰國和卡達居住過，還擁有英國和加拿大雙重國籍，他自認為自己是加拿大人。他承認要花一些時間才能融入這裡，甚至需要他人幫助。但通過一次前往吉隆坡郊外叢林的野營活動，他最終還是與同學們打成一片。"他們多數人都跟我有著相同的經歷。"他帶著北美口音說道，"他們也不得不四處搬家。"（BBC）

編輯：彥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