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宇和：從貧民窟走出來的院士

他是廣東番禺人，在香港接受教育，在英倫深造，長期在澳洲任教。他想寫的自傳名為《從海角到天涯》。

他著作等身。他用自己的第一部英文著作《兩廣總督葉名琛》（Yeh Ming-ch』en: Viceroy of Liang-Kuang, 1852-1858；劍橋大學出版社1976年版），緬懷他在牛津大學的已故博士導師 Mr Geoffrey Francis Hudson。他把Sun Yatsen: His International Ideas and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1987年版）獻給雙親，把《孫逸仙在倫敦：三民主義思想探源，1896-1897》（聯經2007年版）獻給他在九龍華仁書院恩師羅倫士夫人（Mrs. Tessa Laurence），並藉此緬懷蔡成彭先生、劉敬之先生、江之鈞先生。他把《孫文革命：和》（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獻給他在華仁書院的大師兄林鉅成醫師，感謝他1963年以來贈醫施藥「恩同父母」的「再生之德」。

他是悉尼大學終身講座教授，先後被遴選為英國皇家歷史學院、澳大利亞國家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國家人文科學院院士。

他叫黃宇和。

黃宇和

「孤獨仔」的苦難童年

黃宇和是窮苦人家出身。他的生日，護照上登記的是1946年11月29日。小時候大人叫他「和平仔」，說是抗戰勝利之後出生的，「宇和」即宇宙和平之意。不過母親說他是猴年出生的，他印象很深，而猴年是1944年。所以他並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哪年出生的。

黃宇和出生地倒是清楚的，跟他的父親一樣，都是廣東省番禺縣石樓鎮茭塘村。父親黃鑒波，1926年1月出生，排行第七。不幸的是，他的二哥三姐四哥五姐六哥全部夭折。母親陳慕貞，1926年2月出生於鄰近的赤江村。黃宇和父母結婚時，父親虛齡18歲，實齡大概16歲。祖父母均不識字，父母則粗通文墨。

茭塘村是個單姓村，全村兩千多口人都姓黃，共有四房。黃宇和家在二房宗族裡是個小戶，經常受欺負，父親就常常被嚇唬說「淹死你這個孤獨仔」。在黃宇和的童年記憶里，母親家教很嚴，不允許他和村裡頑童一道玩耍，而父親常年在外地謀生，偶爾回家一趟，過一兩天又出遠門了。黃宇和說自己從小缺乏父愛，這也造成他獨立、敏感的性格。

黃宇和記得，父親一開始是在廣州大同酒家當學徒，在那兒的燒味部學習烤鴨、燒乳豬、叉燒、白切雞等技術。解放前夕，大同酒家遷往香港，黃父也隨之到香港謀生，留下母親在老家撫養兒子、服侍雙親。

黃宇和說，在番禺七八年的農村生活，讓他有一些鄉村社會的經驗，了解農村的風土人情。譬如，農村很講究孝道，父母健在，總得有子女照料。祖父在父親結婚後，就不再與祖母同寢，目的是避免祖母懷孕，若祖母與媳婦同時生孩子，在村民看來是有失體統的。還有，茭塘村是禁止女兒外嫁的，並誘導她們「梳起」，黃宇和的大姑就終生沒有嫁人。這些經歷對他後來從事孫中山研究，頻頻到鄉下做田野調查，了解孫中山童年時代的生活狀況以及祖籍源流等問題，很有幫助。

祖母、祖父去世後，母親申請到香港探親，後來就留在香港了。天有不測風雲，正當母親攜兩名幼子到了香港，那家大同酒店關門了。父親失業，一家人彷徨得不得了。父親應一位朋友的召喚，到該朋友原先任職的香港上環集市旁邊的新光大酒樓做燒臘，但有一個條件：每月只能拿200塊錢的基本工資，顧客給的小費全部歸這位朋友所有。當時的小費收入，比基本工資多兩三倍。無奈之下，黃父只得答應，勉強可以養家糊口。

這樣一來，母子只能寄居在外婆家。外公外婆有六個子女，她們住在九龍牛池灣一家齋堂里的一所偏廂。該齋堂是出家人住的，但她們穿便裝，是佛家帶髮修行的姑娘，俗稱齋姑。前來求助的母子暫時就與外公外婆一家擠在一起。除了外公外婆有自己的床以外，其餘的人無論年紀大小，男的都擠在一張床，女的擠在另一張床，擠不下的就打地鋪。

牛池灣位置偏遠，當時是香港大多數雙層公交車的終點站。往東是牛頭角，再往東翻山過去，就是專門種植西洋菜（清冷盤）的窮山溝，地名叫官塘。再往東翻山過去就是鯉魚門，即香港維多利亞海港東邊的入口，當時是很荒涼的地方。從港島靠西的新光大酒樓所在的香港上環到九龍半島靠東的牛池灣，需要坐電車，轉輪渡，再轉公交車，實在是很遠。加上住處狹小，也容不得再增加一個人了，所以父母雖然同在香港，也只能兩處分居。

黃父在新光大酒樓燒乳豬、烤鴨子。如果碰上宴會，包括婚宴、壽宴、滿月宴，根據香港那時候的風俗，宴會可以舉行三輪，第三輪凌晨一點開始。也就是說，辦酒宴的話，就得忙到半夜一點鐘以後才能收工。黃父夜裡要睡覺，就把幾張木椅拼在一起當作床鋪，每天凌晨三點必須起來開始烤叉燒、烤鴨、油雞等。因為從五點鐘開始，酒樓旁邊的上環街市，就有大批工人來吃早飯，飯後即開工。然後是中飯，一天到晚忙個不停。下午三點到五點，飯館容許他離崗兩小時，可以利用這個間隙休息，黃父就蹲在酒樓某個角落裡打盹。

黃父在香港加入了工會——協德互助社。根據該工會的規定，凡是有工作的人每月必須休息一天，這一天讓沒有工作的人來頂替。可是黃父也不能休息，他要長途跋涉到牛池灣看望妻子和兒子。父子也就這樣每月一次的見面機會。休息當天，黃父早上起來，買一斤豬肉，走很遠的路，帶到牛池灣，這樣一家算是改善伙食，每月有一頓飯有肉吃，有肉湯喝。

在外婆家寄居了一個月之後，母子三人搬到另一家齋堂，住在齋堂旁邊的一間小屋裡。那間屋子過去是用來養豬的。房東認為租給人住能發更大的財，於是在爛泥地上灌了水泥後，就出租了。豬屋非常矮小，放了一張床，就再也放不下其他家俬了。床是上下兩層的，兄弟倆睡上層，母親睡下層。因為空間太小，小孩子上床時也直不起腰，只能爬進去睡覺。夏天香港熱得要命，屋裡就像蒸籠一般。平常都是坐在地上，伏在床上做功課的。吃飯的時候，就移開課本，把飯菜放在床上。

黃宇和小時候吃的飯，是用碎米（就是機器蹍米時蹍碎了的，香港話叫米碌）煮成的，摻雜著小石子、老鼠屎、蟑螂屎。本來就是商家很難賣出去的。儘管這樣，家裡還是無法每次購買時就付錢，而必須由外公外婆做擔保人，懇請老闆容許記帳，到月底父親領到工資時，結算一次。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黃宇和小小年紀就幫忙料理家務，他每頓飯菜大概只有一毛錢的預算，用這一毛錢買一碗豆腐，或一把大豆芽，或者一些細豆芽，或一片晒乾了的魷魚。早餐是沒有菜的，只有醬油撈飯。那時候母親去工廠做塑膠花，補貼家用。

在香港上小學

黃宇和說自己在香港念書的過程有點像孫中山，都跟教會有關係。他最初在茭塘村上過三年多小學，同學都是同宗的堂兄堂弟，只有三兩個外村的同齡學童。到了香港，他進了天主教會創辦的牛頭角庇護十二小學。從牛池灣到牛頭角的公交車兒童票要一毛錢。家裡沒錢，黃宇和只能走路上學，這段路要走一個小時，然後花半個小時從山腳爬到山頂。到了牛頭角山腳，看到同學們吃麵包做早餐，他羨慕得很。因為學生很多，學校校舍不敷使用，就分成上午班、下午班，各有自己的校長和教師隊伍。黃宇和上的是上午班，中午十二點下課。同校的大部分學童都是赤腳上學的。放學回家後，他要打水、檢枯枝燒柴做飯。

雖然以前在番禺鄉下沒有學過ABC，但黃宇和第一學期就考了第一名，可以免交下個學期的學費，學費要兩塊六毛錢。他到香港上學後第一次接觸到基督宗教《聖經》，還是英文的。學校里有個小教堂，每周有兩節聖經的課，其中一節要到教堂去唱聖詩，在那裡接受宗教氣氛的熏陶。很快黃宇和就受洗信教了。

小學五年級念到大約一半，黃宇和決定報考九龍華仁書院的六年級（華仁書院是一所中學，但她從小學六年級開始招生，以便招攬香港的少年英才）。考試科目包括面試（看儀錶教養）、口試（考英語流利的程度），朗誦一篇英語散文，主考官均由洋人神父擔任。華仁書院是一所很好的男子中學，招收的學生都是精英。為了考進這個學校，有的父母不惜讓兒子重複讀六年級。黃宇和很努力，他考進了這所二戰後改由耶穌會士管理和教學的書院。

這個時期，黃宇和一家已經搬到九龍老虎岩木屋區居住，那裡完全是難民住的，一旦發生火災，十分危險。1960年代港英政府把木屋區拆了，把難民遷到官塘，官塘過去都是菜地，政府建了徙居區，房租要28元一個月，等於是超級廉租房。從官塘去旺角區的華仁書院上學，路途就更遠了。黃宇和是一貧如洗的徙居區唯一一個在華仁書院上學的。

黃宇和在同學當中可以說是「雞立鶴群」，用他自己的話，他成了同學的「眼中釘」。絕大部分同學都是富家子弟，他們有司機接送上下學，而黃宇和在買不起公交車票時就走路上學，要花一兩個小時，每次走到教室時都是大汗淋漓。同學們穿著鋥亮的皮鞋，他穿的是一塊錢一雙的次貨布鞋，穿久了腳板破了一個洞，就用厚厚的報紙墊著，以防傷腳。同學們都穿著漂亮的校服，黃宇和母親就在地攤中挑了顏色相近的一套衣服，好在天主教重視教育，校方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孫逸仙在倫敦，1896-1897：三民主義思想探源》扉頁獻詞

中學的四位恩師

談起華仁書院，黃宇和對其中的幾位恩師深懷感念之忱。

沒有這幾位老師的教誨和幫助，黃宇和進不了香港大學，此後的人生軌跡或許會大有不同。他首先提到的是數學老師蔡成彭，「對我恩重如山」。蔡老師也是窮苦出身，少年時父親離世，母親撫養他長大成人，供他上學。所以蔡成彭老師讀中學是跳級式的，唯讀了中學一、三、五年級（香港中學學制五年），畢業後考入師範學院，憑獎學金讀了一兩年就出來教書了。他的長子比黃宇和大，教科書用過後，就傳給黃。黃家的境況就是蔡老師告訴江之鈞老師的，江老師替黃宇和一家支付在官塘徙居區每月的房費，解除黃的後顧之憂。曾幾何時，眾多老師聽到詆毀黃宇和的讕言，對黃宇和持懷疑態度時，唯有這位蔡老師始終相信他篤學向上的意志。數十年後，黃宇和飽含深情地表示：「知我者，莫如蔡師。」

教國文的劉敬之老師也給黃宇和很多指導、鼓勵和幫助。那個年代的香港，沒有多少人願意學中文，中學三年級的時候，黃宇和課餘就去普通話夜校學習，同學都不理解，說他發神經。到了中學六年級（大學預科）時，剛退休的劉敬之覺得這個小年輕有志氣，便免費指導他。每個星期天黃宇和都到劉老師家裡去，學習古文，練習書法。到了中午，劉老師又留他共進午餐，這奠定了他的國學基礎，讓他受用終生。

江之鈞老師主要講授英國文學，很有英國紳士風度。黃宇和在華仁書院讀書，得到江老師很多幫助。

羅倫士夫人（Mrs. Tessa Laurence）可以說是黃宇和在西洋史方面的啟蒙導師。她在1965年1—4月曾義務指導黃宇和閱讀英國史，教他如何分析問題，培養他獨立思考的能力，與中國老師強調的死記硬背完全不同。這種思維方式、邏輯辯證對他以後治史產生了很大影響。黃宇和說他能跳級考入香港大學，羅老師功勞很大。

1964年夏天，全香港舉行統一的中學會考，黃宇和過關後繼續在華仁書院念大學預科。預科要念兩年，第一年（即中六）念普通科（Ordinary Level），第二年（即中七）念高級科（Advanced Level）。不幸的是，普通科念到一半，即1964年12月下旬，黃宇和獲知新光大酒樓將在年底結業，父親再次失業，全家一下子陷入飢餓的恐慌之中。當時家裡積累下來的錢，哪怕買發霉發臭的米，也只能撐持四個月。在這種情況下，黃宇和有兩個選擇，一是用餘下的四個月在校念完普通科（1965年5月1日開始考試），再找工作；一是在念普通科的同時，自修高級科——那時考大學需要先後參加普通科和高級科的測試。

香港大學是當時香港唯一的一所高等學府，對考生的最低要求是通過三門普通科、兩門高級科的考試，而黃宇和經過1965年1—4共四個月的奮戰，在5月首先考了普通科三科，緊接著考了高級科三科。由於得到羅倫士夫人及劉敬之老師指導，全部及格通過。就這樣，黃宇和跳級（沒有念中七）考進了香港大學。值得一提的是，當年從九龍華仁書院文科中六、中七兩級預科班考入港大的只有三位同學，其中之一就是黃宇和。

香港大學

鯉魚躍龍門：港大三年

1965年9月，黃宇和邁進香港大學的大門。那一年整個香港有20萬中學畢業生，而香港大學全部學系（包括醫科、理科、工科、文科）合計共招200名，可見競爭之激烈。

進入大學，就是另外一個天地了。到了大學，修的科目跟英國一樣。那時香港的中小學是不教中國近代史的，這門課到了大學階段才有。

香港大學所有課程都是用英語講授的，甚至中文課當初也用英語講授，因為早期的洋教授能看但幾乎不能說漢語，他們就像教外國人那樣上課。黃宇和是從預科一年級直接考入大學的，成績不是很理想，無法獲得獎學金。他就申請文學院學生會一個免息的貸款計劃，畢業後還貸。負責貸款的學生會幹事特意跑到官塘徙居區調查，發現黃家確實窮得叮噹響，於是第一年就發放貸款。第二年，黃宇和考了兩個獎學金，此後就不用貸款了。

在港大，黃宇和最初住在校外的一所天主教會青年宿舍，後來學校裡面宿舍——盧格堂（Lugard Hall）——有床位，他就搬進去住了。夏天放暑假，其他同學回家學習、放鬆兩不誤，黃宇和回家則不能讀書。一對來自紐西蘭的夫婦，John McLevie 和Elaine McLevie。McLevie先生在港大教育系任教，他就跟陸盧格堂舍監建議讓黃宇和暑期繼續住下去，舍監同意了。這樣，黃宇和可以利用暑假繼續用功。第二年夏天，由於山體滑坡，盧格堂成了危樓，舍監就建議McLevie夫婦向大學堂（University Hall）舍監求助，讓黃宇和住進大學堂。大學堂是一棟古香古色的建築，冬暖夏涼。沒有居處之憂，黃宇和又可以發奮學習了。

黃宇和坦言，因為有了這些居住便利，他才能在畢業前實現赴牛津深造的夢想。他說，能先後住進盧格堂和大學堂，證明他與孫中山有緣份。住在大學堂時，清晨在附近的薄扶林水塘旁邊跑步；住在大學堂，清晨在半山的甘德道（Conduit Road）跑步時，腳下就是甘德暗渠。而1883—1886年孫中山在香港讀書時，喝的乾淨水正是薄扶林水塘儲存、甘德渠引導而來的。黃宇和由此溯源，並構建了他的「孫中山污水革命史觀」（詳見其即將出版的《歷史偵探》）。

此外，對於曾在港大有過集體住宿的經歷，黃宇和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大學的團體生活跟他以前的獨學鮮友很不一樣。但他在港大除了結交曾鈺成這位生死之交之外，至今只有兩三位從華仁書院時期就交往密切的朋友。當記者詢問在港大有沒有印象比較深的老師時，黃宇和講述的是另外一個故事，故事裡也沒有出現指導老師的身影。港大之於他，最大的好處是提供了一個自由閱讀的環境，中文的、西文的，黃宇和如饑似渴，手不釋卷。

薄扶林水庫

在牛津研究帝國主義

在港大讀了三年（港大學制文科三年），第三年黃宇和申請到牛津大學的獎學金。

到了牛津，黃宇和才深切體會到港大與世界一流高校的差距。他說，那時候港大主要教學方式是lectures，老師在課堂上講，同學記錄講義，老師開一些書目，同學到圖書館借閱；而牛津、劍橋主要教學方式是tutorials，一位導師手把手教導一到兩位學生。而黃宇和與其導師Geoffrey Francis Hudson，自始至終是一對一的，相互切磋討論。

在牛津，黃宇和兩年半時間就完成了博士論文，研究的題目就是後來出版的《兩廣總督葉名琛》。為什麼選擇這個題目呢？在1968年去英國深造之前，黃宇和長期在香港學習、生活，他深切感受到被殖民的滋味。神父教導他要講文明守規矩，碰到交通燈，紅燈停綠燈行，但現實情況是，洋人經常穿紅燈，根本不把交通規則當回事。老師教導他買郵票要排隊，洋人卻不管這一套，隨便插隊。這些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黃宇和感到困惑：為什麼洋人可以為所欲為？這種自身親歷的帝國主義，給黃宇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一探究竟。

但「帝國主義」這個題目太大，他必須通過一個具體的個案，作深入的了解。有一天他看到一本書，其中一處提到「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欽差大臣葉名琛。這個「六不」的罵名讓黃宇和陡然生疑，堂堂封疆大吏竟然這麼昏庸無能？從這個疑問出發，黃宇和「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最終他在英國公眾檔案館（英國國家檔案館的前身）發現了一批原始文獻。這些材料很多是用草書寫的，都是文言文，裡面夾雜著粵語方言，利用起來相當困難，而黃宇和恰恰是廣東人，中六時私下跟劉敬之老師練過書法四個月（1964年9月—12月）、學過古文八個月（1964年9月—1965年4月），如魚得水。迄今為止只有他一人系統地用過那套文獻。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

黃宇和在牛津的博士導師是Geoffrey Francis Hudson先生，他早年專攻中東考古，後來治學興趣有很大的轉變。在黃宇和眼裡，這位導師學問很廣，雖然不識中文，但能別出心裁地看問題，把各種線索聯繫起來看問題，給他很大的啟發。 Hudson每周抽一個下午專門指導黃宇和，字斟句酌，精益求精。不僅如此，對於黃宇和研究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比如他到外地調查，沒有足夠的旅費返回牛津，導師就慷慨解囊。Hudson為人謙遜，品性清高，舉手投足盡顯英倫貴族的紳士風度。對於Hudson的培養，黃宇和充滿感激，他在博士論文完成後對導師說，這本書將來出版就署我們合著，導師婉言謝絕道：「不！不！那是你的勞動成果，我只不過是從旁輔助而已。」黃宇和感慨地說，他在香港時對英國人恨之入骨，到了牛津則對英國人佩服得五體投地。顯然Hudson先生就是他欽佩的盎格魯·撒克遜文明造就的典範。

博士畢業後，黃宇和被遴選為牛津大學聖安東尼研究院（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的研究院士（research fellow，相當於美國的博士後）。他利用三年留校教書的時間繼續修改博士論文，1976年在劍橋大學出版社付梓。兩年後，黃宇和當選英國皇家歷史學院院士；2001年、2012年分別獲選為澳大利亞國家社會科學院和國家人文科學院院士。（文/饒佳榮）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