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內容與發展的政治經濟學：來自歷史的經驗

本文為 「量化歷史研究」 第120篇推送

（圖片來源於網路）

長久以來，經濟學家將教育視為經濟增長的一項重要決定因素，大量以教育數量（教育年限、入學率、學校結構）為切入點的研究支持了這一觀點；相比之下，教育內容如何影響一國經濟發展這一問題卻受到較少的關注。事實上，不同的人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時會選擇不同的教育內容，形成他們的專業技能基礎。而總體技能水平的分布不僅能夠影響經濟的部門結構，還能夠對一國技術變革方向和速度的塑造提供幫助。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development：Lessons from history（JDE 2013）」一文中，作者Davide Cantoni和Noam Yuchtman以政府政策如何影響個體對教育內容的選擇決策為線索，並試圖以中世紀歐洲羅馬法復興和19世紀晚清教育改革為例，探討引進潛在高生產力知識問題中，政府如何塑造投資不同類型人力資本的激勵，進而導致經濟增長的差異。

作者使用一個簡單的模型指出，政府制度和精英偏好是導致人力資本類型差異的重要來源。政府或者說裡面的精英之所以對教育內容感興趣，是因為政府運作取決於特定的人力資本，而精英的地位也取決於特定的技能。教育的內容既可能支持精英，也可能威脅精英。因此，政府對新的人力資本投資的態度取決於現有社會教育制度所產生的人力資本類型和新的人力資本投資所帶來的期望收益。由於新知識的生產力較高，在位精英可以從生產力提高中獲得稅收收入；另一方面，新知識會對現有精英產生意識形態成本，即新知識推廣可能會造成精英階層權力的弱化，甚至於未來下野。所以，只有當前收益能夠彌補其意思形態成本或放棄的未來收益時，精英才會選擇支持新知識推廣。這要求足夠低的意識形態成本，或足夠高的正外部性。

進而，作者以中世紀歐洲羅馬法和大學的發展與晚清西方教育引進的歷史為例，探討精英階層在支持新知識推廣和維持現有地位之間權衡的政策考量。

11世紀晚期-12世紀，《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Code）的重新發現和博洛尼亞、倫巴第、拉文那等地法學教育的繁榮見證了羅馬法在歐洲的復興。相比於傳統的法律體系，羅馬法更適應經濟日益繁榮的商業化城市的需求，而大學作為一項互補性的革新，給予羅馬法律思想的教學和傳播以制度性的支持。12世紀前期，新的法學教育和大學的發展受到教會的限制和城市的抵制；而到12世紀中後期，德皇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 Barbarossa，1152—1190在位）對大學的一系列特許政策（Authentica Habita）使得精英階層對羅馬法的態度逐步轉向支持；至13世紀初，受教育於羅馬法系的法理學者已成為西歐各主要王國法庭和教廷的主力人員。

精英階層對羅馬法復興的支持主要通過以下兩種方式：主教、國王、皇帝或城市當局賦予大學及其學生特權並提供保護；同時僱傭大學畢業生進入法庭或行政機關從而提高投資於新知識的回報。精英態度之所以轉變，來源於羅馬法的引進對生產力的推動。這使得精英階層意識到他們所面臨的意識形態成本能夠被新知識推廣帶來的人力資本回報和正外部性所彌補，並且他們被羅馬法學派門徒所取代的可能性並不大。史實表明，羅馬法的推廣也並未使這些精英失望，羅馬法規範下的城市化、長途貿易都得到了長足發展。大學制度的推廣和羅馬法知識的教育，促進了小規模商業的發展及行政權力的合理使用化，這對於歐洲商業革命的繁榮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反觀19世紀中期以來，中國對西方教育的引入則表現出相反的局面。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相比於以科舉為目的的儒家經典教育，現代西方科學技術對於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更具推動作用，對近代教育的投資順應了近代工業的建立和發展，並提供了較大的正外部性。而歷史證據表明，清政府在教育體制和科舉改革方面的保守政策壓制了對近代教育的投資，從而推遲了經濟現代化。

不同於中世紀歐洲的政治精英，晚晴皇室和高階官僚支持現代教育的意識形態成本更高，他們認為除現代軍事之外的現代教育將對其權力構成威脅。其意識形態成本來源於兩方面：一方面，儒家經典教育與社會精英和官僚選拔的結合在中國業已存在幾百年，對這一體系的懷疑意味著對社會政治精英質量和政府行政效率的懷疑；另一方面，清朝滿族政權對漢人統治的合法性建構依賴於滿族統治者對儒家思想的承認和推崇，而支持現代教育、弱化儒家思想則會動搖這一合法性。因而，對儒家經典教育體系的偏離不會受到皇室和官僚的歡迎，西方教育體系在晚清的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

歷史經驗和案例表明，新知識的投資依賴於政府的支持。其中，政府降低新知識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以激勵居民選擇社會最優的投資水平，對於接下來的經濟發展極為關鍵。中世紀伊斯蘭科學的興衰、20世紀美國國防教育法等既是其中的案例之一。在有關教育影響經濟發展研究中，本文從新的視角，圍繞教育內容和教育質量展開，是對人力資本投資數量過多關注的有益補充。

文章來源：Davide Cantonia, Noam Yuchtmanb,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history,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ume 104, September 2013, Pages 23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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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值主編：何石軍 責任編輯：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