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毒死了自己的公民

撰文：比爾·布萊森（Bill Bryson）

翻譯：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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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3日晚上的某一刻，在紐約市發生了一起事件。43歲的威爾遜·希科克斯（Wilson B. Hickox）是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的一名富商（湊巧是駐法大使邁倫·赫里克的鄰居）。他從外面回到自己在羅斯福酒店的房間，給自己倒了杯睡前酒。

沒過多久，希科克斯先生開始產生了一種奇怪而不快的感覺——喉嚨和胸口發緊，苦澀的疼痛在整個身體中蔓延。我們可以想像，隨著癥狀越發嚴重，玻璃杯從他手裡滑落，希科克斯先生痛苦地站起來，跌跌撞撞地走向門口想叫人幫忙。隨著馬錢子鹼的劇毒作用席捲而來，他身體的各個系統逐一崩潰、麻痹。希科克斯先生沒能奔到門口，而是慢慢地、悲慘地倒在房間的地上，茫然、驚懼著，哪怕一絲肌肉都無法動彈。

希科克斯先生之死最值得說明的一點是，他不是被人下了毒，而是政府害死了他。從許多方面來看，20世紀20年代是美國歷史上最奇怪、最不可思議的10年，禁酒令更讓它怪上加怪。這是一個原本理性的國家有史以來做過的最極端、判斷最失誤、代價最沉重、卻也最易為後人所忽視的一項社會工程實驗。它一下就斬殺了美國的第五大產業，把每年將近20億美元的收益從合法商人的手裡奪過來，交給了殺氣騰騰的暴徒。它讓老實人變成了罪犯，實際上還增加了全美人民的飲酒量。

然而，最奇怪的地方莫過於美國政府還公開實行這樣的政策：為了讓其他公民保持清醒，而隨機毒死一部分公民。希科克斯先生之所以顯得有些不同尋常是因為富人一般會謹慎地從可靠供應商那裡買私酒，難得受此戕害。這就是為什麼在禁酒令時代阿爾·卡彭那樣的人大發其財，因為他們不害死自己的客戶。希科克斯先生被害死是因為頒布禁酒令時沒充分考慮到一個問題：除了飲用，酒精還有其他各種用途。酒精是（基本上至今仍然是）油漆稀釋劑、防凍劑、洗滌劑、防腐劑、防腐液等的關鍵組成部分。所以，為了這些合法的用途，政府必須允許它繼續生產。不可避免地，一部分酒精，數量相當龐大，據估計每年有2.3億升進入了私酒交易。為了讓工業酒精無法飲用，政府往其中添加馬錢子鹼和汞等毒物（能讓飲用者致盲、致殘甚至致死），使之「變性」。一位禁酒官員快活地說，「變性」酒精成了「美國的全民新飲料」。到底有多少人因為喝下工業酒精命喪黃泉，各方統計數據差異很大。飲食文化史學家魯特和羅什蒙在其權威的《美國飲食報告》中稱，光是1927年就有11700人因喝私酒被政府毒死。其他數據來源提供的數字要小得多。但不管總數多還是少，這肯定是美國歷史上最怪異的罪惡情節：官方竟然以痛苦的方式處死自己的公民，只因為他們堅持了一種前不久還屬於文明生活的一部分、在世界其他地區幾乎全都合法適度進行時明顯無害的行為。

有關禁酒令的一切事情不是荒謬的就是滑稽的。財政部負責執行新法律，但它完全缺乏承擔這一工作的必要資質、資金和熱情。因為國會拒絕提供資源，禁酒部門只聘用了1520名特工讓他們去完成一項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阻止全美963萬平方公里疆域里的1億公民參與酒精生產和消費活動。這樣的話，就要每名特工負責盯守75000人，同時還要監管19924千米的海岸線和邊境線，禁止走私。聯邦政府希望各州承擔、執行該法律，但幾乎每個州都極不情願。到1927年，每個州用在執行漁獵法規上的時間是執行禁酒令的8倍。

禁酒令給國家造成了龐大的經濟損失。聯邦政府失去了每年5億美元的酒稅——占國民收入的近1/10。州政府痛苦不堪，在禁酒令生效前，紐約一半的收入都來自酒稅。這也就難怪各州不願從本來就少的預算里分出一部分錢，執行一套剋扣了自己收入的法律了。

地下酒吧瘋狂發展。曼哈頓中城的一個街區就出現了32個提供飲酒的地方。人們到處都喝得到酒，而且賣酒的大多不遮不掩，禁酒令就像是壓根兒不存在似的。芝加哥仍在營業的酒吧差不多有兩萬家，有些街區的酒吧甚至連招牌都不改，公然賣酒。在紐約，飲酒場所的數量比禁酒令生效前翻了一倍，達到了32000家。

而且，在這些新開的地下酒吧中，販售的酒水當然完全不受監管。在芝加哥，市政府的一名化學家把私售的威士忌往水槽里倒了幾滴，驚訝地看著它腐蝕且穿透了陶瓷。《紐約電訊報》（New York Telegram）的記者出於好奇想了解私售的威士忌到底有些什麼成分，請了一位化學家檢驗了從全城地下酒吧里買來的341種樣品。化學家分離出了煤油、尼古丁、精苯、粗苯、甲醛、碘、硫酸和肥皂等多種成分。此外，還發現約1/6的樣品都嚴重有害健康。

讀者們想必要問，一切怎麼會變成這樣呢？令人頗感意外的是，答案竟藏在一個獐頭鼠目的小個子男人身上。這人叫韋恩·惠勒，他蓄著整齊的小鬍子，戴一副夾鼻眼鏡。雖說外表全無威脅感，但有一段時間，韋恩·惠勒曾是全美最令人生畏、最有權勢的人，也是最舉措失當的惡魔——除非你認為，就因為喝了一杯酒人就該痛苦地死掉。

韋恩·惠勒出生於1869年，在俄亥俄州東部的一座農場長大。有一天，有個喝醉酒的農場工人不小心用乾草叉刺傷了他的腿。雖然惠勒並不曾被酒精害得腦袋不清醒，但自此以後便產生了一種傳道式的熱情，即要把酒精從美國人的生活里趕出去。

取得律師資格後，他擔任了俄亥俄州反聚會聯盟（Anti-Saloon League）的負責人，並迅速表現出了玩弄政治手腕的才華。1905年，他盯上了俄亥俄州大受歡迎的州長。兩年前，此任州長憑有史以來最多票數當選，還經常被人說成是總統的候選人。遺憾的是，州長並不支持驅逐酒精的訴求。湊巧的是這位州長就是未來的美國駐法大使邁倫·赫里克，他馬上就會吃到苦頭了——反對韋恩·惠勒永遠得不償失。惠勒是個宣傳大師，他只有一個明確的目的：把所有不肯全心全意支持禁酒令的政客趕下台。而且，他還打算不擇手段地這麼干。他僱用私家偵探監視對自己不夠熱情的政客，深挖這些政客身上見不得光的醜事，還認為勒索是實現預期目的的合理手段。

除了讓美國全面禁酒，一切對他來說都無關緊要。其他禁酒團體則投身於各種枝節問題——煙草、短裙、爵士樂，甚至郵局政策和政府對公共事業單位的所有權。而惠勒只宣傳唯一的一條信息：喝酒讓人貧困，讓婚姻解體，喝酒造成經濟損失，喝酒是現代社會一切罪惡之母。

邁倫·赫里克反對惠勒在俄亥俄州禁酒的號召，讓自己顯得像是跟民眾脫了節，缺乏同情心。他被壓倒性地擊敗了，再也沒能當選任何公職。相反，一位後起的政治之星，平庸得一無是處的沃倫·哈丁卻成了副州長。美國各地的政客們迅速認識到，要麼支持惠勒，支持他的反聚會聯盟，要麼放棄再次當選的指望。

在「惠勒主義」的大旗下，美國的許多州早在禁酒令生效前就徹底禁酒了。到1917年，實現了27個州完全禁酒，還有好幾個州基本上禁酒。那時候，若旅行穿越全美——從得克薩斯州到北達科他州，從猶他州到東部沿海地區，你有可能連一個販酒的地方都碰不到。只有零星散落的少數居民點，大多集中在城市和工業區中有大量居民的地方，才可能弄到一杯酒下肚。不過，這些地方的飲酒習俗也最根深蒂固，反聚會聯盟改變地方法律的機會很小。但沒過多久惠勒得到了一塊幸運符：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大多數美國人心滿意足地認為那是一場遙遠的歐洲衝突。但德國在戰術上犯了一些天大的錯誤，徹底扭轉了美國人的這種情緒。首先，它開始轟炸平民。如今我們已經習慣了針對平民的戰爭，但在20世紀最初的10年，有意殺害無辜民眾被普遍認為是野蠻行徑。起初，德國每天下午5點派飛機到巴黎往城裡投擲一枚炸彈（只投一枚），以此作為實驗，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異常憤怒，親筆寫信向德國當局表示抗議。接下來的情況變得更加糟糕，德國宣布將以海上的客船為攻擊目標。1915年5月，一艘德國U型潛艇用魚雷擊中了在愛爾蘭海岸金塞爾附近中立水域航行的客輪「盧西塔尼亞號」。短短18分鐘船就沉沒了，造成了1200人喪生。1/3的遇難者是婦女和兒童，其中有128名死者是母國並未參戰的美國人。美國上下義憤填膺，緊接著德國又令人難以置信地宣布將這一天作為全國性節日，以慶祝該次屠殺，讓事態無限惡化下去。德國紅十字會駐美負責人伯恩哈德·德恩堡（Bernhard Dernburg）說，「盧西塔尼亞號」上的人死得其所。他被美國驅逐出境後僥倖保住性命。

其他人就沒那麼走運了。據說，聖路易斯州的一名德裔男子因說了美國的壞話，就遭到暴徒襲擊，被暴徒用美國國旗綁了起來，拖著遊了街並吊刑處死。事後，陪審團宣判暴徒首領無罪，理由是此乃「愛國謀殺」。德國企業遭到抵制，還有人朝其窗戶上扔磚。很多有類似德國名字的人為了安全起見都改了名。阿爾貝特·施奈德就是其中之一，他改名為艾伯特·斯奈德，10年後成為了一樁謀殺案的被害人。餐廳停止供應德國食物，要不就得給菜品改名。最出名的要數德國腌菜改名為自由白菜了。一些社區禁止演奏德國作曲家的音樂。出於安全考慮，艾奧瓦州禁止學校、教堂或電話里使用英語以外的語言對話。有人抗議說這樣就沒法用自己的語言做禮拜了，州長威廉·哈丁（WilliamL.Harding）回答：「任何人用英語之外的語言祈禱都是在浪費時間。上帝只為說英語的信徒豎起耳朵。」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美國釀酒廠幾乎全為有德國血統、立場大概也偏向德國的男人所有。禁酒令的倡導者們抓住了這一點，讓喝啤酒顯得像是叛國行徑。「我們要跟3個敵人對抗——德、奧，還有酒。」美國剛一參戰，玉米片公司凱洛格（Kellogg）就在廣告里這麼說。從事實的角度看，這個說法是站得住腳的。一家主要靠釀酒廠資助的組織全國德美聯盟（The National German-American Alliance）不但遊說反對禁酒令，還暗中迂迴支持德皇威廉二世。這樣的利益聯合，可不會給自己贏來多少朋友。

反德情緒的高漲帶給禁酒運動極大的推動力。在獲得新能量的反聚會聯盟的熟練引導下，一個州又一個州批准了憲法第十八修正案，禁止酒精的生產和消費。1919年1月16日，內布拉斯加州成為了第36個批准該修正案的州，禁酒令得到了多數州的支持，一年後生效執行。

雖然第十八修正案宣布飲酒為非法活動，讓禁酒令成為法律事實，但它對法律應怎樣運作未作定義，也沒有說明什麼是、什麼不是「酒精飲料」。於是又制定了另一項法令史稱《沃爾斯泰德法案》（Volstead Act），來應對細節問題。該法案以安德魯·沃爾斯泰德（Andrew J. Volstead）為名，他是林德伯格在明尼蘇達州的老鄉，所蓄的大鬍子像塊熊皮毯子一樣掛在他臉上。沃爾斯泰德本人雖不喝酒但對此事並不狂熱，從沒想過要在全國禁酒。他的名字之所以跟這部法令掛鉤，只不過是因為他當時是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受命負責起草這部法案。在接下來的10年里，沃爾斯泰德的名字儘管到處迴響，但下次選舉時他就遭到了選民的拋棄，回到故鄉格拉尼特福爾斯靜悄悄地從事著法律工作，並以閱讀國會議事錄為主要愛好。韋恩·惠勒一直宣稱這部法律是自己親手起草、撰寫的，但沃爾斯泰特德強烈抗議。不過，這兩個人為什麼要爭奪這份「榮光」，誰也搞不明白，因為事實證明那是一部構建大有問題的法案。

1919年5月19日，國會頒布了《沃爾斯泰德法案》。關於法案的意圖在序言里做了言簡意賅的聲明，看起來沒什麼擾亂人心的地方：「為禁止醉人飲料，規範非飲用之高尚目的的酒精的製造、生產和銷售，確保科研、能源開發、燃料及其他合法行業酒精的充分供應，促進其發展。」措辭或許略有笨拙，但語氣沒有太多威脅的味道。只有在小字的附加條款里，人們才發現《沃爾斯泰德法案》將醉人液體界定為酒精含量超過0.5%——跟腌菜一個水平。許多以前支持禁酒令的人以為啤酒和清淡的葡萄酒能幸免於難。然而到了這一刻人們才恍然大悟：禁酒令要一網打盡，一個也不放過。

這或許是美國推出禁酒令時最突出的特點——它讓太多的人大吃一驚。一如弗雷德里克·劉易斯·艾倫（Frederick Lewis Allen）在《浮華時代》（Only Yesterday）里所寫：「這個國家（對禁酒令）接受得心不甘情不願，甚至還有點漫不經心。」

禁酒令的缺陷太多了，從很多方面看，就連原則上支持它的人也為它在實踐中的變形感到震驚。首先，它將美式生活推到了全新的危險層面上。禁酒令推出後，全國謀殺率上升了近1/3。擔任禁酒特工十分危險——光是最初的兩年半時間就有30名特工因公被害，可靠近特工也往往十分危險，因為這些人喜歡隨心所欲地扣動扳機。光是在芝加哥，10年里禁酒特工就槍殺了23名無辜市民。

除了危險，禁酒特工的薪水比垃圾工還低，這必然帶來腐敗。一種常見伎倆是特工沒收了酒之後，立刻又把它賣給原主。賄賂則是例行公事，地下酒吧平均每月向警方和市政官員支付400美元。在紐約市，光是行賄用款就總計達到了1.5億美元。總之，禁酒令讓很多人賺了很多錢。腐敗的誘惑遠遠蔓延出了美國的國境線。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下，加拿大的啤酒和蒸餾酒製造商無法把產品賣給美國人，但足智多謀的私酒販子則在紐芬蘭南部的聖皮埃爾和密克隆找到了中轉站。由於歷史的偶然性，北大西洋上的這塊彈丸之地自1763年就屬於法國，不在美國和加拿大的管轄範圍。一夜之間，聖皮埃爾和密克隆成為了全世界最大的酒精飲料進口方。它們買入了300萬瓶香檳，外加數量龐大的白蘭地、阿馬尼亞克酒、蘋果燒酒和其他酒精飲品，成為了法國最大的海外市場。

美國當局詢問為什麼只有4000人的小地方突然之間這麼貪戀酒精，當地總督帶著高盧人特有的沉著回答說，他不知道酒精飲品進口出現了大幅上漲，也不曾注意到聖皮埃爾的主要港口新建起了20多座大型倉庫。但他答應調查此事。隨後，他向美國人證實，聖皮埃爾和密克隆的確進口了少量葡萄酒，但都是運往飲酒合法的巴哈馬的。很明顯，這批貨物不過是暫時在聖皮埃爾擱置一下。

禁酒令還滋生出了無限的虛偽。1926年的夏天，北加利福尼亞的禁酒督導員內德·格林上校遭到停職，因為他在舊金山的禁酒管理辦事處舉辦雞尾酒會。「我早該被停職了。」他善解人意地告訴記者。

就算政府查獲了非法飲用酒，也並未嚴加看管。1920年夏天，芝加哥一處存放所收繳酒水的倉庫里，50萬升、670000瓶威士忌莫名地消失了。負責夜間執勤的警衛說，他們交接班時沒有注意到任何可疑之事——必須要說的是這話完全無法讓人信服。在全美範圍內，有記錄顯示1.9億升由政府倉庫保管的威士忌到1933年禁酒令結束時失蹤了2/3。

禁酒令幾乎根本無法執行，因為其法律條文千瘡百孔，遍體漏洞。醫生可以合法地為自己的病人開出威士忌處方，而且也熱情洋溢地這麼做，到20世紀20年代末期，他們已經靠這項服務掙到了4000萬美元。按《紐約客》的說法，大多數時候醫生會幹脆拿出一張空白處方單只開出威士忌。林德伯格飛往巴黎的那個星期，美國禁酒專員詹姆斯·多倫剛批准了醫用威士忌可額外生產1140萬升。有人提出，這樣的醫療用量太大了，財政部的一位官員說「因為蒸發」，庫存消耗得太迅速。

宗教團體可為聖典儀式存儲酒精飲料，事實證明，其市場需求同樣十分強勁。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名葡萄酒種植戶提供14種聖餐葡萄酒，包括波爾多酒和雪莉酒，他說這些飲料恐怕並不全都用於神聖用途——事實的確如此。禁酒令生效的最初5年，加利福尼亞州改種葡萄的土地從4萬公頃飆升到近28萬公頃。當然並不是因為人們突然喜歡上了吃葡萄乾，而是因為葡萄酒無法進口。為滿足蓬勃發展的私酒市場，人們對國產葡萄的需求激增。

雖然生產葡萄酒供私人消費是違法的，葡萄園場主卻可銷售成包的濃縮葡萄汁，在家裡你就能把濃縮葡萄汁變成葡萄酒。以免有任何人錯過這一關鍵信息，葡萄汁包裝上用大號字寫著：「注意：務必在60天內發酵製成葡萄酒。」遺憾的是，對優質葡萄酒愛好者而言，葡萄種植戶把之前的大部分葡萄樹給砍了，換上了產量大但質量差的品種。禁酒令廢止後，加州的葡萄園用了整整一代人才將其恢復元氣。

禁售白酒重創了許多餐館。紐約倒閉的可愛小餐館包括尚利、雷克特、謝莉和布朗。最古老的德爾莫尼科餐館堅持到1923年才最終搖了白旗，那時離它的百年生日只有短短几天了。基本上酒客全被趕到地下酒吧（speakeasies，這個詞在美國最早出現在1889年，用來描述各種非法販賣烈酒的地方）去了。這些酒吧的名字普遍不夠優雅，但充滿想像力。比較著名的是斑點鬣狗俱樂部、「熔爐」、「哈！哈！」、優生俱樂部、木屑飯館和脂粉俱樂部。對喜歡伴著酒精欣賞音樂的人，哈萊姆區是他們的好去處。在那裡，人們蜂擁到翠竹飯館、萊諾克斯俱樂部、花蛤樓、斯莫爾天堂、蒂莉雞棚、棉花俱樂部，還有名字一見就讓人難忘的哈喇子飯館。星期日晚上最為熱鬧，酒客們可能會遇到一群天才，艾靈頓公爵、凱伯·凱洛威、費茲華勒、尤比·布萊克、貝西·史密斯、貝西伯爵在那裡表演精彩原創音樂。哈萊姆區的許多俱樂部只准白人進，屋裡的黑人只有服務員和藝人。最熱門的俱樂部里附加服務費可能高達20美元，幾乎相當於一個普通工人的周薪，客人再喝上幾輪酒服務費輕輕鬆鬆就翻倍了。

法令的推行充其量只能算零零落落，只偶爾有些機關會認真對待。1925年3月，一名成功的律師埃默里·巴克納成了紐約的禁酒令執法員。他想出了一套新策略，一時間讓喝酒和賣酒的人都聞風喪膽。

本文摘自《那年夏天：美國1927》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對違反《沃爾斯泰德法案》的場所，巴克納開創了查封政策。法律允許他不上訴至法院就將涉事場所關閉一年。此前，執法官只能逮捕幾個無傷大雅的服務員和調酒師倒霉蛋，但現在，巴克納的做法擊中了酒吧老闆的利潤線，足以讓他們感到肉疼了。巴克納宣布要關閉紐約數千家地下酒吧，並從最出名、最搶眼的地方著手，比如由塔克薩絲·吉南（TexasGuinan）經營的埃爾·費伊俱樂部，還有歐尼·梅登的「銀拖鞋」。這是對城裡成熟酒客們的直接攻擊，酒客們表現出了近乎恐慌的反應。

好在對俱樂部而言危機只是暫時性的。禁酒令帶來了太豐厚的利潤，讓它太容易被擊潰了。至少有多傢俱樂部以查禁作為掩護，它們讓正門一直鎖著而從十分不起眼的後門歡迎主顧們回來。另一些俱樂部則搬到新地方，換個新名字，所以艾菲俱樂部就變成了德爾·費伊俱樂部、費伊歌舞團、銀泰俱樂部、修道院俱樂部、皇家沙龍和三百俱樂部。儘管大家都知道它們的幕後東家還是那位漂亮的老闆娘。吉南是個頗具傳奇性的人物。她來自韋科市，1927年時她43歲，一頭金髮，笑起來牙齒閃閃發亮。她特別愛侮辱自己的主顧，尤其是在他們不肯大把花錢的時候，她也因此備受顧客喜愛。她的口頭禪是「：你好，蠢貨。」她的大多數俱樂部都小而緊湊。舞娘們衣著暴露，幾近裸體，大多年輕得叫人咋舌。魯比·基勒（Ruby Keeler）在14歲時從吉南手下出道，3年後離開，嫁給了喜劇演員阿爾·喬爾森（AlJolson）。和其他許多人一樣，喬爾森被基勒苗條的身材和輕微的小結巴給迷得神魂顛倒。吉南手下的另一位舞娘魯比·史蒂文斯後來成為了大明星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吉南在俱樂部里充當司儀的角色。她對自己的姑娘關愛有加，但並不把她們的才華太當回事。「現在這個小妹子還算不上歌手，」她這麼說，「她是通過函授課程學唱歌的，還漏上了好些課，但她是全場演出里最可愛的小姑娘，所以我希望大家給她來點熱烈的大巴掌。」（據說，「來點熱烈的大巴掌」就是吉南首創的說法。）所以，吉南的俱樂部被查封成了城裡的一件大事。1927年，百老匯的劇院大亨舒伯特三兄弟（Shubert brothers）為此專門排演了一出關於她的滑稽劇，名字就叫《查封》（Padlocks）。

由於俱樂部隨時有可能關門，自然只捨得用最少的錢搞店內裝修。顧客們對此似乎也並不介意，只要能喝到不錯的酒水。對酒店這類更為公開、需要長期經營的地方，選址範圍就小得多了。禁酒令生效之前，尼克博克酒店附屬酒吧（雞尾酒干馬天尼的誕生地）每天能有4000美元的收入，這可不容易找到替代渠道。沒了酒吧收入尼克博克便破產了。最先創造出曼哈頓雞尾酒的曼哈頓酒店也倒閉了。有些酒店想通過提供所謂的「添頭」（冰塊、蘇打水、安哥斯圖娜苦精〇1等）生存下去，顧客可以自己加酒，但這很難填補酒水業務徹底喪失帶來的虧空。還有些酒店繼續銷售酒精飲品，希望躲過官方的追查。但或遲或早它們總歸要失望的。

1926年3月，巴克納將布雷武特酒店的餐廳查封了6個月。這意味著酒店不僅失去了所有酒水收入，還失去了午餐和晚餐生意。它甚至無法為客人提供早餐，所以許多客戶徹底改投他門。最終，雷蒙德·奧泰格認輸投降，關閉了布雷武特酒店。

巴克納的查封政策繼續推行，遍及全美，連加利福尼亞州的一棵紅木樹也因為有人發現了非法的蒸餾酒而被掛上了鎖，儘管這聽起來很像是宣傳噱頭。總之，在最嚴的1925年美國各地的禁酒機構查封了近4700個涉嫌賣酒的場所。

有趣的是，巴克納其實並不認同禁酒，他承認自己之所以執法只因為法律就是法律，而不是出於任何道德信念。「我對它不太感興趣，但它是個法律問題。」他解釋說。他坦言自己經常喝酒，但擔任地方檢察官之後便不再喝了。在他看來，整件事情是個可怕的錯誤：「這帶來了惡性的犯罪，偽證、謀殺、襲擊、盜竊使政府官員的道德淪陷，以及誘發了各種各樣的違法行為。較之它每天引發的一連串嚴重罪行，這部法律帶來的好處不值一提。」

幾乎所有人都意識到禁酒運動是場巨大的失敗，但美國卻堅持了13年。富蘭克林·亞當斯（Franklin Pierce Adams）在《紐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的熱門專欄「指揮塔」里寫了一首詩，完美地捕捉到了官方的態度：

禁酒令可怕地砸了鍋,我們樂意。它阻止不了想要阻止的事，我們樂意。

它留下了一條黏糊糊的貪腐途徑，它讓我們的土地充滿惡與罪，它的禁令分毫不值，可我們就要支持它。

事實上，正是因為禁酒令行不通，惠勒及其支持者才堅決要求政府往工業酒精里加入毒藥的。也有加入其他變性劑的，比如肥皂水和清潔劑同樣能讓酒精無法飲用，但鐵杆禁酒支持者對此不滿意。惠勒真誠地認為，喝下有毒酒精的人是罪有應得。在他看來這是「故意自殺」。約翰·斯特拉頓牧師（也即前文希望儘快判處露絲·斯奈德死刑的人）更是態度強硬，毫不動搖。他聽說印第安納州州長和檢察長遵循醫囑給患了重病的親人服用小劑量威士忌，竟義憤填膺地說「：他們應該讓家人去死，然後自殺，而不是違背就職時所發的誓言。」1927年6月，禁酒令似乎還看不到盡頭。事實上，轉折點很快就會出現。不過，韋恩·惠勒絲毫都沒察覺，1927年夏天會是他生命里最糟糕的一個夏天，也是他的最後一個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