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誕辰125周年：為何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導語

短史記

今年是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誕辰125周年。重溫「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始末，當有助於加深對胡適的理解。

胡適公開的解釋：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為同時規勸「我們自己」和政府

胡適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這一觀點，至少可以追溯到1948年9月。當時，胡適在上海某校演講，如此說道：

「前年在美國時去看一位老師，他年已八十，一生努力研究自由歷史，見了我說：『我年紀愈大，我才感到容忍與自由一樣重要，也許比自由更重要。』不久他就死了。講自由要容忍，理由很簡單：從前的自由是皇帝允許我才有的，現在要多數人允許才能得到。主張左的容忍右的，主張右的容忍左的，相信上帝的要容忍不相信上帝的，不相信上帝的要容忍相信上帝的。不像從前，我相信神，你不相信神，就打死你。現在是社會允許我講無神論，講無神論也要容忍講有神論，因為社會一樣允許他。……我雖是老朽，我願意接受有自由的世界；如果一個是容忍一個是不容忍的世界，我要選擇容忍的世界。」

這一觀點被廣泛傳播開來，則要待到1959年3月16日台北《自由中國》雜誌刊發胡適的文章《容忍與自由》。胡適在文章中寫道：

「（康耐兒大學的史學大師布爾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 於十七、八年前）說，『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布爾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這句話我越想越覺得是一句不可磨滅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感想。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一個政治團體總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張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它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見解必定是錯的，必定是敵人。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於這一點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心理。因為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乍聽起來，胡適似乎是在規勸台灣當局、規勸蔣介石要「容忍」，不要將「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見解」的人當成敵人。但在文章的最後一段，胡適卻把重點落在了對「自己」的要求上：

「我曾說過，我應該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我現在常常想我們還得戒律自己：我們著想別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至少我們應該戒約自己決不可『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 我們受過實驗主義的訓練的人，本來就不承認有『絕對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

同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國》雜誌創刊10周年紀念會上，胡適發表講話，明確解釋了自己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目的，是同時規勸「我們自己」和「政府、社會上有力量的人」：

蔣介石1958年4月10日於台北南港與新任「中研院長」胡適合影

「我在《容忍與自由》一文中提出一點，我總以為容忍的態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們也可說，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會上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無論古今中外都是這樣：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人們自己往往都相信他們的想法是不錯的，他們的思想是不錯的，他們的信仰也是不錯的。這是一切不容忍的本源。如果社會上有權有勢的人都感覺到他們的信仰不會錯，他們的思想不會錯，他們就不許人家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所以我在那個時候提出這個問題來，一方面實在是為了對我們自己說話，一方面也是為了對政府、對社會上有力量的人說話，總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雙方面的事。一方面我們運用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權利時，應該有一種容忍的態度，同時政府或社會上有勢力的人，也應該有一種容忍的態度。大家都應該覺得我們的想法不一定是對的，是難免有錯的。因為難免有錯，便應該容忍逆耳之言；這些聽不進去的話，也許有道理在裡面。這是我寫《容忍與自由》那篇文章主要的意思。」

不便明言的隱秘目的：兩次公開刊文和講話都把側重點放在「我們自己」，旨在緩和《自由中國》雜誌與當局的緊張關係

其實，除了向民間（我們自己）和當局（政府、社會上有力量的人）喊話，「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雙方面的事」之外，胡適的這兩篇文章，應該還有另外一重目的：重申《自由中國》雜誌同仁對當局的溫和的建設性批評的立場，以換取當局的「容忍」，為雜誌爭取生存空間。

1959年3月16日的《容忍與自由》一文，三易標題，即透漏出了胡適的上述心思。該文初題為《政治家的風度》，後改作《自由與容忍》，最後確定為《容忍與自由》。後一番變動，《自由與容忍》被置換為《容忍與自由》，明顯是為了呼應「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這一主題。前一番變動則意味深長：

以《政治家的風度》為標題，可知胡適的本意更傾向於勸說「政府、社會上有力量的人」要懂得「容忍」。他最終放棄這一標題，明顯是不欲惡化《自由中國》同仁與當局的關係——1957-1959年，因批評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政策，《自由中國》雜誌與當局關係已非常緊張；1957年，台灣軍方曾以「極機密」的特種指示，在軍中不點名地掀起了一場《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批判運動。胡適在給趙元任的信中說道：「這半年來所謂『圍剿《自由中國》半月刊』的事件，其中受『圍剿』的一個人，就是我」。1958年，因反對蔣介石違憲第三次出任總統，《自由中國》的處境變得更為惡劣。

3月16日的文章，行文最後的落腳點在「我們自己」而非當局，實有公開坦陳《自由中國》同仁對當局並無敵意的用心。這種用心，在同年11月的公開講話中，表達得更為直接——殷海光曾對胡適3月份的文章提出過批評，認為「就咱們中國而論，自古至今，容忍的總是老百姓，被容忍的總是統治者」，建議「適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話，還得多向這類人士說去」。胡適在11月的講話中回應道：「殷先生這番話，我也仔細想過。我今天想提出一個問題來，就是：究竟誰是有權有勢的人？還是有兵力、有政權的人才可以算有權有勢呢？或者我們這班窮書生、拿筆桿的人也有一點權，也有一點勢呢？……我認為我們這種拿筆桿發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輕自己。我們要承認，我們也是有權有勢的人。……不過我們的勢力，不是那種幼稚的勢力，也不是暴力。我們的力量，是憑人類的良知而存在的。所以我要奉告今天在座的一百多位朋友，不要把我們自己看得太弱小；我們也是強者。但我們雖然也是強者，我們必須有容忍的態度。」這番回應，將知識分子的道德力量（人類的良知）與當局的政治權力相提並論。胡適如此避實就虛，目的只在證成「我們必須有容忍的態度」。講話末尾，胡適還以《自由中國》雜誌精神領袖的身份，批評了雜誌具體事務的負責人雷震，勉勵眾人「容忍」、「克己」、「管束自己」……這些，顯然也都是講給當局聽的。

上述兩文刊發後不久，胡適私下還曾告誡雷震：「你說的話，我自己說的話，都會記在我的賬上。你不知道嗎？『殺君馬者道旁兒』。人家都稱讚這頭馬跑得快，你更得意，你更拚命的加鞭，拚命的跑，結果，這頭馬一定要跑死了。現在你以為《自由中國》出了七八版，你很高興，這都是你的災害！」。胡適希望雜誌降低批評的調門，緩和與當局的緊張關係，以求保全。

胡適(右二)陪同蔣介石視察「中央研究院」

胡適得到了蔣介石的「容忍」，但並不是他想要的那一種

《自由中國》雜誌最終沒有能夠保住，雷震亦因組黨，於1960年10月被判入獄10年。11月18日，自美國返台的胡適，圍繞雷震案，與蔣介石就「容忍」一事有過一番談話。據胡適日記，談話中，「總統說：我對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後沒有匪諜，我決不會辦他。」胡則在表達了自己對當局並無敵意之後，請求蔣拿出雅量來「容忍」雷震等人：「十年前總統曾對我說，如果我組織一個政黨，他不反對，並且可以支持我。總統大概知道我不會組黨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記。我今天盼望的是：總統和國民黨的其他領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對我的雅量，分一點來對待今日要組織一個新黨的人？」

就筆者所見，這很可能是蔣、胡之間，關於「容忍」問題的最後一次直接交流。

胡適不厭其煩地談論「容忍」，與他對蔣介石的個人觀感有很大關係。自30年代以來，胡、蔣之間有很多的交流，蔣給胡留下了一些不錯的印象。如1934年，因蔣于軍事、內政、外交、財政、教育等領域無不積極干預，胡認為「這不是獨裁，只是打雜」，托蔣廷黻帶信給蔣，勸他「全力專做自己許可權以內的事」，蔣很快做出回應，發布公開聲明，限制自己手令的傳達範圍。胡適在日記中評價：「此事可見他知錯能改過」。1935年，胡適甚至刊文讚譽蔣「確有做一國領袖的資格」，理由是「他長進了，氣度變闊大了，態度變得平和了……並且『能相當的容納異己者的要求，尊重異己者的看法』」。也是因為相信蔣有「容忍」的器量，胡適曾多次在公開場合給蔣以難堪。如1958年胡出任「中研院」院長，蔣親臨現場並講話，讚揚胡適的德行並號召眾人致力於復興「明禮義、知廉恥」的傳統道德。胡卻公然唱了反調：「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同有的。總統年歲大了，他說話的分量不免過重了一點，我們要體諒他。我個人認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應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

胡適不知道的是：蔣公開場合對他的尊重，並不代表蔣內心的真實想法。1959年前後，蔣在日記中對胡適的評價，大多諸如此類：「無恥政客，自抬身份，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對之如何討厭也，可憐實甚」（1959年11月7日）、「無恥……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用心不正」（1959年11月20日）、「徒有個人而無國家，徒恃外勢而無國法，只有自私而無道義，其人格等於野犬之狂吠」（1960年9月8日）、「自由主義之文化買辦」（1960年10月18日）……蔣對胡適的「容忍」，也並非因為明了「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的道理，而只是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胡適對雷震案發表……此種真正的『胡說』，本不足道。但有『胡說』對政府民主體制亦有其補益，否則，不能表明其政治為民主矣，故乃予以容忍。（1960年9月8日）」

胡適得到了「容忍」。但這「容忍」，並不是他想要的那一種。

1962年2月24日，胡適去世。蔣大鬆了一口氣，在日記中寫道：「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1962年3月3日後之上星期反省錄）」、「蓋棺論定。胡適實不失為自由評論者，其個人生活亦無缺點，有時亦有正義感與愛國心，惟其太偏狹自私，且崇拜西風，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脫出中國書生與政客之舊習也。（1962年3月2日）」。那幅著名的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也非如坊間所解讀的那般，是蔣對胡適的「高度褒讚」；對此聯，蔣自己的解釋是：「自認為對胡氏並未過獎，更無深貶之意也（1962年2月25日）」。（11）

1959年，南港。該年，胡適寫成《容忍與自由》，刊出後並作同題演講

注釋

胡適，《當前中國文化問題》，1948年9月17日在上海公餘學校的演講。收錄於：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2冊。胡適，《容忍與自由》，刊載於《自由中國》1959年3月16日第20卷第6期。胡適，《「容忍與自由」：〈自由中國〉十周年紀念會上講詞》，1959年11月20日講，楊欣泉記。載於《自由中國》第21卷第11期，1959年12月1日。PS：對胡適感慨「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美國學者究竟是誰，尚待考證——1959年的文章里，胡適說是「布爾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和自己談話的時間是「十七、八年前」；但布爾去世於1938年，1941-1942年間胡適已無緣與之談話。1948年的文章里，胡適只籠統說是美國的「一位老師」，談話時間是「前年」；如此似更無可能是布爾，但「年已八十」「不久他就死了」等信息，卻又與布爾相合（享年81歲）。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P2594。殷海光，《胡適論〈容忍與自由〉讀後》，收錄於：張斌峰，何卓恩/編，《殷海光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P145。胡適，《「容忍與自由」：〈自由中國〉十周年紀念會上講詞》，1959年11月20日講，楊欣泉記。據胡頌平編著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這段話系1960年3月16日雷震來訪時，胡適對他所講。見該書第3217頁。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P724-726。胡當時曾對蔣剖白：「『我願意用我道義力量來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我在十一年前說了這句話，我至今沒有改變。當時我也說過：我的道義的支持也許不值得什麼，但我說的話是誠心的。因為，我們若不支持這個政府，還有什麼政府可以支持？如果這個政府垮了，我們到哪兒去？——這番話，我屢次對雷儆寰說過。」沈寂，《論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收錄於《胡適研究 第2輯》，安徽大學胡適研究中心編，2000。蔣介石日記，全部轉引自：陳紅民、段智峰，《差異何其大：台灣時代蔣介石與胡適對彼此間交往的記錄》，《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11）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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