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強：霧霾中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

文 |吳強

今天人們談論霧霾的複雜心情，和2008年奧運會大加撻伐幾個美國運動員已經是天壤之別了。看看周遭彷彿世紀末日的景象，並且，隨著幾位律師以公民身份起訴若干華北城市政府，中國的霧霾政治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如同1960年代初的美國寂靜嶺。

拿寂靜嶺來比喻當下，或者啟示霧霾對未來中國社會生活的潛在意義，也許恰當。也許，仍然會被很多人嘲笑，就像他們在兩年前同樣嘲笑柴靜一樣，總是看不到事情開始發生變化，而且這種變化總是超出人們的最初預期，如同有人堅持的「是霧不是霾」，讓人無可倖免，又身陷雲霧，不知人心思變。

想起1980年代末剛到北京的時候，清晨時還能看到，寬闊的街道上，冒著青煙的大解放後面，會跟著一群騎車的中學生，在上課前集體嗨一路。如此生機盎然的景觀是今天的人們很難想像的，這些當年的學生們大概今天要麼在夜店裡嗨，要麼掙扎在生活的困苦中。

比如說，因為霧霾，汽車進城、上路需要單雙號限制，京郊農村在今年冬天到來之前緊急啟動了「煤改氣」工程等等。似乎，霧霾正在以它的無孔不入、無人能免的「均質化」，超越了地理界限，也超越了階級差異，變成當下最緊要的大事，也就是政治，超越了環境或者霧霾本身，而有了某種力量，可能改變什麼。

在三年多前的一篇文章里，我曾說，猶如2012年北京馬拉松賽道上的抗議，霧霾中一支號角正在吹響，喚起新興中產階級的環境意識。霧霾的受害者雖然均質化，卻因為階級、地理等因素產生不同的非正義效果，對那些大城市的新興中產人群來說，尤其敏感，而最可能發聲或者行動，表達不滿。例如，北京市民的不滿，在對社交媒體、傳統媒體的影響都要明顯比霧霾更嚴重的石家莊大許多，成都亦然。這些城市的公民社會到底更成熟一些。

只是，這一潛在的機制到底是什麼還不清楚，霧霾政治也就因此如同處在霧霾之中。與「從我做起」相似的，1970年代德國環境政治興起的時候，科學界有一種觀念開始流傳，即Bringschuld der Wissenschaft，科學有責任回報社會，促進公眾的科學理解。於是，科學界各種關於零增長的理論、環境污染的嚴重性以及核冬天的威脅等等，都首先由一些積極的科學工作者向大眾媒體的發聲，然後傳播開去，踐行著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1968年五月風暴後失落的學生們得以在這些環境、反核議題下重新集結、討論，動員起新的環境運動和社會運動，改變了歐洲的環境和政治面貌，包括催生了綠黨在1980年代的誕生。中國的科學界雖說自21世紀初便開始研究霧霾，卻始終自說自話、語焉不詳，並沒有提出什麼清晰、有效的公共政策建議，偶見報端或者付諸實施的，卻無不打擾著市民生活，如將霧霾成因歸結為炒菜油煙，或者提出機動車限行方案。

然而，人民的忍受力似乎也同時在增強。記得我2003年在京調查不久就得了咽炎，那時的霧霾並不算重，還是夏季，可是神奇得很，一離開北京，坐火車才行到雁北，咽炎就奇蹟般地好了。但是今天生活在北京，已經養成了間歇跑的習慣，只要看到風來了、霧霾散去，便恢復奧體公園的長跑訓練，而當霧霾加重，則蟄伏休息，如此這般。

那些幾年前因為子女健康問題紛紛避居大理的朋友，也陸續搬了回來，畢竟，難以長久離開北京的生活和社交。然而，當那些留在霾都的人們，不斷加裝各式新風系統、更小心地佩戴口罩、學會霧霾生存的同時，他們也更精細地計算著留在北京的收益和霧霾給生活帶來的損失。這樣的計算，連同他們的討論，便漸漸形成了一個霧霾中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

當今天重溫兩年前柴靜的《穹頂之下》，或許就能因此重新評價這部紀錄片的價值，儘管直到今天仍有許多人嘲笑柴靜在播出紀錄片演講時所號召的「從我做起」是那麼軟弱無力。其實，無論從柴靜講述她的家庭經歷和認知改變，還是從這部紀錄片所反映的中國霧霾政治的「四種驅動力量」，都可歸結為個人主義對生活質量的計算。這是符合中產階級理性和價值觀，也是他們最為關心和做出集體選擇的邏輯。

然後，其餘的三種力量，也就是筆者在《穹頂之下》播出後第一時間所觀察到的：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行業和利益集團，因受國際相對價格變動而影響其討價還價能力，最終遭受著新能源部門的強勢競爭和嚴厲的打擊；減排作為中美關係的唯一可靠紐帶，導致今年G20峰會前夕共同簽署巴黎氣候協議；環保部門的權力上升。除了後者繼續中，前兩項國內和國際政治的因素都已經先後完成使命，剩下的，只有中產階級的生活質量才成為可能影響未來的關鍵。

這當然不僅僅是因為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規模在擴大，更重要的，是因為生活質量的政治化。換言之，圍繞生活質量產生的問題，可能都無法繼續內化為家庭問題或階級問題，而可能上升為社會問題、階級衝突或者關係政權的支持力量抑或相反，也就是公開化。

這是另一種形同霧霾的「均質化」，像牛奶的均質化處理，可能將一個消費階級轉為政治階級。例如面對三聚氰胺、地溝油的食品安全，中產階級通常可能避開這些安全問題，選擇進口牛奶和奶粉、較可靠的餐廳。這是消費的階級隔離，也可理解三聚氰胺的受害者群體無論怎麼動員都難以形成有力的聲音。中產精英在其中，只是給予法律和媒體的援助和慈善救濟，也因而隔離了中產階級的集體行動。

作為一個消費階級，即使面對與自身消費行為相關的環境和階級正義問題，如魚翅、皮毛、金槍魚或者血汗工廠，「從我做起」、通過消費抵制的確不易。就效果來說，消費責任也不比生產商責任和政府監管責任更重要。真正能夠將他們從消費者轉為公民，需要動員和參與，形成聲勢浩大的消費抵制運動，如動保組織長期以來對海豹皮的抵制、對金槍魚的抵制運動、對咖啡豆公平貿易的倡導等，長期之後可能改變觀念並形成新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消費的政治正確。

在這個意義上，柴靜的「從我做起」，指向的是一場社會運動。在紀錄片之後，所缺者是社會的跟進和動員，這些當然有著環境的限制。但其訴求背後所隱藏的，卻是區別於普通的政治消費主義或者消費抵制運動的問題——生活質量的政治。它的階級屬性，來自中產階級一切的虛榮所在：對生活方式不顧一切的追求和小心翼翼的維護，如學區質量、住房地段、物業水準、倉儲超市、汽車品牌、服裝品牌、旅遊地等，這種對生活方式的敏感性之強，代替或者超過了他們對階級正義、對福利和稅收的敏感。也因此，很容易形成一個集體性的階級幻覺，對享有增長、財富和自由的幻覺，才導致他們擁護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對川普的本能好感、對社運的反感以及對底層階級痛苦的無視，儘管他們也會更多地參與各種「慈善、公益」，安撫內心的不安。因而整個中產階級構成了新自由主義的統治秩序，這或許是胡鞍鋼信心滿滿認為中國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礎所在。

實際上，這個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讓人擔憂的。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後的2007年，世界銀行發表了一份報告《東亞復興：經濟增長的觀點》，第一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警告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可能面臨的困境，在人均國民收入1000到3000美元間的中等收入國家很少能夠成功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卻卡在當中，勞動成本比更多低收入國家高，高技術優勢不足，難以與發達國家競爭。歷來重視世行意見的中國自然把這一警告當作心頭之患，才有「十二五規劃」中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為經濟發展目標。

換言之，當中美首腦在杭州G20峰會前夕簽署了巴黎協議文本，即將共同面對川普當選後的不確定性以及化石能源業的利益集團都被目之「野心家、陰謀家」而淪為犧牲品後，霧霾的加劇卻凸顯了圍繞國家發展的最大隱憂，也就是中產階級的力量所在，維持中產生活質量的巨大壓力。生活質量下降帶來的不滿，不同於傳統的相對剝奪感，可能具有積累性的爆發力。他們對生活質量渴求：無論是每年超過兩千萬輛的世界最大汽車市場、最大奢侈品市場、對自由貿易與旅行自由及石油的需求，還是對教育平權、財產權利、公民人身權利的敏感或克制，都抵不過霧霾如此無差別化、直接全面的對生活質量的損害和侵犯。

穹頂之下，他們無法再偽裝不知道河北的鋼鐵污染，無法忽略過去二十年的經濟增長的代價，也開始思考霧霾的公共性、空氣的公共品及其福利正義問題，如對強制關停污染產業引發的生態轉移支付和環境不正義問題。畢竟，污染產業的關停固然可能造成大批失業，但是工人階級和普通的市民階級往往也是環境惡化面前最脆弱的受害群體。生活質量問題遂轉為普遍的公共問題，而可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並非一句「善待中等收入群體」可以安慰的。

然後，一夜之間，彷彿有一支號角在嗚鳴，一切都改變了。有的人移民到南方或者國外，更多的人只是改裝了新風系統，而霧霾的範圍越來越大，連一向天府之國的成都也成為重災區。當那些兩年前不相信霧霾就是政治、嘲笑「從我做起」的人們終於開始談論霧霾政治，意味著一種「誰也無可逃遁」的環境責任意識開始生長。這既是一種公民責任，也是一種全球責任，並且可能超越個人主義，產生集體行動。這或許是「從我做起」暗含責任倫理的效力吧。

然後，沒有什麼能夠與此相搏。長期來說，也沒有什麼手段，能夠剷除它，只要「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還在那裡。這或許就是霧霾的均質化效應吧。未來很長的時間裡，我們可能都要同呼吸、共見證。

【作者簡介】

吳強|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政治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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