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女性深受懷孕之苦

文 | 薩蘇

原文：《延安女性深受懷孕之苦》

延安抗大的女學員

對生理現象的無知，與幾乎沒有什麼避孕措施，很多離開父母、逆家庭的革命女青年都是稀里糊塗地懷了孕。她們中的有些人，甚至是在出現了強烈的妊娠反應後，才去醫院檢查，知道自己已經是准媽媽了。營養的不足，使她們的身體健康狀況越來越差。

中國現代革命首先是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直接表現為一系列的解放運動，運動中湧現出大量的叛逆者、逃亡者和理想追求者。走出家庭，叛逆社會，拋棄「三從四德」的舊式道德倫理，是青年知識女性踏上革命道路的必然開始。這場革命從來不提倡性解放、性自由，但在舊倫理已經被委棄，新道德還沒有建立起來之際，婚姻自由與性自由曾一度蔓延過。

大革命時期的湖南郴州，有一批熱血青年投身革命。「這些男女學生白天走上街頭巷尾或深入農村，開展宣傳發動工作，晚上回來卻是又唱又鬧，瘋瘋癲癲的。夜間男女也不分，幾個人擠在一張床上，深更半夜還吵吵鬧鬧的。……他們以為現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

這種極端行為很快就被革命組織制止了。

中國革命是在極其殘酷的社會環境中進行的，表現在婚姻關係上或極端過激，或因戰爭環境無暇他顧而失控，或不得已而為之。「當時，井岡山上男女關係是比較隨便的，雙方一對歌，中意了，就可以成為夫妻，住在一起。」蘇區最初簡單的婚姻條例，是王明從蘇聯改進引入的，1931年11月，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通過。「確定男女婚姻，以自由為原則」，「實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確定離婚自由，凡男女雙方同意離婚的，即行離婚，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亦即行離婚」。這固然為解除舊婚姻提供了法律依據，同時也為革命婚姻關係的解除提供了便捷。

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1939年4月，陝甘寧邊區政府頒布了《陝甘寧邊區婚姻條例》，共22條。之後該條例在1944年3月和1946年4月兩次修訂，對其中離婚條件都做了具體的列舉規定。

但必須指出的是，這些法律條文的執行是有一定限度的。而在1939年4月以前，延安革命隊伍里的婚姻主要是靠組織紀律來約束。戀愛結婚的條件有「二五八團」和「三五八團」之說。前者為：25歲，8年軍(干)齡，團級幹部；後者為：男女雙方必須有一方是八路軍的團職幹部，男女雙方必須是黨員，且有3年黨齡，雙方年齡之和為50歲。對此，筆者至今沒有查找到任何具體的組織決定，估計很有可能只是各地，甚至是各個部門自行擬定的，執行當中也時常因人而異，因事而異。

比如，當時駐守在米脂的八路軍三五九旅規定的婚姻條件就寬鬆得多：紅軍時期入伍的連以上幹部、抗戰時期入伍的團以上職務，年齡在28歲以上，即可就地解決婚姻。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出任抗大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驊感覺到，隨著革命女青年的到來，婚戀情況也多起來。為了不影響學習，他在徵得毛澤東的同意後，抗大政治部做出決定，要求學員學習期間不準談戀愛、不準結婚。可是不久，抗大一位校領導幹部沒有報告，就與女學員結婚了。有人彙報後，毛澤東一紙手令，將該領導撤職，並降一級使用。莫文驊又覺得事情處理得嚴重了點，便給毛澤東寫了一封求情信。毛澤東叫人把莫文驊喊去，當面責備說：「你這個莫文驊，規定學習期間不準談戀愛、結婚的是你，現在說情的又是你，出爾反爾，怎麼搞的嘛？」莫文驊自知理虧，趕緊檢討。後來，抗大發生黃克功事件，大家知道問題嚴重了。

受託隨何穆、陳學昭夫婦到延安的夏沙，從抗大畢業後，被分配在抗大總校文工團工作。抗大總校於1939年遷往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後轉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又回晉察冀。1942年整風運動期間，她帶著身體和心靈的創傷回到了延安。

17歲時，她與文工團一位同事戀愛。不料，另外一個同事在與她接近過程中卻使她懷孕了，這時她剛18歲。她相信組織，找到副政委張際春坦白交代，並請求處分。張際春給她無限期延長入黨預備期的處分，但勸她結婚。張際春說，共產黨員不結婚生孩子，怎麼向群眾解釋？也不能把你長期「堅壁」在山洞裡不讓人知道。你們感情不好，生育以後可以離婚嘛。1942年，張際春調任八路軍野戰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抗大來了新的副政委，他說共產黨員怎麼能那麼隨便，結婚不久就離婚？

為保護兒童，陝甘寧邊區政府明確規定嚴禁打胎，「私自打胎者以犯罪論」。私生子與一般嬰兒享有同等待遇，「周歲以前之嬰兒，無論由母親養育或僱人養育，每兒每月均發保育費10元；周歲以後的嬰兒，領取半成的伙食糧費，並發給保育費5元，不領伙食費者仍發10元。」(這個時期，八路軍津貼每月標準是：戰士元，排長2元，連長3元，營團長4元，師長5元，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的津貼也是每月5元。)

這樣的婚姻制度和婚姻環境，這樣的胎兒保護政策和兒童保育政策，給革命隊伍里的女青年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

對生理現象的無知，與幾乎沒有什麼避孕措施，很多離開父母、逆家庭的革命女青年都是稀里糊塗地懷了孕。她們中的有些人，甚至是在出現了強烈的妊娠反應後，才去醫院檢查，知道自己已經是准媽媽了。這是她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的，因為革命還遠遠沒有成功呀！

面對突如其來的孩子，她們一籌莫展，懷孕後的妊娠反應接踵而至：

本來延安的小米飯、南瓜湯、鹽水煮土豆，吃得香噴噴的。可是妊娠以後卻難以下咽。……有的孕婦反應嚴重，吃進多少吐出多少，吐完了食物吐胃液，吐完了胃液吐膽汁，好像五臟六腑都在腹腔里翻滾。本來延安的飯菜營養已經夠單薄的了，加上不能進食，經過幾個月的折騰，即使是矯健的年輕女戰士，也會變成病號。胎兒的營養全靠母親自身儲備，十月懷胎，待嬰兒呱呱墜地，做母親的臼牙開始搖動脫落，臉上出現皺紋，腦筋反應遲鈍，達不到一個戰士的素質要求了。

對此體會最深的應當是賀子珍。自從1928年5月與毛澤東結婚以來，井岡山上，長征途中，陝北延安，她「生孩子實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現在肚子里又懷孕了」。她的身體健康狀況越來越差，以至於在抗大學習期間竟然暈倒在廁所里。而她執意離開毛澤東，離開延安去蘇聯治病時，年方28歲。

十月胎成，接下來的生育，對這些戰爭環境中的知識女青年來說，有時甚至是生死考驗。

1945年9月，正是重慶談判的時候，王丹一在清涼山窯洞宿舍里生產了。

艾思奇在另外一間窯洞里寫文章，我在窯洞宿舍里，沒有燈光，感覺得痛疼難忍，就哼叫了。隔壁××夫人聽到了，叫來艾思奇。艾思奇束手無策。這位夫人讓勤務員趕快叫來中央印刷廠衛生員，問我預產期是哪一天？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預產期。這樣，就在窯洞宿舍里生了。

……只有一個勤務員，年紀太小，什麼也不懂，第一天幫我們洗了一下，以後就不幹了，臟衣服放在窯洞里8天沒人碰。

1941年3月，曾志住進當時延安醫療條件最好的中央醫院婦產科準備生產。最關鍵的時候，接生的醫生們都去吃飯去了，產房裡只有一個護士。孩子順產出來時，護士沒有接住，「咚」的一聲，竟然掉進了產床下面的鐵盆里。這個孩子就是陶斯亮。孩子生下來了，但吃飯的醫生還沒有回來，她就只能在產床上躺了有一個小時，才被抬進病房裡。「病房也在窯洞里，這個窯洞還住了一個女同志，剛分娩兩天。我被抬進病房後就再沒有人來管我了，而我卻開始大出血。想請醫生來，又不好意思讓剛分娩的病友去，這個時候我真希望醫生能碰巧來一下，哪怕進來一個護士也好呀，可始終等不到。直到我感覺快虛脫了，才告訴對面床上的同志，她立刻起來，看我臉色蒼白，馬上去叫來了醫生，此時我已失去知覺了。」她是陶鑄的夫人，尚且如此，其他人住院生產的護理情況也可想見了。

「當時延安條件困難，不是生下小孩就有託兒所。……許多母親為了給孩子一點營養，十分辛苦，要自己養羊、放羊才能擠出羊奶給孩子吃。為了給孩子做飯，要到大夥房後邊揀煤核，才能燒起小爐灶。」當初奔向延安的知識女青年們，都是懷抱著一腔救亡報國，改造社會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熱忱，可以說，她們誰也不會想到自己叛逆了舊家庭和舊社會，來到革命隊伍里還要回到窯洞，回到家庭，去帶孩子。

她們有了孩子，她們便被一根無形的繩索捆縛在一個狹小的籠子中了！她們邁動不開腳步，向學習，向工作，去進取她們自己的希望。為了撫育著革命的新的一代，她們是願意付出最大的犧牲與忍耐的。因此，煩惱與勞累，不能使她們發出一句怨言。只是她們不願意放棄為革命所應盡的母性外的人性的職責。她們在矛盾中掙扎！

革命女青年們作為妻子和母親，在生育中所經受的流血、疼痛與傷心，直接剝落著她們的颯爽英姿；而回到窯洞撫養孩子，日常生活的平庸與瑣碎，則間接侵蝕著她們的壯志豪情。

而最讓她們心痛的，則是母性與事業的兩難。革命對於革命者來說，總是第一位的。於是，就出現了將孩子送給老鄉臨時撫養或永久撫養的事情。可惜，陝北老鄉們家裡的條件之簡陋，又往往是出乎想像的。

1941年3月，韋熒在中央醫院生育後，身體非常虛弱。她與艾青商量後，決定把孩子暫時托放在附近的一個老鄉家，準備等自己出院後再接回來。一個月後，他們去接孩子時，「推開門，發現主人不在，再看炕上，嬰兒身邊放著一碗小米湯，碗里還趴著一隻蒼蠅。……孩子骨瘦如柴，顯然是缺少營養的緣故。不幾日，這個孩子終於夭折了」。這是韋熒與艾青婚姻中的第一個孩子，給他們刺激很大。孩子死後的第三天，他們兩人在窯洞里枯坐，半晌都沒有話。

石瀾在搶救運動中生下孩子，但覺得最痛苦的是生下孩子後又被迫丟棄孩子。「1943年我生了第一個兒子以後，用乳汁哺育了將近一個月，當嬰兒第一次向我發出天使般的微笑時，我是多麼地陶醉啊！但就是在這時，上級卻通知我，要我把嬰兒送給別人，而且聯繫好了，送給王家坪附近的一戶農民。因為舒同要到前方去，我必須隨他同行。這是大局，我別無選擇。當我把自己的幼兒，從懷中用雙手托起交給一個陌生農婦時，我的心都要碎了。我這個年僅26歲的小母親支撐不住自己的身體，昏倒在農婦的家門前。」