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還真有種，敢一個人單挑胡適、魯迅、蔣介石

建國後，郭沫若在文壇和政壇都是風雲人物，而且因他與幾位大人物的是是非非，引起了不小的爭議，這些爭議，更讓他去世後幾十年仍然是各界評論的焦點。

其實，郭沫若所有的爭議，都源於他的性格。他就像一個愛爭寵的孩子，愛也好，恨也好，贊也好，罵也好，都沒有非常明確的立場，只是基於一個性格激烈的文人自發的狀態。這樣的性格，其實在民國時期就已經顯露無疑了。

郭沫若是以「詩人」的身份闖進文壇的，他的第一本詩集《女神》，徹底改變了現代詩在中國文壇的地位，一時聲名鵲起，儼然成為當時影響力最大的詩人。

然而，郭沫若的志向遠遠不是一個「詩人」的身份就能滿足的。1921年，郭沫若與郁達夫、成仿吾等人成立「創造社」，因三人都是性格激烈之人，號召「猛把黑暗劈開，地獄已倒壞」，所以不可避免地跟當時的一些文壇宿將產生摩擦，最有代表性的是跟胡適和魯迅這兩位盟主型的大人物宣戰。

1922年，郁達夫在《創造》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余家菊翻譯的《人生意義與價值》有很多錯誤，因郁達夫肆無忌憚的性格，在文章中使用了很多激烈的措辭，甚至對余家菊進行了辱罵。可笑的是，郁達夫本人對翻譯也不是很精通，結果也出現了不少錯誤。

胡適看到這篇文章後，基於「好為人師」的心理，就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指出郁達夫的翻譯「幾乎句句大錯」，並認為郁達夫是「淺薄無聊而不自覺」。

當時的創造社正急於揚刀立威，一看胡適出手了，立刻來了精神，郭沫若馬上寫了一篇《反響之反響》，對胡適進行了猛烈的攻擊。很快，雙方人馬都加入了戰團，引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論戰。

半年多後，胡適給郭沫若和創造社寫了一封信，主動提出了和解，信中說：「我很誠懇地希望你們寬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話，只當是一個好意的諍友，無意中說的太過火了。如果你們不愛聽這種笨拙的話，我很願意借這封信向你們道歉。……最後，我盼望那一點小小的筆墨官司，不至於完全損害我們舊有的或新得的友誼。」

郭沫若也顯出了他的可愛性格，拿著信樂顛顛地去向大家炫耀，並回了一封信，信中對胡適大加讚賞，不知道的還以為兩人一直都是最好的朋友呢。

後來有一次，胡適到上海辦事，在上海的徐志摩做東請客，也邀請了郭沫若。席間，徐志摩對郭沫若說：「沫若，你那篇文章，胡先生很賞識。」郭沫若一聽，立馬跳了起來，跑到胡適面前，抱著他就親了一口，把胡適嚇了一跳。由此可見郭沫若的孩子性格。

郭沫若與魯迅一直被譽為左翼作家的兩大旗幟，周恩來曾評價兩人說：「魯迅自稱是革命軍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闢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嚮導。」但這兩位領軍人物，卻也曾鬧過不小的矛盾。

在創造社剛成立時，成仿吾曾寫文章評價魯迅的小說，挑了很多毛病，甚至把《吶喊》批得一文不值。魯迅是什麼人，哪兒能任憑一個後生胡言亂語，就反擊道：「我們的批評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創造社門口的『靈魂冒險』旗子底下掄板斧。他的『庸俗』的罪名，幾斧砍殺了《吶喊》，只推《不周山》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

後來，廣州中山大學邀請魯迅去任教，魯迅一打聽，創造社的郭沫若和郁達夫也在中山大學，就說：「郭沫若、郁達夫也在，那麼，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沒有多大關係，可以不必急急趕到了。」

郭沫若又來了孩子脾氣，在《創作》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對魯迅進行了猛烈的攻擊：「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餘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舊過渡期的游牧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裡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諦！」

這篇文章，讓郭沫若與魯迅這兩位左翼領袖分道揚鑣。

魯迅雖然擅長打文字仗，但對郭沫若的挑釁卻採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聲稱「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到了1936年8月，魯迅寫了一篇《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對他跟郭沫若的論戰作了總結：「我和郭沫若、茅盾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衝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鬥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卻偏喜歡這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像我們只在爭座位，鬥法寶。」

當時，郭沫若正在日本，看到這篇文章後，感動得熱淚盈眶，立刻寫了一篇文章，說：「先生實在是一位寬懷大量的人，是『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覺到問題解決的曙光。」

可惜，魯迅沒有看到這篇文章就去世了。魯迅逝世十周年時，郭沫若仍然為當年的事後悔不已，說：「自己實在有點後悔，不該增上傲慢，和這樣一位值得請教的大師，在生前竟失掉了見面的機會。」

除了跟胡適和魯迅的愛恨交織，郭沫若跟蔣介石也有過一段恩怨。

當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郭沫若被蔣介石任命為總政治部副主任。後來，蔣介石走向反動，鎮壓進步勢力，郭沫若大怒，寫了一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怒斥道：「蔣介石已經不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了！」「現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於國家、忠於民眾的人，只有一條路，便是起來反蔣！反蔣！」

蔣介石得知後，將他「通電嚴緝歸案懲辦」。郭沫若被迫逃往日本，開始了十年的流亡生涯。

十年後，正是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遠在日本的郭沫若再也坐不住了，主動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請求回國為抗日貢獻一份力量。蔣介石基於全民抗戰的考慮，同意他回國。

1937年9月24日，郭沫若再次見到了蔣介石，提出了迫切想為國效力的願望，蔣介石也向他介紹了全民抗戰的政策，並表示對以往的恩怨既往不咎，歡迎他回國效力。郭沫若欣喜若狂，回家後就寫了一篇《蔣委員長會見記》，對蔣介石進行了不遺餘力的讚揚。蔣介石也投桃報李，任命他為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主管抗日宣傳工作。

在整個抗戰時期，郭沫若組織了一百多次抗日宣傳活動，並創作了大量的話劇，如《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等，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抗戰的信念與決心。

郭沫若就是這樣一個人，不管是跟胡適、魯迅這樣的文壇大腕，還是跟蔣介石這樣的政壇大佬，看不慣的時候就罵個痛快，但只要對方向他表示友好，又會立刻冰釋前嫌，成了最好的朋友。這種極端的轉變，看似缺乏立場，實際上卻體現了他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