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識辛亥：1911年革命的「再歷史化」

撰文：瞿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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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1911年的那場革命已過百年，與法國1789年大革命仍在爭論不休、反覆拉鋸不同，早在十幾年前這場革命在一些學者眼中就成了理應告別的對象。其實無論就那場革命本身的歷史過程，還是其作為20世紀中國革命中的巨大符號而言，對1911年革命的告別本無從談起。而那些學者之所以能談起，恐怕是因為他們自覺已對1911年革命已了解得足夠多，不過這種判斷恰恰要打上一個問號。

問號的產生不僅在於尚有不少革命中的具體人和事留有空白需要填補，更重要的是關於1911年革命的一些重要問題至今仍未得到充分討論與釐清。部份論者將這些問題歸於空洞的宏大敘事，亦有論者堅持它們的意義與研究價值。在筆者看來討論若停留糾纏於此，雙方所能取到的成果恐怕都不免缺少真正的推進，而只是徒增意氣。因此筆者希望能以「再歷史化」的方式來回應這些問題。

所謂「再歷史化」指的是我們以往關於1911年革命的影響、性質、成敗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的研究建立在一個比今日相對窄小的史料基礎之上，而且解讀、分析問題的方法比較單一，受官方意識形態影響較大，不過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問題就毫無價值，可以棄之如敝履，相反我們要嘗試擴大史料的範圍，重新進入歷史的情境，進而更深入地通過這些問題去認識1911年革命實際的與作為符號的歷史演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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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歷史化」的基礎——史料

1911年革命研究作為中國近代「革命高潮」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其相關史料的整理出版早已有非常大的成績，比如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的辛亥革命部分；大量的辛亥革命回憶錄和各地辛亥革命逢十周年紀念出版的文史資料，以及武漢、上海等地整理的各類辛亥革命史資料。不過這批史料的局限也相當明顯：

第一，其意識形態的色彩比較濃厚，尤其表現在眾多的「辛亥革命回憶錄」中。這些回憶錄的撰寫者在時過境遷多年後往往會傾向於選擇能夠呈現自己「走向革命」，「支持革命」等面相的材料，而無意或者有意地忽略了自己當時「不革命」或「不那麼革命」的材料。

第二，在選擇材料的種類上，這些資料多關注官方檔案、報刊，而對日記、書信等私密性材料選擇較少。

第三，整理、選摘雖然耗時費工，亦能體現編選者的見識和功力，但總難以避免在一定程度上損失材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

相較前輩學者，目前我們的資料條件無疑要更為優厚，尤其是近20年可供研究1911年革命的新材料層出不窮，大致可分為三類：

首先是大量私密性材料的出版，像日記略列舉即有惲毓鼎的《澄齋日記》（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葉昌熾的《緣督廬日記》（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朱峙三日記》（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許寶蘅日記》（中華書局2010年版）、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開放的譚延闓日記、《徐兆瑋日記》（黃山書社2013年版）、《歷代日記叢鈔》（學苑出版社2006年版）和《清代稿鈔本》（廣東人民出版社）中的大量相關日記等等。關於更多的日記史料可參看桑兵教授的專著《走進共和：日記所見政權更替時期親歷者的心路歷程（1911-1912）》（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此外還有書信如《趙鳳昌藏札》（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版）等亦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

其次是一批比較重要或難見的報刊的影印出版或再版，像《中國早期白話報彙編》（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8年版）、《時報》（線裝書局2008年版）、《益世報》（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新民叢報》（中華書局2008年版）、《清議報》（中華書局2006年版）、《國風報》（中華書局2009年版）、《民報》（中華書局2006年版）等。

最後則是近年來各地圖書館館藏清末民初文獻的大規模電子化，還有不少由各大學、企業開發的資料庫產品，如浙江大學中美百萬冊圖書合作項目、國家圖書館的民國書報資料庫、上海圖書情報公司開發的晚清、民國報刊全文資料庫、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開發的近現代日記全文檢索資料庫，人民教育出版社開發的中國百年中小學教科書全文資料庫、大成老舊刊全文資料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中心開發的各類相關資料庫等。

以上三類材料均為1911年革命的史實重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再分析和詮釋關於革命的老問題提供了可能性。主要表現在：

第一，大量材料直接影印出版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材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讓我們能夠不斷發現和修正基於選擇性材料上的老問題解讀中的一些疏失。

第二，私密性材料提供給我們不同於報刊、回憶錄等以往常用資料的另一種視野，「如果能審慎而有效地使用這些日記，幾乎可以按月按日排撰出各個階段、不同階層的人對歷史事件的看法、心態的變化」，從而更深入地理解1911年前後那些具體、細微、豐富、多歧的歷史情境。

第三，大量材料的電子化為1911年革命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如關鍵詞檢索，資料庫意義上的排列分析等，不少以往棘手的難題現在有了新的解決途徑。比如我們過去要了解清末民初一種思潮或者說法的流行程度，必須要依靠長時間的尋找、翻閱、摘抄各種史料才能有一個大致的，且不甚牢靠的估計，但如果資料庫收錄的史料量足夠龐大，通過關鍵詞檢索的方式，我們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做出一個比較正確的估計，並能了解其出現、擴展、流行乃至低落的一個時間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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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歷史化」的方法——去熟悉化與通貫史事

有了新的史料基礎，接下來則有研究方法的問題。我們現在對1911年革命的影響、性質、成敗的基本歷史評斷很多是從「後見之明」出發而產生的，比如至今不少研究仍把1911年革命定性為不徹底的革命，而其不徹底的大原因是1911年革命竟然讓袁世凱篡奪了勝利果實，之後袁氏非但不能堅持走共和之路，還做起了開歷史倒車的皇帝夢。這樣的邏輯看似條理清晰，也可以找到不少史料來佐證，但和歷史的真實情境並不是那麼接近。李大釗在1912年評價袁世凱道：

袁項城之事業歷史，在武漢起義之先，公使也，總督也，軍機大臣也。處前清專制淫威之下，欲建悠遠重鉅之事業，固必須出以機警深穩之手段，操縱捭闔，雖不能盡人盡地而施，然有時為成功之捷徑。要箸所需，容有不得不施者。小儒動持小信小義，立人之背後，而斥其長短，此其眼光只可論白衣秀士王倫耳。……武漢起義後之袁項城，事業歷史，前此曾國藩、李鴻章之所瞠目驚心，不敢為，不能為者。袁項城動聲色，除舊布新，定國事於至危極險之傾。雖曰時勢造英雄，前後所遭遇之時勢，固有異同，然其舉大任於風聲鶴唳之時，外為急進志士所磨齒唾罵抨擊，欲得而甘心，炸彈日環伺於側，生死至難決定；內為宗社強要所扼防，深忌縲紲在身，時有不慎，則必至舉國以殉，而民國億兆同胞胥斷送於萬劫存亡不可知之數。內患外迫，至難捉摸，稍縱即逝，卒能從容布置。千難萬險，合南北而一之？五族而共進於共和之域。得至於今日者，袁項城之所以為袁項城，固自有在，常智又烏足以測之？復仇雲者，脅迫雲者，舉為井蛙夢囈之語。旋乾轉坤之業，固非按部就班者所能達也。往事既如此矣。民國之經營搆設，亦非袁項城之大刀闊斧，無由荷其負擔十年……誠如孫中山所道：揆諸人心國運，袁項城所以自效於國，與其所以自待，人之所以望袁項城及其所以望袁項城者而望之於國，俱不難昭然若揭。……俟我民國之袁項城，豐碑銅像，巍巍高立於雲表，最後之一日。爾所謂拿破崙之雄才大略者，以視我袁項城何如？爾所謂克林威爾之熱心魄力者，以視我袁項城何如？爾所謂華盛頓之德量信念者，以視我袁項城何如？

李大釗這番對袁氏大加頌揚的話並不是個孤證。1912年有縣守就對鄉眾宣講時強調：「八月間武昌繼舉義旗，不一月而南方響應者十數省。當其時兵連禍結，南北相持。幾不知何時底定。幸而天厭禍亂，佑我中華，清廷啟用袁項城，委曲求全，不兩月率能手定大難，南北一致，詔頒共和，致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何莫非袁項城一人之功之力所賜也」？《時報》上的文章則從反面揭示說：「袁賊世凱未出山以前，非人目之為英雄耶？及至助桀為虐而假面具揭破，昔之崇拜者自知迷信後悔無及。然今猶有一般人迷信袁賊者，竟夢夢不醒一至於此！」這些可說明當時與李大釗持相同看法者或許不在少數。

即使在袁世凱稱帝失敗後，顧頡剛仍觀察到「一般社會」皆以為稱帝是「英雄事業」，「太息其垂成而失」；陳獨秀也承認：「袁世凱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實在見得多數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對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對袁世凱做皇帝，不是真心從根本上反對帝制。」 1923年有報紙評論說：「推袁復清兩者雖皆失敗，然以政象日劣，民不聊生，追念前清之舊與民五以前，以為唐虞、堯舜渺不可攀者尚大有人在」。1925年金毓黻認為「迨項城就任，宇內統一，中樞鞏固，而各省猶以都督兼綜民政，於是黎黃陂首倡軍、民分治之議，項城因之廢都督制，一省之內，以將軍與民政長分掌軍、民兩政，制度之良，莫過於此時矣。項城即世，中樞威信墜地，各省雖有分治之名，而省長實惟將軍之命是聽，否則不能一日安其位」。許嘯天在1926年出版，到1949年止，重版近三十餘次的《清宮十三朝演義》中則把袁世凱看作是「民國的第一個雄才」，「政府里一點也不曾殘缺，真是整整齊齊，只有袁世凱做大總統時，有這種氣象。民國在這時，很有些太平的氣概」。

在以上說法背後其實關涉到一個帝制解體後，原本維繫政教的秩序崩潰，新的秩序如何重建？當時具備哪些可能性？為何某一種可能性最後成為現實的複雜問題。類似的問題在1911年革命的研究中有許多還沒有得到深入討論，其進路則在於對既有答案的去熟悉化和通貫史事，茲舉兩例。

第一個例子是1911年革命有沒有讓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這一問題。「深入人心」與否自然是一個回答起來有相當難度的問題，其最關鍵處在何謂「深入」。目前大致可判斷的是，至少「共和」這一觀念在1911年前後已成趨新各方所推崇的「新名器」。既成「新名器」則各方所談的共和無論真與假，其「深入人心」是可說的。而且書籍報章中種種所謂民眾對「共和」不識不知的言論，很多大概不宜看成歷史的實相，而可視作各層級讀書人對於「共和」認知的另一種表述。

由此推論我們或要追問共和如何「深入人心」？深入了哪些人的心？以往對此問題的研究因偏重於解說1911革命各方面的「不徹底性」，我們通常低估了當時共和觀念普及的程度。王奇生就指出「民主」主題詞（包括德謨克拉西、民權、民治等）在《新青年》中出現頻率極低，而之所以在通常認為以民主和科學為基調的五四運動中出現此種似不合邏輯的現象，恰是因為從晚清開始民權、立憲、共和等話語已漸漸成為知識界的主流，是不必多談的東西。

這個判斷富有洞見，它提示我們雖然學界已經對清末立憲運動，民初的建政努力，政論報刊的宣傳，白話報刊的功用、下層啟蒙的狀況等課題做出了許多優秀的成果，但有幾個面相仍然是可以繼續深入了解的。

第一是科舉改革對共和觀念的傳播作用。對於清末十年共和觀念的傳播我們多注意的是報刊輿論這一層面，而相對較少去關注1901年科舉變章，八股改作策論這一層面。從時人的記述看已科舉改策論後從考題去取到應試風氣都有大變化。如江西學政吳炯齋愛出「希臘學派論」、「英日同盟法俄同盟究竟論」此類與新學密切相關的試題，導致「非常看新書新報者不能措手，故書報之銷尤為踴躍」。因此士子們應考時才會「玉版金符兼秘牒，非是時文非試帖，新聞之紙東洋書，疊疊重重堆滿篋，腹中學此閒接挾」。

有了考官與士子的上下呼應，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並不能真的去深入理解新學知識中所包含的精神和義理，但卻能藉助應付考試的普遍性和獲求功名的進取心，形成新學（其中包括共和觀念）淺層次普及的持續動力。關於此問題的進一步研究我們需要關注《清代硃卷集成》、各省留存下來的鄉試錄、報刊、書商為盈利而彙編的策論集、時人日記、回憶錄中留存的考題、答卷和閱讀體驗來做更全面的把握和分析。

第二是學堂建立的衍生效應。廢科舉、興學堂後，因為財政困難、人員混雜和新政驟興，很多學堂面臨著「經費難籌、教習難延、經理無人」的窘迫局面。地方社會對學堂也是愛恨交織，一面對新學抱持較高的期待，一面又因觀念衝突，利益爭奪等因素而頻發毀學風潮。但學堂取代科舉作為一項截斷中流的大改制，其在各方面的衍生效應仍非常明顯，尤其在觀念的傳播上。從較長時段看由學堂開始的觀念傳播和城市中新興起的各類生意緊密聯繫在一起，並未因學堂處境的窘迫和毀學風潮的頻發而受到太大影響。萬千學堂帶來了教科書出版和買賣的勃興。還有圍繞學堂日常運作而產生的種種商品，如學生的課業、畢業獎品、幫助學生學習的藥物、開展校內活動的參考讀物、閱報室里的新書報等都成為了當時共和觀念傳播的上佳孔道。

第三是一些當時包含著共和色彩的流行說法如「國家如公司」論，因其不反皇帝且其濫觴者如梁啟超在後人心中漸漸「落伍」而不再被人提起。又如不少進入了近代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概念，因其太常用也漸漸被人們忘記了此概念與1911年革命的關聯和其對那些升斗小民的民主觀念塑造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像「同胞」一詞，有時人就生動地回憶其應辛亥而興的現象：

辛亥八月十九，一夜除夕爆竹般的步槍聲，把幾百年傳留下來的大人老爺稱號嚇了個暫時逃避無蹤，代之以興的，就是「同胞」兩個字。……若是遇見誰，你若忘了稱他一聲同胞，誰也會刻骨切齒的恨你；因為你不稱他同胞，就是不承認他曾參加起義，不承認人家曾經參加起義，是如何重大的侮辱啊！……父兄、叔伯、兄弟、師生，在那時也化家為國的略份稱同胞了。……人人互稱「同胞」，和法蘭西大革命時人人互稱「國民」一般，同是革命潮浪里應有的泡沫。 ……我們巡查走過舊藩台衙門，一堆還在冒煙的火場上，有許多起義的同胞，在那裡支著鐵釜，……燒煮「光復」來的火腿和豬肉，見我們走過，都喊：「同胞快來！中華民國，大家吃得。」

《申報》的材料也揭示當時上海集會時演說者愛用「同胞」一詞：如「要到處演說，演說的方法一要會罵人，如忘八蛋、漢奸、奴隸等不離口，二要多用同胞字眼」；「同胞二字之流行已多年矣，光復以後幾成一般人士之口頭禪。會場之上，募餉之地必有無數同胞、同胞之聲浪接觸於耳鼓，甚至公舉一人，攻擊一人亦必曰為同胞，為同胞。」

最後則是不少出現在1911年前後，可用於宣講普及的小冊子象《共和淺說》、《新社會》、《繪圖中華國民必讀三字經》、《中華民國共和唱歌詩》；用於作為學堂補充讀物的《論說入門》、《論說入門二集》、《最新論說文海》、《初等論說從新》、《共和論說初階》、《共和論說升階》、《共和論說進階》、《初學共和論說指南》、《初學共和新論說》、《高等共和論說指南》、《高等小學論說文范》、《中等新論說文范》等。商務版《共和國民新讀本》、中華書局版《共和國民讀本》和報紙副刊的相關餘興文章等都是了解時人如何去理解、接受共和觀念的好材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材料所表現出的從清末到民初觀念普及的延續性。

像《共和淺說》的編輯者就是清末發行量極大，且被學部列為審定宣講書目的《國民必讀》的編輯者之一高步瀛。如比較兩套書的內容，除了增加一點「五族共和」等革命後的新內容，其它則大同小異。又如預備立憲公會的大將孟森，他在清末寫過《公民必讀》、《城鎮鄉地方自治宣講書》等用於宣講普及的冊子，在1912年又編定了《共和國民新讀本》兩冊，此書據其廣告內容基本上類似於清末同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立憲國民讀本》：

民國新立，政體共和，然欲實行共和政治，必先使人民人人知共和之本旨，欲人民知共和之本旨，必以共和國之制度學理，使國民略知大概。本館前編立憲國民讀本，頗為學界歡迎，銷流甚廣，茲更取法歐美各共和國制度，歐美政法大家學說，就吾國現勢人情輯為是編，凡吾國民苟因是完成共和國民之資格，益進而研究政法諸學，則是編不啻為革新時代之引針也。

上述例子說明清末關於「共和」知識的生產和傳播在國民思潮和立憲運動的框架下已有相當的規模，但在革命與改良的二元對立論（進而將革命等同於民主共和）以及將共和制視為君主立憲制的更高階段的影響下，我們常常會低估清末共和觀念的普及規模。

第二個例子是1911年革命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到底是什麼性質的革命這兩個密切關聯的大問題。以往討論給出過很多答案，諸如全民革命、資產階級革命、反滿革命、反帝革命，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社會革命，失敗的、不徹底的、未完成的等等，同時這些答案又都受到過不同程度的質疑。因此我們大概要改變提問的方式，從1911年革命作為符號的歷史演化進程入手，將問題置換成：對1911年革命的成敗、性質從1911年開始形成了哪幾套敘述？這些敘述是如何形成的？它們怎樣競爭？這樣的提問方式就要求我們不僅僅把研究時段局限在清末民初，而是要通貫史事，從較長的時段去做考察作為概念、知識、記憶的1911年革命的歷史。

對此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有關1911年革命成敗和性質的敘述形成的背後都或多或少地隱含著權力關係的操縱，各類政治、文化力量都參與在它的建構過程之中。概要而言主要有四股力量。

最早為1911年革命界定其性質的大概並非我國人，而是日本人。中島端在1912年10月出版的《支那分割之運命》里就說革命要使「一切舊物破壞之，盪滅之」，而「支那派」之革命「無一刀兩斷之勇」，「無一氣猛進之概」，可謂「無精神之革命，不徹底之革命」。如從我們今日對辛亥的一般判斷出發，這段評說似乎不無道理。但我們只要把他那本書通讀一遍，就會圖窮匕現地看到正因為「支那人無共和國民之資格，無共和之歷史，無共和之思想、無共和國民之素養、無共和之信念」，日本才必須要實行「東亞孟祿（Monroe）主義」，以免中國被西方列強瓜分。這套論證邏輯曾被李大釗以逐段駁議的形式揭示過，作為中日對於「亞洲主義」觀念的一次比較重要的交鋒目前卻少見有人提起。

日本人之後是新文化運動的巨子和其追隨者們，他們同樣也認為1911年革命是無精神、不徹底之革命，革命後非但沒有實現真正的「民眾大聯合」，反而先有洪憲帝制、後有張勳復辟，因此瞿秋白在1921年就認為十年前革命，成立了一個括弧內的「民國」，而德謨古拉西要到十年後再「發現」。

從時人回憶看上述1911年革命無精神、不徹底之言論入人心的效果相當不差。一個1916年才出生，連二次革命都未見過，稱帝、復辟時尚在襁褓之中的學生也在振振有詞地說：「辛亥革命沒有成功，所以生在有總統的時代和有皇帝的時代沒有什麼大差池，真的革命還是在歐戰期間展開的，這就是歷史上所謂五四新文化運動。」

再次是國民黨，國民黨對於1911年革命的解說一般強調三個方面。第一，總是希望證明「惟己獨革、惟己最革」，強調自己在中國革命中的先行者、主力軍和領導人的作用。第二，以孫中山為革命圖騰，以支持和反對孫中山為標準書寫從清末直到其當下的革命與反革命的歷史。第三，建立國民革命與1911年革命（民族革命）之間的勾連與區別，在區別里尤其突出革命的階段性，進而推導出和前述相似的結論：辛亥無精神，不徹底。作為國民黨元老和其三民主義理論的重要闡釋者之一胡漢民就認為辛亥失敗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辛亥革命以後，不應該容留反革命的勢力存在，而不予剷除，讓它潛滋暗長起來，於是破壞了革命勢力，而革命之功於是未成。二 ,辛亥革命以後，黨員不能十二分信仰總理，對於總理的主義、政策、方略，通通不遵守，不按照實行，總理的一切大計劃既不能實現，於是民國空有其名，革命只做了破壞而沒有做建設，所以就不能算是成功了。三, 要怪到國民的不覺悟、不負責了。

最後則是共產黨，近幾年共產黨的重要報紙如《人民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等都已有全文檢索資料庫，只要以「辛亥」或相關主題詞進行搜索和閱讀即能略窺我黨對於1911年革命成敗與性質的界說與演變。這裡略可展開的是，共產黨基本是以革命的階級論來定位辛亥的不徹底性，最基本的歸納為「從資產階級的革命到無產階級的革命」。不過這樣的「階級論」到二十年代中期就已成一種較流行的共識，並不僅為共產黨所專有。

另一方面1911年革命的成敗、性質的判定又受到無數個人的感覺、情緒和記憶的影響。這些感覺、情緒和記憶當然與前面所說的權力關係有關聯，但也同時源自於每個人在革命期間和革命之後差異甚大的生活情境。對當時絕大多數人來說1911年的革命可能是一個突然發生的重大變故，20年代初有滿族文人就借一個叫「徐生」的自傳說到：

辛亥那年革命，真是很奇怪的事。在那年八月以前，任何明眼人，也看不出有革命的事來。就以此次學部考試而論，報考的人數，實在比往年多好幾倍。他們官袍帶履，翎頂輝煌，儼然皆以宣統朝辛亥科新貴自居。他們絕不知道革命黨的消息，而且也知道革命黨不能成功。因為那時君主立憲很占實力，所以這些留學生，不去作革命事業，一個個挺高興的，都到北京來考試，誰知在考試期中，武昌的噩耗便傳來了。大家跟做夢一樣，也不知怎回事。不過消息一天比一天壞。我們便在這革命聲中，勉強考完，還在內閣里驗放一回。那天老早的大家都在太和殿前面聚齊，得中的新貴心裡任是怎樣難過，也不能不作希望之夢，到紫禁城裡來面君，卻也怪，這莊嚴燦爛的皇宮，不知怎的，一點威嚴也沒有了，不論那裡，都彷彿陰陰慘慘的。康雍乾三代的文治武功，深仁厚澤，也救不了末代子孫的劫數。此時宣統帝正在沖齡，不能臨朝，所以派了八堂王大臣恭代。我們六七百留學生，分十人一班，傳進內閣，中設寶座，各王大臣都分左右站著。我們十人一班，唱名而進，不免向寶座一跪，稱臣的稱臣，稱奴才的稱奴才。各人報了各人的履歷。我是旗籍中人，不免稱了一聲阿哈。某某，年齡多大，滿洲某旗人，然後隨班退出來。驗放已畢，大家退出，九月初五日，皇上下上諭賜給大家舉人、進士等等的出身，這道上諭，是愛新覺羅皇帝對於全國所頒的第末一次行使完全權力的上諭，以後都是被逼出得了。留學生考完之後，清朝的運命已然告終了。所有及第的新貴也就無所託足，因為革命軍聲勢大了，他們只得掉轉馬頭，另行從事革命事業，建設民國的大計，他們組黨的組黨，運動議員的運動議員。前朝的新貴都成了民國的元勛。

正因為革命來得太突然，人們的正常生活和社會流動基本被徹底打亂。尤其是那些讀書人，他們既享受了一些革命的成果，但也承受著革命帶來的苦痛，而他們中的不少人正是日後正統革命歷史的書寫者，或是重新被挖掘出來豐富革命敘事的「失蹤者」。這裡可以大致梳理出四條線索：

第一條線索是如毛澤東、葉聖陶、瞿秋白等農家子弟、城市平民和所謂「破落的士」的家庭中人，他們對革命有高漲的參與熱情，但又因參與革命卻沒有能改善自己的邊緣地位而對革命感到失望，他們筆下的辛亥就會浮現出種種不太令人滿意的跡象。

第二條線索則是吳宓等如不發生1911年革命就即將從學堂畢業，然後出國深造，擁有著順暢前途的知識人。他們因為革命期間不那麼愉快甚至慘痛的經歷，而對暴力和離亂有著深深的恐懼。在其留下的材料里處處可見到對1911年革命乃至歷次革命中另一面的記載和省思。

第三條線索是從口岸文人到鴛鴦蝴蝶派那批活躍在上海報館中的文人。他們以報紙副刊、文藝雜誌等為搵食之所與安身之地，為迎合讀者的口味和表現自身既尊西崇新，又不乏舊文人趣味的立場，這些文人通常以嬉笑怒罵和杜撰戲說的方式來書寫革命，因此在其主筆的報刊里經常會出現各種1911年革命的野史、慘史和外史，這些作品亦在不知不覺中亦在人們的歷史記憶中留下了1911年革命原來如此的印象。

第四條線索則可觀察滿人和遺老。他們本是革命中的失語群體，但當下的研究對他們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視，這批失語者經歷和文字的重現展示出1911年革命在他們的印象中就是一次充斥著動蕩、邪惡、黑暗與血污的鼎革過程。

綜上我們可以發現雖然不同群類在革命期間的生活情境差異甚大，但由此而產生的對於1911年革命的成敗、性質的判定在一些層面上卻有著相當的一致性，這也是何以1911年革命不徹底、無精神的印象會如此根深蒂固的另一重要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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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轉型中的1911年革命

去熟悉化也好，通貫史事也罷，將1911年革命的若干重要問題「再歷史化」究其實質是希望以它們為切入點來揭示現代中國轉型進程中的多重複雜麵相。這裡的關鍵在於釐清兩個基本判斷，第一個是這場革命造成的變化究竟有多大？在民國一些人眼裡1911年革命造成的變化經常不能與他們念茲在茲的某種「運動」相比，黎錦熙即說：

在中國現代史中有比辛亥革命（1911）更為艱巨的一種革命，就是「國語運動」。辛亥革命之役，將民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一氣呵成，似乎是很不容易的事。其實，僅僅三千多年的歷史，就換了二十多個朝代，平均不過百餘年革一次命；雖則這一次連國體都變更了，卻也不過換一個名號，叫做甚麼「民國」，實際上仍是主權的移轉，由甲而乙，由乙而丙，由丙而藩鎮，由藩鎮而割據，由割據而……，重演這三千多年歷史上的故套，有甚麼艱巨可說？「國語運動」則不然。因為這種革命運動，實實在在牽涉了幾千年來的文化和社會生活。

劉大白則說：

五四運動底青年群眾們……敢於大膽地對於在文壇上稱霸了二千多年的鬼話文，豎起叛旗，搖動它底寶座，比對於外族的一姓的佔據中國不過二百六十多年的滿清君主，豎起叛旗，搖動它底寶座，意義重大到十倍以上！

直到1940年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依然要強調五四相較1911年革命，它的特色就是「徹底」與「不妥協」：

「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國主義與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封建。

相較以上「輕視」甚至「忽視」1911年革命的意見，在革命伊始，已有人說「鄂省之變，誠中國五千年歷史未有之奇」。與此呼應不少研究者指出：「共和政體取代帝制這樣的新舊轉換，說其是幾千年纔出現的巨變，無疑是名副其實的」。這樣的轉變至少使得延綿一千多年的傳統思想及倫理綱常的四個重要建制性憑藉：科舉、法律、禮儀及政權都在20世紀初依次倒台。

不過清末民初的轉變在相當程度上至今仍未結束，時人因為距離太近未必能看清楚1911年革命的影響，而後人又因各種原因而努力要將1911年革命殊相化，經常不願明白道出其影響所在。溝口雄三即說：「二千年來王朝體制終結，此乃中國歷史的空前大事件，而當時的國際社會卻視其若朽木之終，自然之勢而已。因此，其歷史意義不僅未被同時代人所關注，亦被後人所輕視。觀之於現代日、中歷史教科書，這一點瞭然所見」。這就涉及到下一個問題：如何在20世紀中國革命的延續性里定位1911年革命？

對於這一問題，溝口雄三指出：1911年革命與共產革命之間的關係，不是依據革命的徹底程度所劃分的階段性關係，……兩個革命為由舊體制崩潰至新體制建立(scrap and build)的連續性現象。王奇生則將1911年革命、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的「連續性」精到地概括為：中國革命是一場連續的、複合的、遞進的革命，前一次革命為後一次革命預留了「空間」，後一次革命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礎上推進。……只有將三次革命作為一個整體綜合考察，才能洞察20世紀中國革命的總體特徵。

綜合兩位前輩學者的意見，我們可以看到20世紀前半期在中國發生的三場大革命從頭至尾相隔不過三十八年時間，而這段時間恰是中國急速變化的一個時期，革命既是中國現代轉型的結果，也是其不可小覷的動力。這個過程由辛亥啟其始，共產革命收其尾，因此1911年革命既具備20世紀中國革命的許多共同特點，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轉型的時空順序先後的制約。

從20世紀中國革命的共同特點看，由1911年革命開始，革命的進程即相伴著公共空間的政治化、宣傳美學的濫觴與擴散、除舊布新的運動和觀念直至感覺世界的再塑造。這些因素在國民革命中被繼續發揚光大，到共產革命則更是能集其大成。

而從轉型時空順序先後的制約看，首先1911年革命受到當時國際環境的極大制約。現代型的革命一方面要解決的是執政群體自身意識形態的灌輸問題，另一方面也要如任何形式的政權更替一樣從秩序重塑和利益再分配入手，解決新建政權的合法性問題。要應對上述問題除了執政群體自身的能力外，國際環境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因素，而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自身意識形態灌輸還是秩序重塑、利益再分配，1911年革命都基本沒有獲得或爭取到一個與其建政相匹配的國際環境，而這與十九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一個「帝國主義」時代密切相關。

其次1911年革命制約在科技發展水平。公共空間的政治化、宣傳美學的濫觴與擴散、除舊布新的運動和觀念乃至感覺世界的再塑造都依賴科技發展。科技發展到何種水平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革命的深入程度。1911年革命最被人詬病的總是好像它未能很廣泛地攪動下層社會，魯迅筆下的阿Q就是由此種看法而塑造出的一個典型形象。但只要把眼光稍擴展至魯迅曾見或未見的後續歷史，就會發現無論是在國民革命時期，還是共產革命時期，阿Q們的影子也一樣不少。有人就回憶1927年在河南農村開展調查工作的情形說：

如果要問他們有多少田，家裡有多少人，那簡直不行，因為你問他家裡有多少人，他就以為你要抽人口稅；你問他有多少田，他以為立刻就要實行共產了；如果你要進一步問他家裡有幾個男人幾個女人，那更是不得了，因為這是要來共妻了，因此，即使你問他，他也不會有一句真話對你說。

在1949年的蘇州城裡，一個小報文人蔡夷白則觀察到這樣的場景：

六時晚飯後，妻勸我看夜場，夜場是招待學生家長的。到了一看，原來是叫做「慶祝……聯歡大會」。開會後，有唱國歌一節，眾人中還有沒弄分清，居然唱起「三民主義……」來的，幸而台上趕出一位先生帶頭，才更正了。也可見到現在民間懂得政治上變遷的實在太少了。

無獨有偶，在1949年的北京會有人說「美帝」指的是「美國的皇帝」。開群眾大會時，若發言人聲音不夠洪亮，就會被淹沒在「越來越響的嬰兒啼哭聲、孩童們的吵鬧聲和婦女們的拉家常的聲音之中」，而一出現扭秧歌等文藝節目情況就立即好轉。

上面幾個例子都說明對阿Q那樣處於社會底層的民眾來說，重新塑造他們的觀念世界和感覺世界對歷次革命都是一項繁瑣而艱巨的任務，但科技水平的進步有可能降低這項任務的難度。辛亥年間的阿Q們聽不到無線電，不識字，亦買不到報紙。電影才剛剛在上海等少數幾個大城市零星出現。在他們生活地域的中心——紹興城，連書鋪也不過只有七八家。他們如果要去一趟城依靠的是一雙肉足，自行車無可能買到或借到，更不用說汽車了。

但到1949年，前述那位小報文人蔡夷白能聽著無線電，學習歌曲「誕生了新中國」，還能在暖洋洋的午後去看慶祝蘇聯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紀念影片展覽會，在見到解放軍各次戰役照片後突然發覺：

往昔吾人身居待解放區，如在瓮中，今見照片恍如夢醒。蔣幫戰器非不堅銳，何以不堪一擊終如摧枯拉朽，失地折將哉?蓋亦有其故也，照過去戰役觀之，此後全國解放意料中事，難怪江南底定後，直下閩廣矣。

由此可見科技水平的進步程度實與是否能夠成功、有效地發動群眾息息相關。

最後是中國自身長程結構性因素的制約，一場革命可以改變很多東西，但有些結構性因素如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卻不是來一場革命就能改變的，而這些因素恰恰對歷史有著長程的和決定性的影響。日人宇野哲人在1918年為《中國文明記》修訂版作序時即說：

予游中國，已是數年前之事，書中所錄均是當年之見聞。時至今日，這些記錄，與目下日新月異之中國，特別是革命大業成功，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今日之中國，或許已經不合適。然而，中國國土廣袤，文化難以遽然普及。保守之中國，縱然鐵路開通之里數增加，都會之外觀亦有若干之變化，但大體之上，舊態依然。

《東方雜誌》里一篇翻譯自西人的文章也談到：

中國此次之革命……探究其內容。則革命之地點。殆限於極東之一部。北至張家口。南至廣東。中間曾被革命之城市。幾可以一直線連貫之。如漢口者，即此直線所經過之地也。而其距離海岸。殆與倫敦之離因佛納斯相等。由漢口而下至杭州。其地又為海岸之入口。此其故何在哉。亦交通之便與不便而已。彼北方之張家口及北京。交通之路甚多。而內地則甚少。除揚子江、運河、及其餘諸水路外，如京漢鐵路，杭滬鐵路、滬寧鐵路，津浦鐵路，及其接連青島之枝路，與其他待築之鐵路，殆皆以東部為限。故革命之運動，亦以東部為盛。雖內部諸地，間有為獨立之革命者，而謂中國人民，其六分之五，與革命無關，且與其他之改革事業無關，則非過言也。

上文一方面再次證明了和科技水平密切相關的交通等因素對於革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它告訴我們1911年革命大致是城市裡的革命、「洋世界」的革命和口岸革命，這是因為中國幅員遼闊，在現代轉型進程中城市與鄉村、東部與西部、口岸與內地、中央與地方不斷分裂所造成的。之後的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雖可能較多是鄉村裡的革命、「土世界」的革命和內陸革命，但其肇因恐怕同樣也是現代轉型進程中在中國之大的結構影響下所產生的種種分裂。而且分裂至今仍在延續，造成了許多仍困擾著我們當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